杜甫是中国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世界上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抒情诗人了。他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作品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高，对后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故一千多年来，其诗被称为“诗史”，其人被称为“诗圣”。一部《杜工部集》，是诗人的起居注、交游录，是地方的食货志、风俗通，是自然的草木谱、山水经，而尤其是大唐由盛转衰之际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事件的纪实。
杜甫一生的荣枯，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唐代那一重大历史转折期的缩影。因为他，国人对史上同样惨烈的永嘉之祸、黄巢之乱、靖康之难、甲申之变的记忆，都不如对安史之乱来得清晰与深刻。就像英国人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得到的罗马史知识超过普鲁塔克《名人传》，我们对安史之乱的了解，得之于杜诗的，也超过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正史所保存的是时间、数字等冷记忆，诗人却给出视听化的鲜活经验，带着体温、景深和饱满的颗粒感。卢卡奇在《论莎士比亚现实性的一个方面》一文中说：“在莎剧中，命运曲线的节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条基本的、一般的直线，而是由许多丰富多彩的爆发性瞬间组成，这些瞬间似乎完全吸收进 hicet nunc（此时此地）了。”我们读着杜诗，看着九庙被焚时热浪灼飞出去的瓦、群胡腰间凝血的箭、女儿被捂住生怕她出声的嘴、幼子脏兮兮没穿袜子的脚、捉来当丁的肥男和瘦男、翻墙逃走的老翁、月光下的战地白骨……我们沉浸在诗人的当下，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化身为彼，移情于此。老杜“栖栖一代中”的书写，就这样笼罩百代，上升为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内化为我们各自的心理现实。按照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杜诗作为诗史，是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读杜诗，可以论其世，可以知其人。自有文字或文学以来，从未有一个人被如此真切而充分地写过。尤其是四十岁之后的二十年，杜甫经过的每段日子，其一言一行，一悲一喜，不止履历，甚至病历，都历历可辨。我们不但掌握他外在的行踪，还能透视他内在的心迹。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心系廊庙，又情牵山林。儒行世间，而道求方外。既恤民瘼，亦体时艰。虽感主恩，还规君过。说他疏狂，他又谨慎。说他严肃，他却幽默。说他迂直，他也圆通。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然而初心不忘，痴性不改。因此，说到底，这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对君上忠，对朋友诚，对妻子爱，对儿女宠，对兄弟厚，对乡邻亲，而又好健马，敬义鹘，怜池鹅，惜溪鱼，有万物一体之仁。张戒《岁寒堂诗话》曰：“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可老杜不仅是我们情感教育的教父，影响了无数人的价值观，还引导了我们观物与审美的眼光，令我们看山不再是原初的山，看水不再是本来的水。举凡陇阪、蜀道、锦江、夔门、湘水，杜诗都给勾了线，着了色。更有甚者，我们看马会想到房兵曹的马，看鹰会想到王兵马使的鹰，甚至连看花也不纯粹是自然的花，因为有《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与《绝句漫兴九首》，宋元明清的诗人，为花颠狂为花恼，替花惋惜替花愁，一下笔就滑向了老杜的文字配方。
总之，杜甫以他的写作再现了自身的时代，又参与重塑了后人对于各自时代的感知与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杜诗总是与后来的时代形成互文，为后起的生命做出代言。诗人在其诗中融入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又被后人一代又一代汇入自身的经验，不断拿自己的世界与杜甫的世界相互参照，彼此确认，从而使其意义不断增殖，而且永无休止，正所谓“其诗日读而愈新，其义日出而无尽”也。
杜甫被称为诗圣。“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抱朴子·辨问》）这样说来，杜甫也就是最会写诗，或者说，诗写得最好的人。那么，为什么好？怎么样好？以下就围绕着风格、结构、节奏三方面，贯穿起句法、章法、韵法等要点，加以阐说。
一部杜诗，地负海涵，千汇万状。元稹《墓系铭》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叶燮赞其“包源流，综正变”，无非在说：向前看，《诗经》的典雅、《楚辞》的藻艳、建安的慷慨、齐梁的绮靡，杜甫学什么像什么；向后看，昌黎的奇险、香山的平易、长吉的幽仄、义山的精深，杜甫要什么有什么。这正是韩愈所谓“独有工部称全美”，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
杜诗穷极变化，却有一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风格，这就是沉郁顿挫。语出杜甫《进雕赋表》：“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本来是说扬雄、枚皋文思有迟速之别，而老杜自谓能兼之，快也快得，慢也慢得。慢起来的话，思则深沉，辞亦顿挫；快起来的话，时虽短促，才却敏捷。可是相比于李白，杜甫的特点并非随时敏捷，而是沉郁顿挫。四个字分两方面说，即文思沉郁，而音情顿挫。沉郁是想得深，顿挫是说得重。顿是停，挫是断，偏于节奏的节而言，也就是止。而奏是进，进则浏漓，止则顿挫。杜甫称公孙大娘舞剑器“浏漓顿挫”，就是说节奏好。杜诗的语言也“独出冠时”，总是倾向于潜气内转，故再快都有重量，再轻都有密度，再细都有质感。诗人用他千锤百炼的字法、句法和章法，使其文本成为超强编码的信息流。
重量、密度、质感，这一切都统摄在诗人广泛而深沉的世界观中。“他善于从语言中提取出全部潜在的声韵、情感和感觉，在诗歌的不同层面中、全部的形式和属性中把握世界，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象，即：世界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是一种秩序，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等级体系。”这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但丁的话，完全可以移评杜甫。在杜甫的深层意识中，宇宙秩序、道德秩序、审美秩序，三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天之道，即人之道，亦即文之道。这是《易经》提供给杜甫的一种想象图式和一套比兴模式，让诗人以原始思维而感之，以原型意象而写之。这是真正的天赋异禀，使得杜甫“读书破万卷”之后，还能“下笔如有神”。
在杜甫眼中，世间万物生生不息，息息相关，充满灵性、情感、意志，彼此互动、共振、交感。这正是初民的巫性思维，或者说，诗性思维。在杜甫诗中，天、地、山、水、风、雷，以及鸟、兽、草、木、虫、鱼，彼此感而遂通，又与人事、与人心形成对应关系，成为内在精神的象征。这些原型意象，因反复使用而沉淀出共通的意义。杜诗中的品类之繁、元气之足，正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写照。而一旦流变的进程被扰乱，就生机枯而生民病矣。于是，苦雨终风、乱云急雪、马鸣鹰视、虎吼龙蟠，无不隐喻着人的坎坷或顺达、心的悦豫或阴沉、道的有序或失位。不明乎此，我们就无从解释杜诗那磅礴想象的起因，和字词之间无穷张力的来源。
天、人、文三者合一的秩序意识，赋予杜甫超稳定的结构感，表现为其诗体之富与其章法之严。
杜甫的内心似有阴阳互补的两种力量，奇偶相生，整散相形，正变相济，加上他既受骈文的熏习，又嗜好雄深雅健的古文，发而为诗，遂众体皆备，且各体兼善。而诗体本身对结构就有基本的规定性。比如，古体与近体不同，五古与七古、五律与七律、五绝与七绝有别。先说古体。杜诗前期，五古写得又多又好，或继承汉魏乐府以述情陈事，或效法阮籍、陶潜以言志抒怀，层层掉换，节节推进，给人以凝重庄肃之感，其间多有变调，常出闲笔，将异质的成分织入主题的发展中，形成包容的结构。他的七古则横放杰出，善于随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展开叙事，像一面面镜像重叠起来，左右映带，前后衬托。而无论长篇还是短制，他的五古与七古，主题隐而又现，意象分而又合，思路断而又连，却不管意绪兜转得多远，最后总是能接回来；也不管结构欹侧得多厉害，到底还是能稳住。
再说近体。杜甫的五律与七律，更是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其组织之细密，弥缝之浑成，最能见出他的关联思维和对称意识。他的五律，将初唐词臣的组织工巧发展到极致，却大大扩展了其使用范围，就像写日记一样，一景一物，一事一理，无施而不可。他的七律，在盛唐大家高华雅正的格调之外，又开出无数法门，如书体之有楷书、行书与草书，从端庄严肃，到烂漫槎枒，应有尽有，但意脉从来不乱。由于杜甫非同一般的秩序意识，他往往打破律诗的通例，四联皆对，格外凝重。连绝句也喜欢通体对仗，密实有余而风韵不足，向来不被视为正声。他却不愿削减具体要素而脱实向虚。这种裁对琢句之长技，在五言排律中得到最充分的施展。诗人排比声韵，铺陈典故，动辄数十韵乃至上百韵，结构宏大规整，但也就更少流动性。古人虽极推崇，今人却相对隔膜了。
杜甫的结构能力之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经常成双成对地制题写诗，如《哀江头》《哀王孙》与《悲陈陶》《悲青阪》、《春宿左省》《晚出左掖》与《曲江对酒》《曲江对雨》、《月夜忆舍弟》与《天末怀李白》，等等。他用每一种诗体都精心结撰过组诗。从早年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起，杜甫就开始突破单篇的狭小边幅的限制，以多首组合而成连章体，展示更为丰富的叙事与抒情内容，如前后《出塞》和“三吏”“三别”。而且越到后来规模越大，有的没有组诗之名而有连章之实，如秦蜀道中的前后二十四首五古纪行诗，夔州的自《洞房》到《提封》咏叹玄宗朝时事的八首五律，都经纬错综，脉理曲折，极见诗人经营位置的手段。而到了《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尤其是《秋兴八首》，更是诗人艺术创造之雄心的最高表现，成为一部多乐章与多声部的交响乐作品。
就诗而言，风格是气貌，结构是骨架，节奏是血脉。正如诗体本身对结构有着基本的规定性，对节奏也先期订下了合约。杜甫古体与近体兼善，节奏亦随之而神明变化，可谓古风之变极，近体之妙穷。
先说古体。五古的驰骋空间不如七古，字数整齐的限制也带来情感表达的节制，故趋向较稳，虽动也有静意。七古则易于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故变化特多，虽静也有动感。老杜的动静更大，因为他不断给自己加码。他的五古，哪怕长篇也往往一韵到底，如《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各五十韵与七十韵，都是终篇一韵，却随着场景与心情的转换而自成段落，仿佛逐段换韵。他的七古，哪怕短篇也十九转韵，更不用说那些长篇的乐府歌行，或成矩阵，或出杂言，繁音促节，层波叠浪，把节奏的参差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说近体。杜甫在探索五律和七律的美感潜能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天才地预见了完美的格律必将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于是，他一边按照圆满的黄金律大写其字正腔圆的正体，一边打破固定的声音模式而创出拗体，把别扭、拧巴引进了美与和谐，以声律之不齐，见心律之不齐。像“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仄平平平），都是拗得越狠，对得越工，听觉上跟你很生，视觉上又跟你很熟，在审美的习惯性与陌生化之间维系着微妙的平衡。
杜诗的句法极富创造性，本质上也是为了调整节奏而发展出来的。平常的句子，“纤手传送青丝菜，高门行出白玉盘”“春水坐船如天上，老年看花似雾中”，文从字顺，都很溜。可一经他手，一番拆装之后，便有了筋骨和风神：“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顿逗也有了些微变化，在“盘”“菜”“春水”“老年”之后有一个延宕和沉吟，将惯性的二二三读成了一三三和二五。错位和调序之外，杜甫控制语言的流速办法还很多，文言典重，口语爽直，实字镶嵌，虚字斡旋，对句收拢，散句放开，多元的成分做多样的排列组合，都能有效地使句子的节奏张弛有致。
杜甫对双声叠韵的喜爱，对四声递用的执迷，也多半是出于节奏的精准考量。王国维《人间词话》未刊稿说：“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可见双声叠韵原是让节奏一松一紧的有机手段。杜诗尤善于此，即心即物，至巧至密。有时相隔数字，彼此呼应，而成为和声。比这更炫的，是他的四声递用手法，其律诗的四个出句的末字，往往平上去入交替使用，抑扬抗坠的幅度最大，声音的表现力也无以复加。这样一个高度为文化所化之人，一下笔就沾濡粘连着历史文本的纤维，偏生就一副原始人的唇舌，一开口就声与意会，情同韵流。异音相从之外，他又大胆地同声相应，像“中巴之东巴东山”的一连七平声，以及古体中“壁色立积铁”的一连五入声，“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的五连平加五连仄，更是千山独往，一意孤行。
杜甫之所以封圣，是各种各样的外因内因所集之大成。
首先，他幸逢开天之盛，又惨遭安史之乱，见证了时代的巨大落差。锦衣公子，麻鞋难民，天子近臣，荒江野老，如此宽带人生、广谱经历，在同时代人中独一无二。短暂立朝，使他拥有了在政治中枢才能获得的气象和格局。长期流寓，更让他走进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他的行踪遍及吴越、京洛、秦陇、巴蜀、湖湘等大半个中国，所摄受的肃然的气象、盎然的生机、森然的物色，一以诗发之，故其人既为时势所成，其诗亦得江山之助。
从诗史本身来看，诗骚、汉魏、齐梁、初唐，各种形式与风格大备，对仗、用事、声律等技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正等着大诗人出来，兼收并蓄地继承，推陈出新地转化。杜甫恰好处在这个继往开来的节点上，他的诗学眼光又最为博观圆照，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吾师，故能兼巧与力于一身。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从事各种炫目的语言实验。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强调诗歌对世道人心的担当。所以，像《兵车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不仅思想崇高，感情深厚，艺术也堪称完美。
杜甫天资卓越，学力富赡，从小就储存起庞大的文献数据库，又具备强劲的检索功能。他早早跻身于盛唐诗人的超级朋友圈，与李白、高适、岑参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高视阔步，以诗为一生之事业。四十岁之前，所缀诗笔，已约千有余篇，此后更用力精勤，无论在极其动荡的岁月，奔走潼关、迟回陇阪、跻攀蜀道，还是在极其安静的草堂与夔峡，他都口不辍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夔州的二十二个月中，他写了四百四十首诗，平均三天两首，真是惊人的努力。而这非凡的毅力也是由过人的体力所支撑的。得益于小时候的“健如黄犊”和青春期的呼鹰走马，他直到晚年，尽管疾病缠身，老底子都还在。
最后，杜甫一生热爱各种艺术，修养极深，眼界极高。他六岁在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十三四岁在岐王宅与崔九堂听李龟年唱歌，都是音乐和舞蹈的顶流。书画名家的真迹他经眼无数，如吴道子、杨契丹的壁画，张旭的草书，薛稷的榜书等，还观赏过冯绍正的画鹰摹本、顾恺之的江宁瓦棺寺维摩诘像图样。他曾亲见郑虔粉绘、曹霸丹青、王宰山水、韦偃松石。李邕是忘年交，顾诚奢是老相识，王维是同僚，李潮是外甥，连颜真卿也是他三司推问时的主审之一，故杜诗跟颜字想必也互不陌生。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是能够彼此唤醒的。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少陵可知矣。
也许，只有用老杜式的语言，才能表达对优入圣域的杜诗的称叹。于是，我操斧伐柯、借花献佛，效《史记索隐》之先例，集杜甫文赋之成句，而为述赞曰：
岁则云暮，实虑休止。度长立极，报本返始。注道为身，觉天倾耳。恍惚余迹，苍茫具美。
损于而家，忧于而国。奔走无路，尚假余息。逝水寒文，藏舟晦色。大哉圣哲，垂万代则。
（《杜诗三百首》，江弱水评注，中华书局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