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一九八〇年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七七、一九七八级学生开“杜诗导读”课的时候编的教材。原名“杜诗选读”，教的过程中颇有修改。因忙于别的任务，无暇彻底整理。去年本院改师大，系上招了古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又新招了唐宋文学研究生，让他们合起听我讲杜诗。于是将旧印本重加修改增补，改题“杜诗选注”。
解放后对于杜诗的评价是有争论的，首先是杜甫是否可以称为“人民诗人”的问题。个人认为，封建时代的诗人，只要他们的创作带有民主性，就可以称为人民诗人。要求过高，两千年的文学史就会是漆黑一团，我们今天将何所承继？岂不是凡属民主精神或精神文明都要靠外国进口吗？把古代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和把古代历史文化说成完美无缺，都是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应该的。还是研究实际材料然后再下论断好。
我个人认为，唐代文学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被喜爱、推崇，除有一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做背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唐代政治比较开明。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惊叹唐代诗人说话十分大胆。杜诗即在其中。他批评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将相、名流，都直言不讳。说这种话本难，说这种话而未得罪、被祸，岂不是也很难吗？举杜诗例来说，《三绝句》第一首“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云云，是挞伐叛乱的，这样的诗，历代的诗人也写了许多，不见特异。第二首写二十一户逃难的人家，后来只剩下三个人了，父亲又忍心把两个女儿抛掉（多半是卖掉了），只身奔回老家。事虽极惨，别的诗人也能写。第三首是：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正在依靠官军平叛的时候，直接指摘这些官兵其实和叛匪差不多，一样杀掠。这就不是许许多多的诗人敢于写的了。一方面固然由于杜甫真正爱人民，“慈故能勇”，但也要靠一个饱含民主气氛的社会，所以诗人的笔才会这样横放。
明代的杨慎颇不喜欢杜诗。《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批评杜甫评论时事的诗说：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叙饥荒，则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
也生于明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有一段话，恰好讨论的是诗风的直与婉的问题，抄在下面：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初非有所指斥，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恶，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柔敦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
杨、王的话各有道理，又均带有自己时代的影子。明朝早已不是“言之者无罪”的时代了，不能和开元、天宝时代相比。读杜诗，一面使人感到他“自任天下之重”，几乎有点像现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的“俄国作家有责任不隐瞒国家的真情”。这不够称人民诗人吗？一面使人悟到，不可离开时代责备诗人。升庵指责杜诗“讪讦”，和洪迈论唐诗的话所反映的实质略等，只不过明人更不及宋人的处境罢了。
以上已涉及杜诗的风格了。杜甫的为人，可以借用庄生的话，称之为“博大真人”。因人及诗，博大指他的诗，真指他的情感（真人就是真正的人）。杜甫性情最真，表达则不拘一格。白居易强调诗的政治思想性，却往往纯是理智，说的是“应该如此”，不惜牺牲了艺术性；李白、韩愈强调诗重立意，鄙视六代，而杜既贵清词，又尚丽采；他的醉心山林，不下于王、孟、储、韦，却昌言志在周孔；他很爱谈兵，亦关心边事，而反对开边，则与高、岑异调。作诗既极沉潜蕴藉，又能发扬蹈厉，似亦非高岑所能及。他是作了“欲语羞雷同”，又能“博采世间名”（名，言也）的。
再谈杜诗的研究方法。我以为要懂得中国的东西，必须熟悉它们，浅尝辄止是不成的。杜诗之于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是经典性的了。把杜诗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津梁，是可以的，假如不是“必须”的；用选诗稍多一点，并带评注的杜诗选本作为读杜甫全集的入门，则可以说是“必须”的。至于研究其他作家（尤其大家）的作品，能熟杜诗必大得助益。这是前人既有的经验，值得借鉴。
考证、赏析都该注意。但考证（历史的、训诂的）是为了懂得杜诗真正的内容；赏析也不能离开正解而主观臆断。赏析、考证，二者互为补充，因此不可偏废。至于引进外国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必须的。不能抱残守缺，那是死胡同。但引进外国的理论的同时，必须熟悉我们自己的诗人，不可望一眼就说“知道了”。我国的古老哲人不是说过吗？“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是我选注、评杜诗的一点浅见，提供同志们参考，并希望得到对这本小书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