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关 键 词：杜诗入史 杜诗学 话语体系 史源学方法 学术史意义
对早期杜诗学的研究，以往多从杜集和杜诗传播等角度切入，较好地解决了杜集早期形态、杜诗传播路径等问题。陈尚君先生曾撰《杜诗早期流传考》，在讨论杜诗早期流传方式之外，主要考证了六十卷本杜集与宋人重编杜集的关系。依据樊晃所撰《杜工部小集序》以及《旧唐书·杜甫传》，可知杜甫生前曾自编诗集六十卷。对其流散情况，陈先生认为王洙编杜集时所用各种杜集，“最早依据应包括两部分，一是杜甫生前已流传于世的作品，一是六十卷本原集的散存部分。后者虽无存世的记录，绝不至于完全湮灭，否则一千四百馀首诗能在二百七十年后重新结集，是难以想象的”①。也就是说，六十卷本杜集虽未整体上得以传存，但也并未消亡，而以各种残帙形式继续流传。王洙所用各种杜集，如蜀本、后晋开运二年(945)官本等，即属于此。在六十卷本杜集残帙之外，早期杜诗还以精心选择的诗集如樊晃编《杜工部小集》，选本如顾陶《唐诗类选》等，单篇如手稿和碑刻等形式流传。陈文进一步指出，唐五代还存在其他著作引杜诗的现象。陈先生虽未对唐五代其他著作所引杜诗一一钩稽考索，但他对杜诗早期流传的考察，以及指陈杜诗为唐五代其他史籍征引的事实，为讨论“杜诗入史”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问题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和学术思路。这是因为，若从诗歌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来说，杜诗学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杜甫创作对其他文本的利用，涉及诗人知识结构、诗学来源等问题。二是杜诗在流传过程中如何进入其他文本，关乎后人如何采用杜诗、杜诗怎样成为新文本的史源等问题。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前者，关注后者不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杜诗入史角度，借助诗学话语体系概念，拟讨论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杜诗入史过程，二是杜诗入史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形成的关系，三是“杜诗入史”现象的学术史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杜诗，以今通行本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主。这主要是为核查引文之便，而非以后来之文述前有之义。
一、杜诗入正史
杜诗进入正史，表征为杜诗作为正史杜甫传的史料。若从史源学角度看，厘清两《唐书·杜甫传》是如何利用杜诗的，大致可以还原杜诗是如何入正史的。记载杜甫生平的史料，在《旧唐书·杜甫传》之前，主要有墓志、诗集序、唐实录等，兹略考如下。
1.墓志。杜甫去世之初是否有墓志，不能确定。如有，迄今尚未发现。今所见元稹撰《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作于元和八年(813)，距杜甫去世的大历五年(770)已有四十多年。此墓志为杜甫之孙杜嗣业请元稹所撰，嗣业当时是否提供相关材料，今亦不得而知。
2.诗集序。约在杜甫去世后二三年间，亦即大历五年至七年(770-772)，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并撰诗集序，对杜甫生平略有记述。
3.唐实录。主要保存于《册府元龟》，所载与杜甫相关者，有以下数条。
(1)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载文宗大和九年(835)九月，“帝幸右银台门”，原注：“时帝好诗，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②按：《旧唐书·文宗纪》记此事于大和九年(835)冬十月乙亥，与《册府元龟》所载时间略有不同，所记杜诗则同。《旧唐书·郑注传》亦载此事，《曲江行》作《江头篇》。《新唐书·郑注传》又作《曲江辞》。
(2)卷六九《帝王部·审官》载文宗于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御紫宸殿问宰臣，谈及丁居晦，帝曰：“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诲，居诲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③
(3)卷四八○《台省部·奸邪二》“王叔文”条：“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常吟杜甫题诸葛亮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④《旧唐书·王叔文传》亦载此事，“杜甫题诸葛亮末句”作“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⑤。
(4)卷八四○《总录部·文章四》“杜甫”条：“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文集六十卷。”⑥
(5)卷八五五《总录部·旷达》“杜甫”条：“为严武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于成都浣花里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简。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⑦
(6)卷九五三《总录部·不遇》“杜甫”条：“唐杜甫本襄阳人也，为右拾遗……及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难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因游衡山，而寓居耒阳，卒。”⑧
将上述文献与《旧唐书》比较，发现《册府元龟》所载第1和第2条，应来源于唐实录或《旧唐书·文宗纪》。第3条应来源于唐实录或《旧唐书·王叔文传》。此三条均未采入《旧唐书·杜甫传》。再将《册府元龟》所载与《旧唐书·杜甫传》比较，发现《册府元龟》所载第4、5、6三条与《旧唐书·杜甫传》基本相同。观今存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可知唐实录为编年体，依年月为序，中间偶尔插入人物传记。今不知杜甫传是否载于唐实录，若载入，亦不知载于《肃宗实录》或《代宗实录》。唐实录部分内容保存于《册府元龟》，但《册府元龟》的史料来源比较复杂，既有唐实录也有《旧唐书》，因此很难区分其中所载究竟是唐实录抑或《旧唐书》。换句话说，《旧唐书》与唐实录有共同的史料来源。例如，据郑昂言，李元宾曾为杜甫作“补传”⑨。元宾于贞元中举进士，与韩愈为同时人，似则中唐私下为杜甫作传者有之。从上引材料可知，无论唐实录、《旧唐书·杜甫传》，还是二者共同的史料来源，对杜甫的叙述基本一致，这些文献材料可统称早期“杜甫传”。通过比较这些史料与此前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及元稹所撰墓志，则可推知“杜甫传”对杜诗的采摭情况。
樊晃所撰诗集序叙杜甫生平较简略。据樊序所言，杜甫有文集六十卷，但樊晃似未见过杜集六十卷本，故言“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其对所采杜甫遗文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则曾将杜诗按“事”分类(第2237页)。据此，樊晃对杜甫的简略叙述，其史料来源应包括他的听闻以及杜诗。其中所叙之事，如杜甫拜左拾遗、忤旨左迁、游陇蜀、依严武、离蜀东游、卒于沅湘等，应多为樊晃据杜诗所载概括而成。
元稹撰杜甫墓志，对杜甫生平仅在末尾“系曰”一段中略有提及。元稹作此文在元和八年(813)。元和七年(812)，元稹作《叙诗寄乐天书》称“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⑩。白居易元和十年(815)作《与元九书》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11)。可见元、白二人经常讨论杜诗，可以肯定他们对杜诗非常熟悉。又元稹此文，旨在论李杜诗歌优劣，如不通读李杜诗集，则无法比较。与樊序相较，元稹此文对杜甫的叙述增加了献《三大礼赋》、宰相试文、授曹属、出为华州司功、迁京兆事等。其史料当来源于杜诗。献《三大礼赋》实为杜甫进入仕途的重要一步，《三大礼赋》及进赋表详述其过程。杜甫后又进《封西岳赋》，进赋表中亦有相关回忆：“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第2158页)命宰相试文一事，则当据杜诗《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之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第132页)授曹属一事，当据《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第244页)出为华州司功，当据《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式图状》《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文五首》。迁京兆事，当据《奉寄别马巴州》之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第1098页)
与樊序及元志相较，以《旧唐书·杜甫传》为代表的早期“杜甫传”，在前二者基础上增加的叙述，其所用原始材料试推之如下：
(1)天宝初应进士不第。樊序及元志均未提及杜甫应进士试之事。此当源于杜诗《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第1441页)此为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除此诗外，他还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隐约言之：“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第74—75页)杜甫第二次应诏参试不第，则见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第143页)《旧传》称“天宝初”，只记杜甫第二次参试事。
(2)疏救房琯。此事明载于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文状》。另《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第395页)，亦载其疏救房琯后被放还家经历。
(3)寓居成州同谷县。此见于《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旧传》称甫“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12)，当由隐括杜诗所言“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第693页)及“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第694页)等而来。
(4)在成都浣花里生活情状。《旧传》云：“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13)“种竹植树”，当据自杜甫卜居草堂后所作《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诗。“结庐枕江”，当从《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第735页)等而来。《狂夫》《田舍》《江村》《野老》《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诗，应为“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之原始材料。《严中丞枉驾见过》所言“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第889页)，严武所作《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第885页)，杜甫《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第887页)，当是《旧传》“严武过之，有时不冠”之所据。
(5)杜甫与严武事。《旧传》云：“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14)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乃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15)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亦载，而增入武与甫对话，“合座皆笑，以弥缝之”(16)。按：《旧传》所载当源于此二书。从《唐国史补》以“严武，少以强俊知名”开头，及《云溪友议》所载为“严黄门”条，可知二书所言重心原不在杜甫，而是专叙严武性格“强俊”的。若专言杜甫，其条目当为“杜甫”或“杜拾遗”之类。后人撰杜甫传，将其重心倒置，使此事反过来成为杜甫的逸事。可见，此记载所用原始材料，当别有所本，与杜诗无关。
(6)东依高适。《旧传》云：“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17)按：此当从杜甫所作与高适交游诗中来。杜诗有《酬高使君相赠》《奉简高三十五使君》《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寄高适》《奉寄高常侍》《闻高常侍亡》《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等。但史臣既未详考《闻高常侍亡》所作时间，亦未考高适任“常侍”乃在离蜀之后，故误作“既至而适卒”。
(7)李白“饭颗山头”之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二“语资”条：“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18)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条：“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19)此当为《旧传》所本。据段成式所言，可知“饭颗山头”一诗当时曾流行，但其文本是否如孟棨所录，“杜考功”是否为杜甫，均可存疑。孟棨将其指实为李白讥杜甫之作，是为了证明其所载李白所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说法的正确。而史臣于此未加详考，径自采入杜甫传。
对史臣编撰杜甫传而采用杜诗，但又因未加详考而致误的现象，宋王洙曾有觉察。其《杜工部集记》云：“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彼为踳驳。”其下小字双行注：“《传》云：召试，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后戏赠》诗，注云：初授河西尉，辞，改右卫率府胄曹。《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集有《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传》云：严武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据适自东川入朝，拜右散骑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闻高常侍亡》诗。《传》云：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传》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20)按：王洙所观“甫诗”，当包括他在重新整理杜集时所见九种杜诗本子，亦即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本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前六种流传于唐五代，后三种流传于宋初。此外，陈尚君先生又考得开运二年(945)官本杜集，并指出吴若和蔡梦弼突出其为“官本”，显然不同于私家辑抄传写本，其意当为官刊本。开运二年也正是《旧唐书》的成书时间。据此，《旧唐书·杜甫传》撰写时，很可能参考了开运官刻本杜集，而其他流传至官方的杜集，也有可能被参考。王洙将杜诗、唐实录及《旧唐书·杜甫传》等对勘，指出《旧传》所载不确之处，可见其自觉的史源意识。由此可知，以《旧传》为代表的早期杜甫传，其内容增补确是多从杜诗而来，但在具体细节上，因考证未详，故错误亦不少。
《新唐书·杜甫传》在《旧传》基础上，又增加了部分叙述，其材料亦多源于杜诗，痕迹更为明显，考之如下。
(1)《新传》：“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21)此当本于杜诗《壮游》“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第1441页)，及《进三大礼赋表》“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第2103页)。
(2)《新传》：“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22)此当本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第74页)。
(3)《新传》：“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23)此当本于《壮游》“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1442页)，《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第75页)，及《进三大礼赋表》“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第2104页)等。
(4)《新传》：“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24)此当本于《自京窜至凤翔喜逢行在所》其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第347页)，及《述怀》“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第358页)。唯“右拾遗”，史臣未加详考，袭《旧传》而误。
(5)《新传》：“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25)此当本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第272页)。按：《旧传》将杜甫孺弱饿死事，系于杜寓同谷时，《新传》则据杜诗修正其误，改系于杜寓家鄜州时，甚确。
(6)《新传》：“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26)此当本于《遣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第1448页)，及《昔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第1435页)等。
此外，《新唐书》所载其他人物传记，间或亦引杜诗。如《李邕传》：“杜甫知邕负谤死，作《八哀诗》，读者伤之。”(27)《郑虔传》：“杜甫尝赠以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28)当从杜集或其他材料而来。
二、杂史及小说中的杜诗
正史之外，将杜诗作为材料来源的早期文献，还有杂史和笔记小说。今以事类相归，考之如下。
1.宫廷画家曹霸。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图画”条：“贞观十七年，又使(阎)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玄宗时，以图画岁久，恐渐微昧，使曹霸重摹饰之。”(29)按：曹霸重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正史无征，封演当得之于杜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犹酣战。”(第1148页)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杜甫与曹霸相逢于成都时。杜甫在诗中回忆曹霸当年任宫廷画家时的盛况，是为了与今之遭遇形成鲜明对比。考《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条，载封演自言“天宝中，予在太学”(30)。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封演《古今年号录》一卷，下注：“天宝末进士第。”(31)据其行迹，封演听闻发生于开元年间的曹霸重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故事的可能性不大，其所记曹霸事当得之于杜诗。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曹霸”条：“魏曹髦之后。髦画称于后代，霸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32)显然，彦远所记，当是对杜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将军魏武之子孙”至“意象惨淡经营中”(第1148—1149页)的隐括。同书同卷“韩幹”条亦引杜甫此诗，诗题简作《曹霸画马歌》，可知所记亦本于杜诗。
2.宫廷舞蹈家公孙大娘。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33)按：此条后半当从杜诗而来，本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诗序云：“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此公孙可知矣。”(第1815页)杜甫作《饮中八仙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均言及张旭。又杜甫爱好书法，杜氏家族素有习书传统(34)，有关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后草书长进的故事，或为杜甫听闻而来。大历二年(767)杜甫在夔州见到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器，遂作诗回忆幼年亲观公孙氏之舞，并由此忆及张旭之事。其本意是借张旭事写公孙氏剑器舞的力量之美，亦即李肇所言张旭草书之“神”。李肇所记“旭言”，当是转述杜诗，而又略加改造而成。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吴道玄”条，段安节《乐府杂录》“舞工”条注文亦载此事。段氏将“张旭”改为“怀素”，则涉及唐人笔记对始源性文献的改写问题。(35)
3.宫廷音乐家李龟年。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对李龟年流落江南的叙述，当源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条亦载其事：“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36)所记李龟年事，或从《明皇杂录》转摘，但其本源当为杜诗。
4.画家吴道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东都寺观壁画”条：“城北老君庙吴画，杜甫诗云：‘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37)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卷一“神品上一人”条所记吴道玄，康軿《剧谈录》卷下“老君庙画”条，均引《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目的是想说明老君庙吴道玄画的真实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彦远等并未实地考察，仅以杜诗记载作为材料来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妙品上八人”条所记“王宰”条，引杜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目的也是为了说明其所见之真实性。
5.广文馆郑虔。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葬书生”条：“前者有郑广文虔者，明皇时为文馆，故以广文号焉。编集之外，唯日嗜酒。睹嫔妃之贵，必致邦家之祸乎？杜工部遗之歌，略曰：‘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予以刘磁州之醉，与广文所同，避嫌远害，未为非也。”(38)按：范摅所记郑广文事，当源于杜诗《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
6.杜甫与严武。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条，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均载，已见前引。
7.杜甫与李白。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二“语资”条，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条均载，已见前引。
8.杜诗评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茱萸二字”条，“醉把茱萸子细看”出自杜诗《九日蓝田崔氏庄》。(39)同书“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条，“巨颡拆老拳”为杜诗《义鹘行》中一句。又同书“为文不惬意”条，引杜诗“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蘋愁杀白头人”。(40)按此条又载于范摅《云溪友议》卷二“中山悔”条，陶敏考其当出自韦绚《刘禹锡嘉话录》。
《树萱录》载郑某云：“又闻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41)按：此条唐兰校本《刘宾客嘉话录》及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均认为原出《刘宾客嘉话录》。据陶敏考证，当本之于《树萱录》。(42)尚书荥阳公郑某所评者，为杜诗《戏作花卿歌》《姜楚公画角鹰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
此外，苏鹗《苏氏演义》卷下引杜诗以解释“千里井”(43)，所引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今本“畏人千里井”句下无注，苏鹗所见杜诗或当有此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自负”条，引《莫相疑行》及《献韦右丞》。(44)后一首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三、“杜诗入史”与早期杜诗学共同体
上述“杜诗入史”方式，可概括为：一是隐括诗意，二是直接用诗中之语，三是作为某些史实的注释性文本，四是杂糅其他材料而生成新故事，五是由杜诗作为始源性文献形成的衍生文本的再衍生。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其始源性文献均应为杜诗。
由“杜诗入史”现象来思考早期杜诗学共同体，其要义不在入史路径，而在于杜诗为何人所用以及所用为何。也就是说，要从“杜诗入史”现象来把握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需要关注用诗的不同群体以及用诗目的。上述用杜诗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群体：一是史官，以两《唐书·杜甫传》编纂者为主；二是杂史及笔记小说的作者；三是杜诗评论者。若与已有杜诗学研究诸层面合勘，第三种与以诗论杜诗的性质是相通的。据《杜诗详注》所载，李白、任华、韩愈、张籍、白居易、杜牧、赵鸿、郑谷、李洞、罗隐、韦庄、章孝标、雍陶、徐介、裴说、孟宾于等人，都曾在诗中述及杜甫及其诗歌。因此，在杜诗流传早期，关注并使用杜诗，实际上有史官、杂史及笔记小说作者、杜诗评论者三个群体。基于不同角度和立场，其阅读和利用杜诗的行为，形成早期杜诗学共同体。透过他们用诗的不同指向，大致可还原杜诗及其用诗者在诗学、史学等方面的不同旨趣。
史官作为正史编纂者，代表官方立场。从对杜诗的择取来看，史官主要关注杜甫自叙生平行迹的诗歌。如前所述，在《旧唐书·杜甫传》之前，有关杜甫生平记载的史料，主要是元稹所撰杜甫墓志铭、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以及《唐实录》所载的几条材料。这些材料虽也能构成杜甫生平的大致轮廓，但还缺少更多细节，而细节刻画是表现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因此，史官站在官方立场，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杜甫形象，决定了他们对杜诗的取舍。从补充的几则材料来看，他们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这样的杜甫：补充杜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是为了表明诗人积极进取，同当时其他文人一样，也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写其疏救房琯，是要突出诗人的正直品质。写杜甫寓居同谷县的艰难状况，是要记载诗人在“安史之乱”后的颠沛流离。补充在成都浣花里的生活情状，是为了表现杜甫性情的野俗。补写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是为了刻画诗人性格的褊躁。补充诗人东依高适，是为了表明诗人晚景凄凉、漂泊无定。补写诗人遭受李白“饭颗山头”之诮，则从另一个角度写杜甫器局狭促。这与《旧唐书·杜甫传》对杜甫的主观评价，如“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无拘检”“傲诞”，以及借李白之口讥其“龌龊”的看法是一致的(45)。由此塑造了一个积极上进、仕途坎坷、生活艰辛、品质正直、性格疏放的杜甫形象。这是晚唐五代史官对杜甫的基本评价，代表了官方对杜甫的看法。显然，这种揶揄和调侃的态度，与后世对杜甫的推崇有较大差距。
《新唐书·杜甫传》在《旧传》基础上，借助杜诗，进一步补充了更多具体细节。“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写杜甫青少年时期壮游经历。“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写其少年奇才，声名远播。“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突出杜甫长安困顿的遭遇。“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表现诗人忠君爱国思想。“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写其生活艰辛。“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突出表现诗人古直性格。从这些细节来看，《新传》主要还是从诗人的才学和情志两方面来补充。《新传》编纂者认为，杜甫虽有“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一面，但肯定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的品节，并高度赞赏诗人“伤时桡弱，情不忘君”(46)的创作行为。显然，两传相较，《旧传》中的杜甫，是一个生活在唐代的普通文人，虽有诗才，但也褊躁、傲诞，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传统文人形象。《新传》中的杜甫，虽也旷放，但更重要的是既有诗才，又忠君爱国，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儒者兼诗人的形象。
杂史和笔记小说对杜诗的利用，与正史不大相同。杜诗入正史与入杂史当分开来看。入正史主要是将杜诗作为史传的材料来源。笔记小说引杜诗，虽然也涉及史料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其选择杜诗的整体趋向性。通过对其整体趋向的抉发，可以看到杜诗与早期利用者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背后，隐含着杂史、笔记小说作者，在诗学、史学等观念上与杜甫的一致性。
前考杜诗入杂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杂史对杜诗的择取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亦即以宫廷艺术家为中心，如音乐家李龟年、画家曹霸、舞蹈家公孙大娘等人。郑虔曾任广文馆博士，被唐玄宗誉为诗书画“三绝”，也可以说是宫廷艺术家。因此，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杜甫为什么要重墨浓彩地写这些人物？二是何以后来杂史和笔记小说也多关注这些艺术家？笔者以为，其核心是宫廷艺术家命运的变化。李龟年、曹霸、公孙大娘、郑虔等人，都曾在唐玄宗宫廷任职，是帝王的服务者。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艺术表演难为外人所知。杜甫因一些特殊原因，对这些人比较熟悉。杜甫得以认识李龟年，是因他曾在岐王李范家中观看过表演。杜甫初见公孙大娘时尚童稚，公孙大娘尚未被选入宫中。公孙氏被选入宫中之事，杜甫得知于公孙氏弟子李十二娘。曹霸与杜甫有往来，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诗。郑虔与杜甫是多年好友，杜有多首诗述及郑虔。杜甫对这些宫廷艺术家的熟悉，是其写作相关诗歌具备的基本条件。但是杜甫写这些艺术家，以及杂史作者利用杜诗来记录宫廷艺术家的奇闻异事，则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关键的是宫廷艺术家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命运的巨变。李龟年从宫廷流落至江南，以卖艺谋生。公孙大娘教习的梨园弟子李十二娘，在杜甫遇见她时，已流落至夔州，亦售艺谋食。杜甫再逢曹霸时，覇已流落至蜀地，以为人画像谋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第1151页)郑虔因“安史之乱”中曾任伪职，被贬为台州司户。宫廷艺术家个体命运的巨大落差，反映了唐王朝经由安史之乱后的历史巨变。杜甫选择这些艺术家作为诗材，并非简单地抒写对宫廷艺术家个人命运的同情，其中蕴含更深层次的“微而显”的历史笔法。
杜诗所运用的“微而显”的历史笔法，是杜甫对其十三世祖杜预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杜甫曾说：“《春秋》褒贬例，名器重双全。”(第1994页)《进雕赋表》又说：“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第2172页)可见他对杜预《春秋》学方法的由衷敬服。杜预《春秋序》提出，在三种“发传之体”之下有五种“为例之情”，其一即“微而显”。其涵义，杜预解释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47)。“微而显”是《春秋》编纂方法之一种。但事实又不完全如此，杜预从文辞与辞义关系角度，揭示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关联。因而，此种笔法既属于史书编纂法，同时也是阅读理论。“微而显”后来发展成为诗歌写作的一种重要方法，亦即选择一个细微角度来展示宏阔的历史事件。杜甫借助宫廷艺术家命运变化，来展示大唐王朝的历史巨变，其所用之法即“微而显”的史学方法。但杜甫与杜预又有很明显的区别：杜预站在对《春秋》经文解释的角度，提出一种新的阐释方法，而杜甫则直接将其作为一种诗歌的历史叙事方法。从杂史和笔记小说对杜诗的采摭看，杜诗“微而显”的史笔，是一个层次。杂史对杜诗的利用，是另一个层次。杂史采摭杜甫写宫廷艺术家的诗歌，包含两重心理结构：其一，作为读者，杂史撰著者表现出对杜诗“微而显”诗法的高度认同，亦即对由宫廷艺术家个体命运展示大唐王朝历史巨变之方法的肯定。其二，他们将杜诗作为一种史料，但同时又对杜诗作了相应的改写，表现出对宫廷“秘闻”的求异倾向。
杂史及笔记小说所载对杜诗的评论，如刘禹锡、郑某等人的议论，其指向均在杜诗的艺术性，与杜甫行迹或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都不大。关于这一点，仇兆鳌已有所注意，他说：“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诗有关世运，非作诗之实乎……诗有关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第1页)仇兆鳌的意思是，元稹、韩愈等人，只关注杜诗的艺术性，而忽略了杜诗的历史性，但实际上杜诗二者兼具。
上述三个群体对杜诗的理解和利用不尽相同，但其核心都是杜诗，由此形成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概括来讲就是：史官出于塑造杜甫形象考虑，主要关注杜甫自叙行迹的内容。其所择取的诗歌，表明了他们对杜甫的态度。杂史及笔记小说作者，受写作体例影响，往往关注杜诗所载奇闻异事。从其选择杜诗的整体倾向来看，他们认同借离合之情写兴废之感的“微而显”的诗法，这与他们的补史意识深度契合。笔记小说所载杜诗评论，其关注点则在杜诗的艺术性，对杜诗中的“史”和“事”，并未表现出强烈兴趣。这样一来，以杜诗为中心，各群体对杜诗有不同理解，由此形成早期杜诗学的多元性。
四、“杜诗入史”现象的学术史意义
上述“杜诗入史”现象，其学术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充分注意史与诗的关系。以往研究诗人生平，大都将史传作为第一手材料。研究诗人作品，又往往利用“诗史互证”方法，以正史、杂史及笔记小说所载史料为依据对诗作进行解释。这种“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显然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我们追溯史传的材料来源，不难发现，其中一部分源于诗人作品，后来文献以诗人作品为基础进行加工改造，多为二三手材料。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利用这些文献时，必须具有史源意识，充分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始源文本与衍生文本之关系。始源文本是指最初的原始材料，如本文中的杜诗即为始源性文本。衍生文本是指对史源性材料加工改造后的文本，如杂史、笔记小说等所载与杜甫相关的事件。以诗歌为史源性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在改造过程中，将诗歌改编为故事，为增加故事趣味性，还补充了不少细节。因此，衍生文本与始源文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是始源性文本，李肇《唐国史补》增加了“公主担夫争路”故事，《历代名画记》增加了书画之艺“非懦夫所能作”的评论，《乐府杂录》则将“张旭”改为“怀素”。这种改动，反映了衍生文本的主观性。
杜诗入正史的路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两《唐书·杜甫传》，有些直接采据杜诗，例如补充杜甫生平行迹，或据某一首杜诗，或综合多首而成。但正史也存在间接从杂史或笔记小说采摭杜甫之事的现象，如李白“饭颗山头”之讥诮，即从段成式《酉阳杂俎》及孟棨《本事诗》而来。直接采用杜诗者，因其材料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故还原材料本源相对较易。而据笔记小说间接用杜诗者，其材料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在考辨时，必须注意杜诗与笔记小说、笔记小说与正史、杜诗与正史的多重关系。
其二，重勘诗与史的关系。诗中所载之史，既有诗人所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有当代史，还有作者个人的经历。其中后两种，对认识诗与史的关系问题尤为重要。诗人以诗歌形式记录史实，完成了初步的历史记录。这里面，受诗人对事件和表现方法等的主观选择的影响，诗与事之间必然有一定距离，由此形成事与诗的第一重“隔”。诗人之诗，被杂史及笔记小说采摭，采摭活动同样也存在主观性，因而形成事与诗之间的第二重“隔”。史官将杂史和笔记小说所载采入正史，形成事与诗之间的第三重“隔”。经由三次活动，形成三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据此可知，正史中部分材料并非第一手文献，其所载之事与史实相“隔”。这就提示研究者，在利用史传材料时，当逐层剥离，以还史实原貌。
其三，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诗史互证”作为学术方法，既是历史研究方法，也是诗歌阐释方法。其现代性特征，是“知人论世”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社会学方法的结合。但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种学术方法由来已久，汉代学者基于《春秋》与《诗经》之间的隔阂，已指出用《春秋》之事以释《诗》的逻辑错误。《汉书·艺文志》论汉代的《诗经》阐释之学：“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48)可见汉代有的学者解《诗》，即从《春秋》等文献中摘取相关材料，以与《诗》相印证。但事实上，《左传》等所载赋诗言志活动，包含两重学术内涵：一是赋诗言志者对《诗》的解释，属于《诗》学范畴；二是史书编纂者将释《诗》活动采入史书，因而形成以《诗》入史现象，属于史学范畴。汉人释《诗》，或用《左传》所载相关史实，《汉书·艺文志》批评“咸非其本义”，反对这种阐释方法，实是对先秦用《诗》及其入史过程的洞察。此处“非”字，指出了用《诗》者往往据其自身主观性而曲解《诗》意，汉人又以曲解之意再来释《诗》，这在逻辑上是本末倒置的。对杜诗的解释也存在同样问题。先有杜诗，后才有对杜诗的理解和利用。因此，不能用后人对杜诗的理解和利用作为杜诗的本源。例如，前述仇兆鳌《杜诗详注》解释“李邕求识面”，引《新唐书·杜甫传》“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显然，这种解释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从史源角度看，“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是《新传》据杜诗而来的。将《新传》此条记载与杜诗互证，不能成立。宋代王洙将杜诗与正史杜甫传对勘，以杜诗来质疑正史所载，在逻辑上是十分正确的。这对我们研究杜诗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注释：
①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
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四，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1页。
③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九，第1册，第781页。
④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八○，第6册，第5727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36页。
⑥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八四○，第11册，第9972页。
⑦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八五五，第11册，第10158页。
⑧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五三，第12册，第11216页。
⑨《杜诗详注》附编韩愈《题杜子美坟》下原注：“郑昂曰：尝读李元宾补传，及韩退之《题子美坟》诗。”仇兆鳌：《杜诗详注》，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0页。为避繁冗，后引《杜诗详注》，仅在文中括注页码。
⑩元稹撰：《元稹集》卷三十，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2页。
(11)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五，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61页。
(1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第15册，第5054页。
(1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第15册，第5054—5055页。
(1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第15册，第5054页。
(15)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16)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页。
(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第15册，第5055页。
(18)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7册，第713页。
(19)孟棨：《本事诗》，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20)王洙：《杜工部集记》，国家图书馆藏《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杜甫撰，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六册，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按：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录此文，题作《杜工部集序》，与国图藏影宋抄本略有不同。“授京兆府兵曹”，仇本无“府”字；“游襄衡”，仇本“襄”作“湘”；“甫，永泰二年卒”，仇本无“甫”字。
(2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6页。
(2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6页。
(23)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6页。
(2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7页。
(2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7页。
(26)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8页。
(2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第18册，第5757页。
(28)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第18册，第5767页。
(29)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页。
(30)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二，赵贞信校注，第12页。
(3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八，第5册，第1461页。
(3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88页。
(33)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第17页。
(34)参见吴夏平等：《“马骨”与“沧洲”——杜甫“绘事”诗的渊源与义趣》，《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5)关于唐人笔记中的改名现象，参见吴夏平等：《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与演变的史源性考察》，《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36)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第40页。
(3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第74页。
(38)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第23页。
(39)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2册，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375页。
(40)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2册，第1393页。
(41)王谠著，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2页。
(42)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2册，第1419—1420页。
(43)苏鹗：《苏氏演义》，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页。
(44)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页。
(4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第15册，第5054—5055页。
(46)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一，第18册，第5738页。
(47)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6页。
(48)班固：《汉书》卷三十，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