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拇》取篇首二字为篇名。本篇全文依循一个主题写来，一面力辟“淫僻于仁义之行”“多方于聪明之用”，为生命的歧出，是削性侵德的行为，悖逆了人性的自然；一面阐扬“任其性命之情”，强调人的行为应顺乎本性的自然。

《骈拇》、《马蹄》、《肢箧》、《在宥》四篇，从文风和内容上，被学者们视为同性质的一组作品。这四篇没有内篇的高度思辨哲学、境界哲学，笔锋直接转向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对社会风教的评论，慷慨激昂，不似内篇含蓄深蕴。这四篇产生的时代，仁义礼法已由上层者的鼓吹而被掌权者及夺权者所利用，窃名号以损人自利的弊端已层出不穷，所以它们对仁义礼法的抨击，发挥到毫无保留的程度。《齐物论》曾批评：“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这和《骈拇》等四篇的反对仁义圣智、刑名法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有异罢了！《骈拇》等四篇痛斥仁义名色的粉华，而主张“任其性命之情”，这是自然主义一路的基调，这和内篇《养生主》“因其固然”的顺应自然以及《应帝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无治主义是同一思路的发展，不过文字表现为激烈露骨而已。这四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多少是受老子思想影响的庄子后学。

《骈拇》等四篇，批评仁义礼法的纷扰人生与疏离生命，而崇尚个性的自觉与适性的生活，对于魏晋时代自然与名教之争，颇多相应与影响之处。

一、任其性命之情

儒家以人际关系为背景，提倡孝弟仁义的伦理价值；道家则以顺应人性之自然为背景，强调率性适性的生活。老庄学派肯定生命中的自然性，举凡政治教化、行为规范，若是违失人性常然，都加扬弃。战国之后，仁义礼智演成桎梏人心的规范，沦为窃国盗世的名号，庄子后学的抨击仁义，也可说掌握到当世的时代病脉。

“仁义其非人情乎！”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仁义之操，本是出于至情至性，发自内心的，然而倡导日久，则成虚文，矫情伪性，违失生命的本质。“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仁义礼乐如同“钩绳规矩”、“索胶漆”，束缚人性的自由，而成为“削性”、“侵德”的利器了。因而庄子后学指出“淫僻于仁义……而多方于聪明”，乃是“出乎性而侈于德”的行为。“性”是生命的本真，“出乎性”便是违失生命的本真。以曾史之徒为代表，或标举仁义的名声，或从恣声色的喧哗，或玩味概念的游戏；各家耽溺于彩色、音声、仁义、论辩而汩没性灵，这些都是多骈旁枝之道，而非自然的正途。

如何才能“不失其性命之情”呢？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物各自得，凫胫自适于其短，鹤胫自安于其长，本性长短不一，要在“任其性命之情”，顺乎各物本然的实况，用不着去规范去削平。各物间保有它的独特性、差异性与完整性，各物有它适于自己的方式去活动去运行，如果坚持某一标准强求他人他物去接受，其结果必然造成续凫断鹤之悲。

二、残生损性

自古以来，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项政举，莫不假仁义而为之，受害者则归平民。治者以仁义自饰，仁义不仅成为治者的护身符、装饰品，且成为桎梏人心的工具。这使得本篇作者得出这样的一个史观：“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历代统治者“招仁义以挠天下”，使天下人民“奔命于仁义”，本篇作者不仅指出贵族政治的礼乐文化之危害性，而且还透视了一种社会偏见，导出了一个新的价值判断。以往一直认为上层社会者的活动便是君子的行为，基层民众的活动便是小人的举动，“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事实上，站在残生损性的观点看来，“其殉一也”。自来便认为君子求名，小人求利，现在却把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利徒摆在“残生损性”的同一面上作判断，则无论惑于货财或惑于仁义，都同归于伤性的行为。在残生损性同一的情况下，“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一则殉名，一则殉利，都是残生伤性，那么伯夷未必“是”，盗跖未必“非”；圣人未必崇高，小人未必卑下。从“残生伤性”的观点，否定了传统“是”“非”的论断以及“君子”“小人”之分，这论点足够惊世骇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