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精神的兴起、演进和繁荣，与先秦子学息息相关。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不同的文明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这是一个颇具启发的说法。至少对中国哲学而言，子学的兴起可以视作哲学的开创期，子学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先秦哲学家面对当时社会的空前危机，自觉反省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对天人关系、内圣外王以及人生态度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当然，和其他的文明不同，中国的哲学突破自有其独特之处。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于人世，有浓厚的社会关怀，致力于理想世界的建设。孔子、孟子、荀子如此，老子、庄子以及黄老学派同样如此，其他各家也不例外。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发展。黑格尔说，欧洲人每想起希腊，就会有家园之感。这句话，用在中国人之回想先秦，应该也是恰当的。
但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并没有继续下去。秦王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为蓝本治理国家，采取严酷的文化政策，甚至于焚书坑儒，这是国家权力对思想的第一次压制。到了汉代武帝时期，又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最终形成了经学一统的思想格局，这是国家权力对思想的第二次压制。自此后，中国哲学就在国家权力和正统意识的压制下迂曲而行。经学的地位日益无法挑战，多元思想被视为异端而屡受打击。唐代犹能三教共存，而宋代之后，在政治权力的挟持下，“道统”成为思想压制的新武器。尤其是明清两代，陆续有各种迫害异端的惨剧发生，文祸不绝，士人寒心。集权制度下的社会慢慢僵化，集权意识下的思想慢慢退化。失去了多元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思想文化的活力不断弱化，直到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和改变自我命运的能力。
当然，无论怎样强大的专制，也无法真正统治人们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内在要求，也无法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从历史上看，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抑或经学的任一派别，在获取独尊地位后，都会逐渐陷于僵化停滞的状态，并进一步造成思想学术的普遍凋敝。思想一统的局面在国家权力的扶持下还可勉强支撑，而一旦经学思想丧失强制性的体系支持，就会迅速堕入溃败。此时，受压制的哲学思想往往会马上找到生长的空间。因而我们会看到，经学的凋敝经常会激发子学传统的复兴，或者某种新形态子学的兴起，这差不多是中国哲学历史的基本规则。东汉末年，经学为世家大族把持，成为繁琐的章句之学，又因为与谶纬之学结合而堕落为灾异神学，弊极而衰，于是从汉末开始，经学一蹶不振，而老庄强劲复兴，进而慢慢推动了魏晋时代子学的复兴，由此学术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文学、美学、艺术等各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大创造的时代。这一格局延续了数百年。之后的时代同样如此，往往在独定一尊的专制思想衰落后，多元化思潮就会随之涌现，亦即由子学的复兴来重新焕发哲学的生机。明代理学一统天下，而傅山等发出质疑，并提倡与之相对的子学。清代思想专制解体后，又有清末的子学复兴。在某种意义上，“五四”精神亦复如是，它在西方思潮的推动下，对清代的思想专制进行了全盘的清理。一元衰而多元兴，子学正是凭借着其自有的坚韧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连绵反复，不断自我重生。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
近年来，我一直努力来做的事情，是站在当代立场上阐发历代道家的人文情怀。和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我愿意强调道家思想中人文和自然相互蕴含的特质。实际上，不仅仅是道家，先秦哲学的特质都在人文精神上。从中西哲学的对比来看，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尤其早，而思考又尤为圆通。从产生的时间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比西方的人文精神早很多。在西方，人文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真正出现，那已经将近十四世纪了。可是在中国，早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伴随着对神权的质疑，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从“人”的视角来思考重大的哲学问题。老子是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他用“道”代替神学意义上天帝的位置，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固然我们不能把孔子视作哲学家，但他也的确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孔子思想中深厚的人文精神同样是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在老子和孔子之后，人文思想成为先秦诸子的时代精神，诸子各自不同形态的人文思想相互激荡，最后汇成一股时代思潮，因而可以说先秦是人文思想汇集到人文思潮的开创期。先秦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启示。自古至今，人类就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今天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子学是中国文化宝贵的遗产，需要不断开掘，不断发展。近代以来，子学研究有非常大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面对现代中国的复杂境况，子学还应该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紧紧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质，开拓出新境界。由此，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主张就特别具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新子学”这一命题，倡导子学的振兴，到深入阐释“新子学”的精神，方勇教授的主张一直得到学界的积极呼应，并由此引发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新子学”论集》就记录了学者们的精湛思考，这说明子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是富于生命力的，是这个时代需要正视的思想资源。
“新子学”新在哪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从“新子学”的提出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深入，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相信读过本书后大多数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些见解中，有的特别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比如傅璇琮先生提到，需要花大力气做诸子文献的整合梳理工作，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有许抗生先生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极其丰富的，绝不是儒家一枝独秀。再如陆永品先生谈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四大“显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坚强支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当然还有很多学者的看法都非常精到，需要时间细细体味。相信《“新子学”论集》的出版会推动“新子学”研究更深入的发展，这于我而言是一件颇感欣喜的事情。是为序。
2013年11月
（本文系作者为《“新子学”论集》一书所作序言，本刊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