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降，庄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西方哲学与思想的影响之下，庄学研究展现出更多的面向。就庄子语言问题而言，在传统庄学研究中并不算一个热点，很多时候仅是在探讨庄子道论时附带谈一谈。然而，自从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后，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语言哲学也一度成为西方的显学，一些学者纷纷利用相关语言哲学理论来重新诠释中国哲学，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视角独特、见解新颖，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国内学界也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从哲学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哲学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看待语言的独特视角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值得深入思考。
通过“名”而思
道家对世界的思考，始于对语言的深刻认知。《老子》开篇就点明了这一主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家所追求的是“非常道”“非常名”的世界，也就是原初的、自发的、未经人为裁定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一旦经由语言介入，则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命名。我们可以由此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经过命名之前的世界，一个是经过命名之后的世界。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文的；前者是实存的，后者则主要存在于思维与想象之中。当然，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则在于对那个自然的、命名之前的世界的不断深化与认知，并切实处理好两个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先秦思想脉络里，“名”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伍非百在研究古代名家时指出，先秦诸子皆有取资于“名”，分别从名法、名理、名言、名辩、名分、名守、形名、正名等角度探讨有关“名”的学术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属名法、名辩、名理三派。后来所谓的名家实质上就是形名家，两者异名同谓，其实一也。要言之，先秦诸子有关“名”的讨论可归结为政治和语言两个方面，而总其极于形名。可以说，名学或形名学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理论预设和知识背景，是当时的学术话语和论辩工具，所以为先秦诸子所重视，也是我们进入先秦思想世界的方便法门。例如，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从政治和伦理两个方面来探讨“正名”的重要性；墨家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也从言、辩、辞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正名理论；老庄道家则从名的反面，即“无名”的角度对“名”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庄子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一大的思想背景之下展开的。
对语言的质疑
庄子从一开始就对名言有着清醒的认识，即名作为一种人为建构，把人与原初之自然世界分割成两个部分。庄子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从名的建制及其运作中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名与知识以及权力之间的隐秘关联。知识不仅是一种学问与教育的象征，更变成权力的帮凶：“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不但如此，知识在根本上就是为强权服务的，“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而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此种知识与权力的限制与歪曲。《庄子》描写的一些言行怪异、形体残缺、举止骇俗的人物与故事，就是对知识与权力最好的抵抗与批判。庄子对语言的思考，完全是出自对人性危机与文明异化的反思。此外，儒家所提倡的礼乐文明，也是一种“名”的建构，后来称之为“名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此意义上，道家提倡“无名”，一方面是对名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以及儒家所代表的礼乐文明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生命与心灵从“名”的束缚和限制中释放出来，走向整体生命的复苏。由此可见，老庄道家对名言的不信任，并不仅因为名言相对于道而言的局限性，更是对名言所代表的一整套社会政治伦理的质疑与批判。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是通过对名言的批判来完成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批判的。
庄子对名言的质疑还不止于此，他最终要质疑的是名言本身。名言乃是对世界整体的一种宰割。王弼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由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由名带来的“所分”与“道”代表的整体或大全是互为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根本在于道与物的对立。道与物并不像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那样，处于两个完全互不相关的世界。实际上，道就在万物之中。庄子作这种区分，并不是排斥物，而是要解除物与物以及道与物之间的遮蔽，这种遮蔽的根本是由名言引起的。因而，庄子对名言的批判最终是为了打破道与物、物与物甚至物与我之间的障碍，使人类跳出名言的宰制，走向道物无际、物物无际、物我无际的自由之境。
走向“浑沌”之境
庄子对名言的批判打破了心灵与思想的束缚，把我们带至一个广漠无际的契道空间。事实上，庄子所推崇的恰恰是那个用语言无法言说的道的世界，它是一切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世间万物及人类社会的运行，都是无穷无尽的。当我们试图通过语言、概念、图像等种种人类所发明的认识工具去揭示所谓的万物特质时，就已经离真实的存在越来越远了。因为，语言把人与整体的自然生命世界人为地分割开来，从而在人与自然世界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事实上，自然世界是纯粹的、浑然一体的、自发的、无限敞开的；而名言则是封闭的、区分的、相互隔离的。庄子试图挑战语言的区分固着性，让人与世界建立一种不同的联系。庄子对语言的颠覆性解构，是为了从内部重塑语言。换言之，庄子对语言不仅有负面解构，还有积极的正面建构。他试图摆脱语言与世界二元对立的致命性，充分调用想象力、诗意言说、寓言故事、夸张、戏剧等各种可能性，打破我们思维的固有框架，回到那个未经穿凿的、纯粹的本真世界。
由此，更显出“浑沌”在庄子思想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庄子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是对道的阐发，还是对社会政治问题、心性修炼问题以及语言策略等的考量，都是为了使我们重新返回到那个万物自由兴发的浑沌世界。因此，庄子的语言不是一种工具化和技术化的语言，也不是一种传递信息、表达观点的语言，而是一种开启新的生命境界的语言，它以世界为一个整体，以天地万物并生的语境开启一种明白和领会的视野。面对有限的语言，庄子进行了无限的使用。寓言、重言和卮言，正是这样的语言。语言原有的边界被打开，获得了对道的洞察，并以此不断召唤着新的境域及可能性。这种语言以其不确定性、否定的、隐喻的牵引方式去开启对事物最直接和原初的认识。这才是语言的力量，也是语言的奥妙所在。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