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教授开创“新子学”，尝试为整个诸子学界乃至思想界探索发展新方向。他近年关于“新子学”的文章都很有分量，从《“新子学”构想》到《二论“新子学”》，再到“三论”“四论”，每一“论”都独具见解。
“新子学”所主张的多元精神，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在《“新子学”论集（二）》的序言中提到，多元文明的观念已经成为常识，当代的学术眼光应更为开放，不应把经学、子学高下作为前提，也不必拘泥于六家九流之说。先秦经典是不同源头思想融汇的成果，我们应当一视同仁，观其会通，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中国之魂魄。“新子学”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学界关注，相关的讨论文章很多，以“新子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了八届，《“新子学”论集》已出版了三辑，第四辑也拟开始搜辑。历来子学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境，故而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开出新境界。从这个层面来看，“新子学”是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意义的，这样的理念得到关注自然在情理之中。方勇教授的所有钻研与构想，目标并不只是成就个人，而是要为诸子学整体发展提供坚实而富有生机的新力量。
先秦诸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人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从青年时代起，尼采和庄子就是我精神的原动力，尼采让我积极，庄子让我开阔，二者所发扬的生命活力，汇流在我的心中。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儒家虽然保守，但是其人文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墨家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主义者，其兼爱的思想蕴含伟大的人道精神，其对亲亲政治的批评今天还有意义。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积极入世，这些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诸子各家间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则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
诸子学自诞生伊始，各派之间便蕴含着“对话传统”与互补的可能，作为儒道两派创始人的孔、老二位先哲便有过相会和交流，许多典籍中尚保存有交谈的相关内容。从这类记载来看，孔、老对于混乱的时代该如何应对之，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待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孔、老之间观点的差异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的差异，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这也为中国文化开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不过，孔、老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学术宗旨的差异恰恰为两者之间的互补提供了可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指出的：“（儒道）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是同一轴的两极。”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则将孔子跟苏格拉底、佛陀、耶稣一同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把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并认为孔、老“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
诸子学研究可以为当今世界展示一个多元的古代世界，各家互补，共生齐鸣。我所以对方勇教授的工作表示赞赏，正是缘于这点。我与方勇教授，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同行，更是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同道。
这二十多年来，我往返于太平洋东西两岸，对人类相害、异类相残，有很深的体会，这让我愈发深刻地意识到庄子齐物思想的现代精神。庄子讲到“啮缺问王倪”的寓言，其中有“孰知正处”“孰知正味”的发问，正能够破掉人类自我中心的桎梏。如何发掘诸子学资源中的这些活生生的意义，值得读者深思，更需要研究者长期努力。我在研究黄老学时发现一个现象，可以称作古代道家的现代化，即从老子、庄子到黄老学的新发展，黄老派一面继承老子的道论，又引入时代所需的法治观念，推动了先秦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显示了道家思想有不断更新的生命力。当代的诸子学研究也应该追求现代化，从胡适开始的名家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秦时代法观念的意义，也颇值得深入探索。有青年学者从墨家的宗教意味出发，探索“新墨家”，我也非常赞赏。
子学蕴含着对现代世界意义非凡的精神，这便是人文意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某些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国自殷周以来便形成了人文思想传统。儒、道等诸子学派多以殷周文化为基础，故而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较早，而思考尤为圆通。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启示。世界其他地域的文明形态中，大多情况下，神会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带来权威意识、专断行为、教条作风及偶像崇拜，而人的尊严、自主、自信被大幅压缩。先秦诸子则从不同方面展示出人文精神。我曾在《“新子学”论集》第一辑序言中提到，自古及今，人类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眼前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总之，诸子学已开创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我们完全能够在诸子多元互补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文化，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1998年5月4日，我与方勇初次见面。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褚斌杰先生做博士后。2007年12月中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方勇教授把《庄学史略》的校样赠予我，请我作序。年轻学者能有这样的功力完成这部著作，我十分佩服。2008年，他将三大卷的《庄子学史》送给我，告诉我《庄学史略》只是此书的缩减本，使我愈发对他刮目相看。
方勇教授在个人撰述之外，还创办了《诸子学刊》，并连续主办诸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启动《子藏》编纂工程，倡导“新子学”理念。我在《诸子学刊》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也参加了《子藏》论证会与成果发布会，并主编其中的《子藏·老子卷》，“新子学”会议我也参加了两次。2018年10月，我与方勇教授联名举办“首届诸子学博士论坛”。相识相交二十余年，方勇教授对待同道的赤诚与对待学术的勤勉、毅力、自律，可谓历历在目。如今《方山子文集》即将出版，方勇教授嘱我作序，我自然很是欣喜，不仅为他的个人成就，也是为诸子学研究的整体进步。
方勇教授的学术风格与研究著述极具个人特色，在他的同辈学者中堪称出类拔萃。其中，尤以他的庄学研究最为突出：《庄子学史》博大精深、厚重宏通，令人震撼；《庄子纂要》汇集历代庄学研究精华，并每每断以己意，于庄学研究贡献殊多；《子藏·庄子卷》汇聚历代庄学文献，收录精而全，是严灵峰先生《无求备斋庄子集成》之后最大的庄学文献集成；《子藏·庄子书目提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历代庄学研究的路标。再加上其他各类普及性的庄学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庄子研究系列。此次的文集编纂，将方勇教授的庄学著作进行汇总，我觉得很有价值。
方勇教授对于学术发展有着深远而宏大的设想，庄子研究之外，他还启动《子藏》编纂工程，为今后诸子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功德无量。关于《子藏》工程的难度和意义，我曾将它比作青藏铁路工程。历代子学著作繁多，分布极为零散，版本情况纷繁错杂。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将它们搜罗起来，将其中的精华筛选出来，对学者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子藏》以“全且精”为原则，考察版本源流，搜集稿本、孤本、稀见本、手批本，力求将历代子学成果网罗殆尽，构建一座巨大的子学宝库，对今后诸子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文集所收录的《〈子藏〉纪事》一书，记载了与《子藏》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涵盖从酝酿到实施再到成果发布的各阶段。我想读者会对《子藏》的难度和分量有更深的认识，也会对《子藏》团队的毅力和付出有更多的敬意。
文集中让我产生共鸣的还有方勇教授的乡梓情怀。乡梓之情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两者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殷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和宗法伦理观念。方勇教授是浙江浦江人，他的二十四世祖方凤是宋元之际有名的遗民诗人，方勇教授承袭了先人对家国故土的热爱精神：他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展示了家乡在宋元之际辉煌的文化成就；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业，编纂《浦江文献集成》，收辑古代文献八百五十种，充分展现了浦江的文化底蕴，很有意义。方勇教授也很热心家乡的文化建设，这几年他为家乡办起了国学讲坛，又推动月泉书院的重建，还将全国诸子学博士论坛带到了浦江。我了解到这些成果后，由衷地为他和浦江感到高兴。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在故土上总能找到强烈的归属感，我十几岁离开故乡，之后又历经变故，备尝漂泊、羁旅之感，对故乡的眷恋日益加深，这几年每当回到福建时，心情总会有种莫名的感动。当今的中国，城市化日趋明显，出国移民久已成为热潮，但我希望，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也希望中国能多一些方勇教授这样的学者，多关注自己家乡的文化，唤起人们寻根的意识。其实，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子学、人文是文化历时发展之根源，家族、乡曲是国家共时构成之基础，因而，发展家乡文化与弘扬子学思想、发掘人文精神一样，都是关乎中国文化的根基性问题，都是振兴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工作，方勇教授将努力付之于此，我们也终会见证他的刻苦用心。
内忧外患或为人生之常情，自有记忆开始，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是道家研究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支撑着我的信念。《易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为人，为学，既要有乘物游心的定力，也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方山子文集》是方勇教授数十年辛苦耕耘的成果，也是他卓绝心血的荟萃，有理由相信，方勇教授在来日仍会继续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天地。既为同道，我写下这些，以与闻其风者共勉。
（作者：陈鼓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本文系作者为《方山子文集》［学苑出版社，2020年5月版］所写序言，本刊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