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前286年），姓庄名周，是先秦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寓言家。
许多方面，庄周其实是个谜。
他是哪里人？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里的“蒙”究竟是今天的哪里？且其家乡“蒙”的“漆园”又在哪里？后世对此争议不休。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一说是今之安徽蒙城，理由是该地世称“山桑，北冢，古漆园”。“蒙”改名为蒙城约在唐代天宝年间。乾隆《颖州府志》明确记载，“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宋代朱熹对庄子故里有比较系统的考证。结论是，庄周乃是楚国蒙地人。即今天的安徽蒙城。苏轼，王安石等也持这一说法。
二说则认为庄周出生地在山东曹州。这一说法流行于唐代。诗人李白曾居东鲁，在其《赠从弟冽》一诗中称“自居漆园地，久别咸阳西。”这里明确把曹州漆园作为庄子为吏之地。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
三说是河南商丘附近。支持者不多。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对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综合种种因素看，老庄的思想渊源应在淮河流域。齐鲁大地诞生的文化主体是孔孟代表的儒家。如果说，儒家主要起源于齐鲁大地传承已久的“周文化”的话，那么，老庄的道家则是淮河流域“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社会功能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是顺应统治者的，后者则是以特定方式批判现实的，至少不与统治者主动合作。道家的这一特征，是符合商亡之后的商代遗民思想情感的。
种种证据相互链接证明，庄周的家乡，应当是商代遗民相对集中淮河流域的“蒙”，也就是今天的安徽蒙城。不过，“蒙”，当时应当并不属于楚国，而应当是属于“商周”。这里提到的“商周”，从《庄子》提及的孔子被困于“魏、宋、商周、陈蔡之间”来看，应该是个相对独立的小诸侯国或者较大诸侯国的附属国。
如同老子，庄周的寿命也是个谜。有说卒于八十三的，有说卒于三十九的。这两种说法，悬殊很大，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支持证据。现在只能根据庄周生前活动中一些人和事，来推断出其生存时间的上限和下限。据推算，这个上下限应该是在公元前369——前286年之间。这个时段，属于中国历史的战国时期。
从庄周恣意纵横机智尖刻的文采来看，他的青少年时代应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从他对儒家思想的指责和批驳来看，他应当曾经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系统教育；从他被召入吏，并从容周旋于多位诸侯之间的经历来看，他应当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化人（士）。
庄周的家庭背景，史料语焉不详。据推断，应当是出身于士族家庭，从他贫困的生活来看，那个家可能已经衰败没落。成年后的庄周，除了做过短期的漆园吏之外，几乎没有正当的“职业”。他的糊口方式，可能是编织芦苇制品出售乡里。
年轻时，他曾经离开家乡，游历了风俗道德等等迥异于中原文化并被中原人蔑称为“南蛮”的楚国。随后，又去过宋国和陈国，这里有老子的故里。很可能在这一阶段，他进一步研读并接受了老子的思想，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回到家乡后，他又游历了宋国、魏国、齐国、鲁国等等。这一阶段，他主要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庄周为士，却没有充当王侯将相的门客；庄周为师，却没有留下有据可查登堂入室的门生；庄周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却没有效忠于任何一个诸侯。这些情况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庄周一直在充任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或者说是“评论者”，他与天地“对话”，一生都在追求心灵的闲适和精神自由。
庄周能言善辩，并乐此不疲。庄周结交的最大“辩手”，就是惠施。他与惠施等人的辩论话题和内容，与《庄子》成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活在诸侯争霸时期的庄周，尽管物质生活十分穷困，但他却不接受诸侯权贵们的施舍或礼请。他认为，“贫困”并不意味着“潦倒”。贫困是指物质生活层面的，而潦倒则是人格和精神层面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精神层面上，庄周率真，正直，寡欲，且具相当的棱角和锋芒。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守真养性、清静无为，同时，他内心深处，充满着对社会现实的悲悯。他主张退守、隐逸、不争和率性，可同时又对现实世界充满强烈的情感爱憎。
或许可以这样说，庄周的一生，像个钟摆，一直摆动于贫困与潦倒、愤世与屈从、理想与现实、躁动与安适、绚美与忧郁、拒绝与接纳、傲俗与怜世、卑微与高贵等进退维谷的夹缝里。
正因为世态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相搏俱伤，所以他才不与相争；正因为当时的政治昏暗，所以他才率性任意而甘于贫困。庄周身上表现出的愤世傲俗，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力所能及的反抗。
现在人们见到的《庄子》，之所以名为《庄子》，是因为后世认为它的作者就是庄周。其实，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在庄周身后。《汉书·艺文志》曾清晰地记载，《庄子》共有五十二篇。《史记》也明确说，庄周著述十余万言。而现在人们见到的《庄子》只有三十三篇，并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根据后世学人的仔细勘对核查，基本认定“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成分比较复杂，可能参杂了庄周弟子著述，也不排除一些是庄周本人所作；而“杂篇”，则基本上是庄周弟子和后学记叙或伪托庄周言行的著作。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如《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辛冠洁等主编，齐鲁书社出版）认为，“外篇”、“杂篇”是庄周所作，“内篇”为庄派后学所作。《评传》并指出，汉代司马迁时，还没有内、外、杂篇的分法，如此划分，是晋代郭象所为。
《庄子》一书，想象奇异，汪洋恣意，挥洒自如，借物喻人，托古言今，寓理于情。既具浓烈的浪漫主义，又具深邃的理性思考。《庄子》全书，在写作上，特别善长运用寓言、故事，并运用比喻、夸张的文学方法，生动而直观，具体而形象地表达其深刻的哲学思想。散文兼具杂文式的语言风格，极富幽默和讽刺意味。
《庄子》，在哲学精神上，秉承了《老子》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并更生动、形象和意象化地表达了道家的基本思想。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庄周，以其宏阔流动的时空感，试图将人们从狭小静止的经验生活中唤醒。他的一系列比喻、寓言，以及虚托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指向一个鲜明的目标，那就是什么才是人生的自由和幸福。
庄周认为，“自由幸福”，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合乎一乡人心愿，道德能使国君感到满意，能力足以取信一国之人，是才智意义上的“自由幸福”。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干出事业，事有所成，而获得赞誉，获得身心满足。但是，这种幸福是残缺的，因为必须被功名利禄牵引着一直走下去，奔波劳碌，所以“宋荣子犹然笑之”。
第二个层面，就是“宋荣子”这些人的“自由幸福”。 他们能清楚划定身内与身外的区别，辨别荣誉与耻辱的界限，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由幸福”。世上人们赞誉他们或者诋毁他们，他们不会因此而感到激励或者沮丧。他们不刻意去追求些什么，行事处世皆自有分寸，显得游刃有余，自由自在。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未能达到最高境界。即使像列子那样能驾风行走，免受行走之苦，能自由往来穿越，可他也只是“看起来”很从容、很自由、很幸福。因为，其“犹有所待者”，他还是要有所依靠，有所凭借，他的自由还是受到客观限制和制约的，算不得真正的自由。注意，“有待”（外在力量的限制），被庄周看成是寻求幸福的障碍之一，另一个障碍就是“有己”（个人欲望的牵引）。
第三个层面，完全把握和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驾驭“六气”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顺乎自然，什么也不要仰仗了，什么也不要依靠了，这才是“逍遥游”的自由幸福！庄周的出结论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至人”（极致之人）能够忘我；“神人”（神化之人）没有功名事业；“圣人”（圣贤之人）无需名誉地位。这三句话，实际上该这样解读：至人之所以是至人，因为无我；神人之所以是神人，是因为无功；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无名。所以，这“三个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是绝对自由幸福的。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推导：幸福的障碍原来就是这三个字：“己”、“功”、“名”。也可以换算成上面提到的“有己”、“有待”。身内的“己”，是个人欲望；身外的“待”，是功名，是外在东西的诱惑。在这一内一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人生必定痛苦不堪，哪来的自由幸福呢？
当然，不是人人都是“至人”、“神人”、“圣人”，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绝对自由幸福的。可能多数人，只能享受到相对的幸福。相对的自由幸福，也是自由幸福。自由发挥自己的自然本性，就可以得到相对的幸福。发展自己的自然能力，就是“德”（通“得”）。“德”，是从“道”中获得的。庄周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德”，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人能成为人的根本。守住这个“德”，就是顺其自然，顺着走下去，是幸福的。反过来，违背这个“德”，逆自然而动，则是痛苦不幸的。
“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天，是自然，天生牛马四条腿，这是天的造化，自然而然；人呢，自行其是，用马络套住马头，用鼻栓拴住牛鼻。这是用人为去违背天的造化，一定是要遭报应的。庄子反复说明，顺从天意，是幸福和善的根源；刻意人为，则是痛苦和恶的种子。反对“人为”这一点，庄周，完全承继了老子的衣钵。恣意“人为”的错误在于，按照人的尺度，而不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尺度，去处理问题。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 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
野鸭的腿短，仙鹤的胫长，这是天生的，按照后来西方进化论的说法，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人为”，给野鸭的短腿接上一段，给仙鹤的长胫锯下一段，那就悲剧了，谁也活不成。这个寓言想说，各个生命，生存和幸福的标准并不一样。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德”，各循其道，各有所得，便是“大同”，“大同”容纳“小异”，便是自然。因此，无需人为去刻意做什么，都做自己爱做的，能做的，便是符合自然的生存，便是自己的幸福。所谓“自由”，都是符合自己尺度的那个自由，不是主观任意和要求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