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七六八年（大历三年）春天离开夔州出峡。原意将住荆州，他的弟弟杜观先已来信，约他去当阳（荆州属）居住。杜甫想去荆州居住的原因是，（一）当时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西节度观察等使（封阳城郡王）卫伯玉对杜甫有旧。（二）杜位从严武幕以后做卫伯玉的行军司马。有关的诗有《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因寄三首》之三、《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从这些诗看，杜甫的情绪是很好的，满以为定居荆州，和杜观一家同住，好好地度过晚年。不幸事与愿违，到了荆州以后，忽然发现这个希望破灭了。于是在大历三年的秋天离开江陵（荆州），迁往公安。关于离开江陵的原因，据清施鸿保《读杜诗说》，认为当时是杜观对他的哥哥不好，兄弟参商，所以杜甫才南去公安（施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215页，“移居公安山馆”条）。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推想，别无佐证，不可信。从杜诗考察，当是卫伯玉的下属不欢迎杜甫，杜位对杜甫的态度冷淡，所以杜甫愤然离开江陵。看《和江陵宋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注家都说这是杜位，是可信的。杜甫对自己的亲弟弟，照例称名）宴书斋》诗的结语说：“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知。”请想想看：你们天天宴会吃酒，并且作诗，却排斥我这个新来的人。难道我还能待得下去吗？这个时期在诗中发了些做客难的牢骚，大概就是为此。如《久客》（蔡梦弼编在江陵诗内）：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更说到世间友情反复，语意悲慨：
一论朋友难，迟暮敢失坠。古来事反覆，相见横涕泗。……
故旧（指顾）独依然，时危话颠踬。
这话很可能是为杜位而发。
在这个时候，杜甫曾经打发他的儿子出去试探可以移居的地方，结果也失望。因为儿子写信回来说，那里的生活差得很。杜甫因而决计不去。《水宿遣兴，奉呈群公》说：
归路非关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乱离啼。
童稚频书札，餐飧讵糁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
异县惊虚往，同人惜解携。磋跎长泛鹢，展转屡闻鸡。
这诗是离开江陵时在江边舟中写给卫伯玉的幕僚们的（杜位在幕中而题与诗均不及位，值得注意）。“向西”言将去公安（仇以诗末有“丹心老未折，时访武陵溪”的话，以为是要去武陵〔即今常德〕，是不对的。二句的意思是说，对于政治还没有忘情，将来还要常常来看望诸公的。“武陵溪”以神仙中人喻“诸公”，是套语。旧注纷纷，均未得诗意）。“童稚”两句是说儿子（“童稚”谦词）从异县几次寄信给他，说那里吃饭掺野菜，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讵”，疑问）（杨伦注：“公在江陵时，妻子或留当阳，故家人以困乏来告。”得之），所以只好西去公安。“异县惊虚往”，是说儿子徒劳跋涉，到那里算白跑了，不是说自己曾经亲往“异县”（旧注均误）。按这里的“异县”，应当是指杜观所在的当阳。杜甫的儿子留在那里，到第二年（大历四年）才回到他身边。《入衡州》诗说“远归儿侍侧”，远归即指从当阳归来。大约杜观在那里家累重〔1〕，职务卑，生活极苦。到那里去不过大家挨饿，所以不能去，不是杜观对他哥哥有什么不好。《清明》说，“弟侄虽存不得书”，《归雁二首》说：“云里相呼急，沙边自宿稀。”“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说明兄弟间的情谊是好的。
杜甫到公安县去，是因为郑审做公安少尹，想去依他。郑审是郑虔的侄辈，跟杜甫是旧交。《八哀诗赠郑虔》说：“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诗后杜甫自注：“著作（指虔）与今秘书监郑君审，篇翰齐价。”以谪江陵，故有“阮咸江楼”之句。可见郑审也在倒霉，是难以做诗人的东道主的。这本在杜甫的意料中。所以《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说：
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荡报恩珠。
溟涨鲸波动，衡阳雁影徂。南征问悬榻，东逝想乘桴。
在走投无路中，把朋友的慰藉也看为一种大恩，说要图报！后四句是说自己不是想在公安住下去，只是想从那里经过，看看老朋友，再经衡阳，到广州去。
杜甫想到广州，绝不是一时被迫无奈的幻想，不像他这以后忽而想去陕西，忽而想去汉阳和襄阳，甚至想去庐山一样。〔2〕他想去广州，有种种原因。
我们知道，唐代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①东路自长安经洛阳到开封、商丘；②西路自长安到凤翔、成都；③南路自长安至江陵、襄阳；再南到长沙，经广西到交州；④北路自长安到太原出娘子关到北京市（当时范阳）（《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一册，267页）。南路的广州是一个中国和外国通商的两大海口之一（其他一个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县）。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
杜甫对广州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是早有所闻的。他在《奉送魏六丈佑之交广》诗中说：
出入朱门家，华屋刻蛟螭。玉食亚王者，乐张游子悲。
侍婢艳倾城，绡绮轻雾霏。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
新欢继明烛，梁栋星辰飞。两情顾盼合，珠碧赠于斯……
心事披写间，气酣达所为。指挥铁如意，莫避珊瑚枝。
在《送重表侄王评事使南海》中说：
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
大历四年，李勉以京兆尹拜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杜甫有送行诗。上引诗“番禺亲贤领”，亲贤就是指李勉。
在杜甫看来，广州经济既是那样繁荣，生活自然富裕，他在到公安前，大概已传闻李勉将做岭南节度使，估计政治也可能稳定。所以决心要到广州去。后来他的亲友魏佑、王先后去广州，就更增加了他南行的决心。所以心情又振奋起来。《泊岳阳城下》说：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杜甫到了潭州（长沙）。大历五年，潭州刺史崔瓘的部将臧玠叛乱，杀死崔瓘，湘中大乱。杜甫入衡州避兵。他更想到广州逃乱。《咏怀二首》之二说：
多忧污桃源，拙计泥铜柱。未辞炎瘴毒，摆落跋涉惧。
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当此路……
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
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他又提到葛洪、许靖。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零。
许靖是三国时人，避兵走交州。晋葛洪为勾漏令，后来隐居罗浮山。杜甫提到葛洪，流露了他想去广东的又一种心事。杜甫年轻时候就相信神仙服食之术。诗中提到服食的很多。他又是多病的人。到湖南以后，右臂偏枯，已经不能写字。兼之臧玠之乱，窜伏乱兵间，担了不少惊恐。生活困难，营养不足。又死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女儿（《入衡州》诗：“犹乳女在旁。”这是大历五年夏天的诗，到了秋天，小女病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说：“夭追潘岳”，即指小女之死），心情更坏。所以想求仙学长生术的念头又起来了。《送王》诗也说：“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可见这是他这一段时间常常想到的事。
还可以提到：杜甫和苏涣的交往，也许也会增强他去广州的心思。杜甫赠苏涣的诗，佩服备至。另外在《暮秋枉裴道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和《入衡州》两诗中都提到苏涣。一则许以安定大局，再则把他比作白起。苏涣是个才气纵横的人，所以后来敢于到交广造反。据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上苏涣题下识语云：
“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曰白跖。人患之，以比盗跖。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涣遂逾岭，扇动哥舒（晃）跋扈交广，此犹龙蛇见血，本质彰矣。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李帅（勉）。其文意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一鳞半爪。”据杜《入衡州》诗，瓘被杀后，涣亦往衡州，共谋讨伐臧玠。杜甫在潭州时，与涣交往甚密（《答裴道州》）。苏涣是想到交广的人，对于杜甫去广州，必有鼓舞。
总之，杜甫南行，是想到广州，这是他到江陵以前没有想到的。驱使他想到广州的力量，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主要是经济的原因。
〔1〕 施鸿保说杜观是新婚，不应该已经有子。他根据《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两篇》说，既云“新妇”，而诗首联说：“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诗和题是矛盾的。因此，他说诗中的“妻子”字样，“子”字是连类而及，没有意义。施鸿保的话是错误的：1．紧接着还有三首诗，题目是《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这又怎么解释呢？2．这五首诗都作于大历二年，杜甫五十六岁，就算观小他十六岁，已经四十。中国社会素早婚，中上层人不会四十岁才娶妻。3．“新妇”当是沿用六朝人语，六朝人称妇为“新妇”，不同于后世称新婚者为“新妇”。《后汉书·列女传》记周郁无行，周郁的父亲对郁妻赵阿说：“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最明显的是《晋书·列女传》载王浑娶妻钟琰，生子济。有一天两夫妇在家闲坐，王济走过。王浑得意说，生子如此，足慰人心。他的妻钟琰回答说：“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趐如此。”参军，指王浑的弟弟王沦。琰子已长，还自称“新妇”，可证晋人“新妇”一语和后世意义不同。唐文人多袭晋语，以为风雅。杜诗题中“新妇”字当亦如此。
〔2〕 杜诗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五律。黄鹤诸家编在大历五年。不对。这诗当是在江陵时徘徊歧路之作。第二句有“天高白帝秋”，江陵离夔尚近，可以这样讲。若在潭、衡，未免扯得太远了。到潭州出了乱子，他曾经又想到归秦。《暮归》说：“南渡桂水缺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不过说说罢了。
大约在潭州大乱的时候，杜甫想去汉阳或襄阳。有《登舟将适汉阳》诗说：“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又有《别董颋》诗说：“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盘。当念著皂帽，采薇青云端。”又有《回棹》诗，后半说想回襄阳隐居。这些都是兵荒马乱时的幻想。《上水遣怀》中说：“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倒是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