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政治上有大抱负的人，但当年无路进身。天宝六载，三十五岁，诣阙被权相李林甫巧言斥罢，困居长安。十载，进《三大礼赋》，得到玄宗李隆基的赏识，使待制集贤院，令宰相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十四载，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奔蜀，以房琯为相。十五载（至德元载）七月，太子李亨自立于灵武，玄宗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册玺如灵武。杜甫六月奔行在，陷贼。二载四月，杜甫脱贼至凤翔，五月拜左拾遗。会房琯罢相，甫疏救琯。肃宗大怒。诏三司推问。以宰相张镐为言乃解。冬归长安，续任左拾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五月，出琯为邠州刺史，六月，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七五九年）七月，甫弃官去客秦州，十二月，至成都（参合新旧《唐书》房琯、杜甫传及杜诗年月）。

房琯是什么人，在政治上的见解又是什么呢？《新唐书》一三九本传说，琯字次律，河南（道）河南府人。他的父亲房融，是武则天的宰相。琯少好学，风度沉整。隐陆浑山十年。及仕有吏才。天宝十五载，玄宗苍黄奔蜀，大臣陈希烈、张倚不时赴难，琯结张均、张垍兄弟及韦述等赴行在。至城南十数里，诸人以家在城中，逗留不进。琯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相。俄与韦见素，崔涣奉册灵武，宣上皇传付之旨，肃宗即以为相。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将斩，以琯救得免。又谏用第五锜。肃宗不听。琯为相，大权独揽，诸相拱手避之。又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肃宗命琯以进明兼御史大夫，琯以为摄御史大夫（摄者，非正职，犹“权知”）。进明入谢，上怪问，何“摄”也？进明恨琯，因言琯与己有私怨。并言：“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按指成都）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任）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琯。琯遂请兵为元帅，许之。至德元载十月，遇贼于咸阳之陈涛斜。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战。琯用古车战法，贼纵火焚之，遂大败（综合两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有关史文）。

李亨和贺兰进明的谈话，提醒我们注意当时成都与灵武之间的关系是有显著的矛盾的，房琯就是这二者斗争的牺牲。原来唐代开国即有“皇位继承无固定性”问题。唐太宗因争夺皇位，杀了哥哥和弟弟。高宗本太宗第九子，几经曲折才得立为太子。中宗、睿宗，时废时立，皇位极不稳定。中宗景龙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讨武三思等，兵败而死（实为韦后所害）。景云元年，又有韦后之乱，弑中宗。睿宗的儿子隆基起兵诛韦氏，睿宗复位。两年后，传位太子隆基（他其实是睿宗的第三子），就是玄宗。唐开国后五帝，几乎都不是按封建传统法制正常取得皇权的。到了李亨，也并不例外。《唐语林》卷一载：“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鬓发斑白入朝。上见之恻然曰：‘汝归院，吾当幸。’及上到（东）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屏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令亦无伎女。上为之动色。顾谓（高）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乎？’力士奏曰：‘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中央的政权继承既不能稳固，则朝臣之党派活动必不能止息（陈寅恪语。关于唐初六代皇权继承不稳固情况，见陈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7—68页）。即肃宗之立为太子，亦在武惠妃谮废太子瑛，而惠妃子寿王瑁争皇位暂时不利之后，又得高力士之援乃成（《新唐书·高力士传》）。而且李林甫、杨国忠悉皆有不利于李亨之心（《旧唐书·肃宗纪》）。所以安禄山的反叛实是太子亨巩固皇位继承的极好机会。但其危惧之心固未稍减于昔，所以乘安禄山称兵向阙之日，遂分兵北走，自取帝位矣。但是玄宗不甚以李亨继承大位为得人，观玄宗在蜀于天宝十五载七月间曾下分镇制书，可略得一点迹象。制书命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以裴冕、刘秩副之；永王璘为江陵府都督，充山南东道、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窦绍傅之，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刘（秩之弟）傅之，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丰王珙为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邓景山为傅，充都副大使。制下，琦、珙均不出阁，惟璘赴镇（此事新旧书均简略，兹据《通鉴》二一八所载）。这件事贺兰进明以为是房琯主谋，看来的确是房琯。如刘秩兄弟、李岘、李成式、邓景山都是房琯所亲重的人，就可知道。又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安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蔡宽夫诗话》引图诗，谓图博学多闻，尝修史，其言必有自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引）。但王夫之大不谓然。《读通鉴论》二十三论分镇事说：“玄宗发马嵬，且宣传位之旨矣。乃未几而以皇子充元帅，诸王分总天下节制，以分太子之权。忽予忽夺，疑天下而召纷争。盛王琦、丰王珙皆随玄宗在蜀。吴王祗、虢王巨，皆受专征之命。永王璘之出江南，业已抱异志而往，是萧梁骨肉分争之势也。河北雍、睢之义旅，罔测所归。河西李嗣业，且欲保境以观衅；安西李栖筠，愈远处而无所适从。李、郭虽乃心王室，且敛兵入井陉，求主未得而疑。同罗叛归，结诸胡以内窥。仆固玢败而降之，为内导以掣河东，朔方之肘。此汉末荆益、西晋河西之势也。使一路奋起讨贼，而诸方不受其统率，则争竞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诸王各依一镇以立，诸镇各挟之以为名，抑西晋八王之祸也。居今验古，不忧安史不亡，而忧亡安史者即以亡唐。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长于其方，太子虽有元帅之虚名，亦恶能使统一而无参差乎？玄宗之犹豫不决，吝以天下授太子。其父子之间，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

根据上引材料看来，由于李隆基的摇摆不定，迫使李亨拒不受命。于是在朝臣中形成了两派：一边是扈从功臣，又可叫成都集团；一边是拥立功臣，又可叫灵武集团。灵武集团有李亨庇护，亦是当时人民早已不满于玄宗的穷兵奢靡，但同时又恐惧安禄山的残暴掠夺因而想望新政的希望所寄，所以显得颇有力量。兼之李光弼、郭子仪是拥护新君的，李泌又是出色的谋臣，所以灵武确实形成了一个中心。但肃宗庸暗，听不进李泌的好些建议。知道李、郭的才略，又怕他们功高难制，不能专任。他的左右有树党营私的宠妾张良娣和以拥戴元勋自命的太监李辅国，这就是灵武集团的中心人物。大臣则有裴冕、崔圆、杜鸿渐等，都是庸人。后来李辅国废张后立代宗，开唐代中后期宦官直接废置皇帝的恶例。成都集团主要是些士族人物，思想保守，缺乏斡回全局的才能。他们本想奉玄宗收复两京，克定祸乱。后来知道肃宗自立，他们虽然不以为然，但亦知道团结统一是平定叛乱的前提，立即靠拢了新的中央。这些人有房琯、张镐、严武、陈玄礼、高力士。杜甫也是属于这一派的。

房琯的毛病是好为大言，而不切实务，所引亦多带有清谈习气的人，所以在想以讨贼立功自重的企图失败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初时，肃宗为了敷衍成都，用他为相。陈涛斜战役失败后，还是隐忍下来，等房琯的缺点暴露无遗，引起“时议”的不满，才于次年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又特别公布了罢免制文（《旧唐书》本传），极力指摘房琯结交浮薄之士，朋党比周，贻误国事。连同刘秩、严武、贾至等一并斥逐。看来肃宗为此是很费了气力的。房琯罢相之后，朝廷用张镐代替他，但过了一年，张镐又罢，左相韦见素，先已罢。至此，南朝旧臣或扈从派的势力彻底摧毁，这场斗争才算结束。

今天我们又翻出这篇旧账来看，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不仅是八世纪王朝的几个宰相的宦海升沉图。可以说，我完全不注意他们，而只是因为这场当年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诗人杜甫一生的坎坷遭遇的缘故。如果我们不想用一丘之貉几个字去勾销这笔旧账，也可以看出这两派是有历史的是非的。房琯这一派人名声大，但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成绩来。他们胜于灵武集团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是有远大抱负的一些人。他们想复古（如分封诸侯、行车战法之类），妄诞偏执，脱离实际。但复古这种口号，在封建社会中往往是革新的一种招牌或尝试。其次，他们毕竟是一些作风比较正派的人。古板婞直，不阿权要，至死不肯改变他们的操守。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复兴国家、整顿纲纪的抱负，迂和拙都无损于他们的本质。

杜甫是倾倒于房琯的。见《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尤其是那篇祭文，力斥邪佞，表彰忠直，露骨得很。对于了解杜甫晚年自我表白的诗篇，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值得一读。杜甫是坚定地站在政治上进步力量一边而且固执地斥责腐朽力量的诗人。他的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尊贤使能，斥责贪婪腐化；主张轻徭薄赋，力陈边境息兵，都始终坚持，有“九死未悔”之概。虽然他力主分封诸侯，迂腐到了可笑的程度，似乎有点儿堂·吉诃德先生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