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包产到户从初露端倪到全面确立经历了两次政策突破，第一次是从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到允许特别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第二次是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可以由农民自主选择，不再限制在特定贫困地区。本文致力于全景式呈现第一次政策突破的决策过程，特别是重点展示高层发生的政策意见分歧，重新梳理邓小平谈话的背景和作用。本文认为，农村改革重大政策突破的实现，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政治空间。

1981年7月18日，在中南海北区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副总理万里听取农口十余位正副部长的农村调查汇报。会议开了一整天，万里总结时说：“这三年多来，实际上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农业上大的拨乱反正。问题还未完全结束，斗争是比较激烈的。” 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政策包产到户已经实现第一次政策突破，第二次突破还在艰难僵持之中。

这次会议有重要背景。3月2日和11日，万里先后主持农业部党组会和国家农委党组会，对农口部门提出批评，态度强硬且措辞严厉：“你们不和群众一道想办法，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只是学大寨，大呼隆，只念大寨经，不调研，只搞穷过渡，是习惯性的。” “农民吃不饱，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吃饱了,不见你们高兴。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你们坐在楼上评头论脚，说破坏了社会主义。”“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农民不需要！” “农业部是左的路线政策的顽固堡垒。”万里还点名批评了有的部长。万里要求，农口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调查两个月，亲身感受一下，广大农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下去一看，就有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局面”。随后，国家农委组织有关农口各部140余人，其中部级干部20余位，分成15个调查组，从4月开始，深入农村两个月。6月中下旬，调查组回京，先在各部门总结。7月18日，万里听取部长们汇报。这次调研被称为中央农口的整风活动，是农口机关政策氛围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对此，现有卷轶浩繁的改革回忆文章鲜有提及，学界则不得而知。

这次会议属于包产到户政策第二次突破，本文从这次会议开篇，意在通过万里谈话来表达包产到户政策风云的理论判断。本文所谓包产到户第1次政策突破的时间区间，起于1976年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止于1980年秋中央75号文件发布。

一、主流政策思路

1976年10月，华国锋开始主政，高度重视农业。此时中国农村尚有大约一点五亿人口不得温饱，逃荒要饭仍为寻常现象。当年12月，华国锋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五千人参加，把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作为抓纲治国的根本举措。1977年11月，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系列学大寨要求。1978年7月，又在山东、江苏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

1978年春天，高层农村政策研究的头等大事是，为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草两个农业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制定新的人民公社条例。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农委，这个文件起草工作主要以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为基本力量。高层领导认为，人民公社体制还要适用二十年，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主要靠学大寨。这是文件起草的指导思想。

1978年9月，因为“省委六条”政策的鼓舞，安徽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在11月中央工作会议间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华国锋汇报此事，华国锋默默无语，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点头允许。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同意肥西县山南区作为省委的试点，但是“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中央领导层通过正式信息渠道了解到安徽等地出现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是在1978年10月中旬。当时，主管农业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看到情况反映，找了农林部负责人谈话，要求派人前去调查。面对包产到户的出现，纪登奎似乎相当平淡，没有严厉批评，也没有支持，曾讲到包产到户能增产，别的方式也能增产。农林部随即派员到了安徽。1979年2月20日，华国锋在听取农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应该注意总结发挥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好经验、好典型，加以推广。随后，华国锋在农委报送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清样”空白处做出批示，批评一些农村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巩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是设定主题。全会之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委以加强农业领导，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兼任主任。

1979年3月14日，王任重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决不能退回去，并要求人民日报配合宣传，批评和纠正已经出现的包产到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张浩的群众来信，并发表了长达五百字的“编者按”，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个来信和编者按，后来被称为“张浩来信”事件。这是包产到户政策纠纷中的重大事件，事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包产到户支持者，显然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万里安抚基层干部不要被人民日报文章吓到，说：“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写读者来信。”“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1。3月20日晚上，副总理王任重用长途电话询问万里，万里没有辩论包产到户好处如何，而是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万里是利用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掩护了初露端倪的包产到户。

1979年3月20日，华国锋在国家农委座谈会上的讲话2。在这个只有七个省的农委负责人、三个县的主要负责人的小型会议会上，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和地方负责人发言后讲话。讲话持续两个小时，涉及农村问题诸多重要方面，是了解华国锋思想的重要资料。华国锋开始就强调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作为主要领导人，这样说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两个文件其实有内在冲突。文件之一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针对当时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的普遍情况，文件鼓励社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但是，文件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之二是新的《人民公社条例》，这个条例意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在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规定上，比1962年条例还“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其实可以作方向相反的理解解释。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华国锋不同意包产到组，更不同意包产到户，但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他认为，分队、分组过小是不利的，分包到户更加不利。例外情况是，100来户的大生产队可以分组作业，山区居住很分散的几户人家可以到户。但是，华国锋强调这都是特殊情况。他不赞成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认为生产过程的“某一段工作究竟影响多少产量难说”。他强调，生产队工分分值有高有低，这本身已经联系产量；生产队可以奖励，但是不可以奖励实物。华国锋批评宣传工作“提倡联系产量的办法太多了”，指示会议“文件只划点大杠子，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华国锋严格在人民公社框架之内讨论责任制问题，把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着眼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在这天的讲话中，华国锋谈到了关于深山区孤门独户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是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不能包产到户”3。这个意思后来体现在这次会议纪要即中央31号文件中。据此，人们通常说这是为包产到户开了政策口子，也有人认为这要归于华国锋上的开明。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偏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能否算开政策口子，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连始终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王任重也指出这种做法过去就有。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内部会议上，王任重明确地说，独门独户包产到户，从来都是允许的，这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不是新的政策放宽。       1980年1月末，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是华国锋主政期间关于农村问题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讨论农业议题，但是对高层决策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或者说是高层决策机构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负责政府工作，万里成为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农村工作。这次会议建立了新的高层权力架构，是高层决策核心的重要转折点。虽然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免去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职务，任命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农委主任。但是，3月上旬万里即正式接手领导农村工作，并于3月28日第一次来到国家农委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取汇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王任重经常在会议上说到“华主席”的指示精神，万里到来之后，却不再提华国锋。显然，从1980年2月五中全会建立中央书记处之后，华国锋的政治权威明显下降。1979年下半年，王任重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部署农委开始筹备建立农民协会。1980年1月，王任重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信，建议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并附有国家农委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并没有将王任重的信呈报华国锋，而是请邓小平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给万里，否定了农委建议。3月26日，万里办公室向农委传达了邓小平批示内容。此事显示，最迟在1980年3月，农村问题重大决策已经不经过华国锋。从有关会议资料来看，1980年2月之后，即在华国锋辞去主席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农委再也没有接到过来自华国锋的指示，也没有向华国锋请示过工作。这显示华国锋在最高决策层已经边缘化。

二 、高层意见分歧初显

在1980年1月之前，高层内部意见分歧并未明显显露。分歧显露是在这个月底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

从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直到年末，包产到户的争论再也没有公开化。进入12月，国家农委开始规划来年工作重点。第一项是要在一月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主题是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此时的高层领导，政策思路的逻辑清晰而坚定，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是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解决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而不是包产到户。根据高层指示，国家农委开始研究如何改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作为克服包产到户的主要举措。新的重要办法，就是在人民公社管理机构中增设“经营管理站”，为经管站还专门配备了会计人员，增加了编制和经费。这是人们通常所说人民公社“七站八所”中 “经管站”的来历。

1979年12月18日，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准备情况，研究设立经管站有关政策问题。杜润生提出，1980年农业部门经费中，要有经管干部培训费，由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负责与财政部协商。接下来，李友九提出了包产到户问题，说：“包产到户，实际等于搞单干的，有多少比例，要查。”杜润生说：“紫阳建议，15%搞扩大自留地和包产到户，85%搞集体”。李友九说：“遇到单干的，要纠正”， “华主席在七省座谈会上，当时说包产到组，不准单干。这次是倒退了。”李友九这里说的“倒退”是指，不仅包产到组没有刹住，而且又出现了包产到户。杜润生说：“不要搞一阵风，要慎重，不敢莽撞。人们说张浩文章就是农委刮的一股风”。这里，杜润生表示“不要搞一阵风，”，是回应李友九说的“遇到单干的，要纠正。”关于张浩来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是杜润生根据王任重指示主持起草的，目的是纠正包产到组，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杜润生又说：“会议可能喧宾夺主，搞包产到户。” 这是一种预见，即这个以加强人民公社管理为主题的会议，很可能演变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杜润生又说：“对人民公社60条意见很多，过渡是否是老框框？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再到人民公社，或者过渡到全民，一定如此吗？让大家说，不做结论也可以。多请一些观点不同的同志出场”4。杜润生这段话，显示了他对人民公社体制有深层反思，但没有展开。

1980年1月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长达20天，从1月11日开到2月2日。与上年三月七省三县农座谈会比，这次会议长，与议题有关。因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是个庞大主题，会议的讨论广泛，有宏大问题，也有细节问题。这是一个规模约在百人的会议。每个省来两三个人，一般是省的农委负责人和一位处长，还有个别地区和县的负责人。但是这个规模不大、层次不高的会议，在政治待遇却是出奇地高。不仅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而且一批重要中央领导人都参加，并且讲话。这种超规模的政治待遇，放在今天是不可设想的。这是因为，会议潜在的核心主题是包产到户。在当时，不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经济体制上，包产到户可谓天大的事情。

会议结束前两天，1980年1月31日下午，华国锋来到会上，一起来的还有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余秋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在当时的领导中，邓小平的地位特殊重要，自不待言；李先念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因为华国锋兼任总理。下午3时半，会议开始，先是副总理王任重主持，杜润生代表会议汇报。汇报到“包产到户”全国有多大数量时，王任重插话说：“有的地方超过10%，问题是这股风还在刮”。听取汇报后，华国锋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政治局委员先谈谈你们的意见”。然后，政治局委员发言。根据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的回忆，“当时在会场上，我就一直在认真听，每个发言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否定和反对包产到户”5。广东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回忆，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插话说：“总是要坚持集体方向嘛！不管怎样，把树砍了，把拖拉机卖了，这是什么方向道路？”6

政治局委员发言后是华国锋讲话，基本上是重复1979年3月讲话的基本精神。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华国锋除了重提1979年七省座谈会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7

华国锋讲话后，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8。面对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回应包产到户问题，转移了话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会议是人民公社管理，邓小平对于会议主题只有一般化回应：“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集体总比个人优越，问题都发生在管理太坏，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坏，各人就会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9”   同时，邓小平还委婉地批评了会议准备不够充分。根据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的传达：“邓小平副主席讲，少开点会，准备不好，不要开会”10。这流露出，邓小平似乎没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被华国锋硬拉来的。邓小平的讲话转移了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既没有支持包产到户的反对者，也没有支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

实际上，这次会议争论的包产到户问题，对邓小平无论如何都不是突然袭击。包产到户在安徽的推进情况，邓小平是了解的，只不过他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的。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11。万里的“多次汇报”，既包括同意试验前，也包括试验成功后。万里的最重要汇报有两次。一次是1979年夏天，万里陪同邓小平上黄山，安徽省委领导人只有万里一个人陪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请示上车都没有获准。另一次是1979年底，即这次会前，万里曾专门回北京而并非中央有会。这次回京，是万里一月初在省委工作会上正式同意“为包产到户”的重要背景。据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万里离皖回京前，与王郁昭闲谈时说到邓小平的特殊信任，并透露将要调回北京。

在一般旁观者看来，邓小平不肯表态的原因是，既要顾及华国锋作为最高领带人的面子，又不肯附和华国锋的意见。但是，事情也许不会这样简单。2017年春，有一次在傅高义教授家里闲谈，我说到此事。傅高义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惜我写作《邓小平时代》时还不知道，否则一定要写到书里去。”谈到邓小平为什么不肯表态，傅高义：“我以为，邓小平所以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他的政治基础还不稳固。”。这次会议三周后的2月下旬，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出任总书记和主持国务院工作，万里进入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这个时候，邓小平的“政治基础”就比较稳固了。进入四月后，邓小平开始表态。

三、 国家农委与农口部门

1980年春天，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是个时光转换的季节。在万里主管农业之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态度是鲜明的。而且， 整个中央农业领导部门，包括从国家农委、农业部、农机部等部门，是态度一致的。

1980年1月6日，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在向兼任农委主任的副总理汇报新一年的农村工作要点时，王任重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有明确指示。王任重说：“对于包产到户，态度要明确，至于已经搞了的，如何纠正，不搞强迫命令，但是扩大就不对。同中央方针不对。对于落后队要派人整顿，帮助他搞好。有百分之几十落后队。叫大家争论吧，总之辩论出真理。农委不赞成包产到户、口粮田、井田制、一块田交公粮等。要同杜（润生）讲，态度要明确，可以展开辩论。” 王任重又说：“要向华主席汇报一次。不能搞单干风，不得不纠正，不是又折腾。就是要大家考虑，一切出发点是从大农业，现代化出发。不是一天搞成，是方向。现在一切方针措施要向这个方向发展。”12

1980年2月2日，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结束当天，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做报告，部署新一年农村工作。在讲话中，王任重没有直接批评包产到户，与他此前在农委内部谈话中尖锐指责包产到户的态度有明显不同。但是，从讲话基本倾向来看，显然是体现了他的本来态度。 针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王任重强调，“先富起来，主要是集体富起来，个人依靠集体富。江苏华西大队人均四百元，主要依靠集体。”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王任重强调：“责任制必须因地制宜，多种形式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说不搞的是思想僵化、半僵化，是思想错误。也不要扣帽子，说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在特殊条件下，允许包产到户，但不要刮风。已经包产到户了的，要采取耐心细致的方法，把集体提高上去。”。关于农业经营方式模式，王任重提出：“看来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搞专业队，各种专业队，林业牧业，农业工副业等等，搞专业分工。” 最后，王任重阐述了集体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九条。他说：“今天要重申，农业集体制的优越性：1.可以地尽其力；2.可以物尽其力；3.人尽其才；4.能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5.便于抗拒灾害；6.能实行机械化和科学种田；7.能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建设新农村；8.能逐步建立劳保福利制度；9.能大大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13面对包产到户的在基层工作的激烈争执，在这个的时刻和这样的场合，王任重如此强调集体经济，其基本立场是清楚的。

王任重的讲话显然是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表态不一致的影响。显然，他不想把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公开化，而是尽量调和共同点，但是，他是正面阐明自己的政策立场，而没有直接反驳或批评包产到户。讲话开始，王任重先介绍了一个重要情节。“昨天，我接到胡耀邦同志的来信，信里说，希望这次会议讲话的中心，是让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王任重说，接到胡耀邦的信后，马上给胡耀邦回电话。“接到胡耀邦同志来信，我回电话说了，也就是讲这个。”王任重在讲话的开头，就说了胡耀邦来信的事情，并申明：“今天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加快农业发展，使农村尽可能快地富裕起来”。14 显然，与胡耀邦一样，王任重在努力调和高层政策立场的冲突，但是在语言表达和修辞上，政策立场的原则分歧是无法磨灭的。时任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很可能是在31日下午的会议上，胡耀邦觉察到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态度差异，也明白王任重的政策倾向，但担心王任重的会议总结讲话会加剧冲突，所以在华国锋和邓小平讲话之后，马上就给王任重写信。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1980年3月6日，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基本精神与1979年并无明显改变。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15 与上次座谈会纪要不同，1979年会议纪要是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次会议纪要是作为国家农委文件下发。

农委文件下发以后，地方各取所需、继续分化。大部分地方还在坚持会议精神，即不许包产到户；一些地方在想办法突破，走在前边的是安徽。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会议大体情况我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万里请示，这次中央会议纪要、会议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所以，这次中央开会的会议精神安徽没有传达”。16一般来说，这是很不讲政治规矩的做法，但在当时，恰恰是改革重要空间。从历史上看，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当中央权威衰落的时候，也是政治上焕发活力、改革空间迅速展开的时候。

与安徽逆高层精神而动相反，中央农口机关则在加紧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围堵。执行高层精神的最有力工具，除了发文件给各级政府，就是通过媒体向各级农村干部发声。国家农委主办《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发表印存栋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破坏了集体经济，“是方向路线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第三期，发表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文章：“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有人说，既然副业可以包，为什么大田不可以包？道理就是因为，大田是主要作物，主要产量，主要收入，是农村经济的主导部分。把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才能有条件地利用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如果这部分也滑到个体经济，那就全面成为个体经济了”。杜润生进一步解释：“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 。17同期《农村工作通讯》还发表了署名为刘必坚的文章：“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否定了统一经营，有什么生产责任制可说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

《农村工作通讯》创刊于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是毛泽东倡导创刊并题写刊名，在农村工作领域的权威地位，如同《红旗》杂志之于全党。该杂志1980年第二和第三期的三篇文章作者，其中印存栋时任巢湖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安排安徽干部写文章反对包产到户，显然更有力度；杜润生是国家农委分管政策研究的副主任，他的文章阐述包产到户之不行，分量尤其沉重；“刘必坚”是化名，真实作者是时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李友九，当时在农业部分管经营管理和政策研究。李友九晚年，将这篇文章还原为本名并收入《 李友九回忆录 》。

在《农村工作通讯》这组文章发表之前，安徽方面曾经做出努力，希望杂志同时刊登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安排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带了文章来北京，但是遭到拒绝。万里对于这组文章很不满意，成为后来万里尖锐批评农口部长和处理李友九的重要因素。

万里离开安徽前，省委已经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俗话称“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但是，在万里之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劲夫，态度迥然不同，安徽开始动荡。1980年4月24日，张劲夫在芜湖主持召开长江以南地委书记碰头会。说：“四人帮批右无边无际，我们批左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无边无际，不能把正确的东西当成左来批。正确的东西如果越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可以说是治穷之一方。如果是灵丹妙药，那马克思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包产到户，我们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是带着惭愧的心情同意的，因为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带来严重后果，对不起，人民没有办法才搞这种办法。有人把它当成好办法推广，条件好的地方也搞包产到户，超过了赵紫阳同志讲的范围，那我们就有分歧了。至于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几十年来没有搞好集体生产的一种抗议，不能说是一种优越性。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是要否定掉了，我们有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18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基层用行政命令纠正包产到户，农民砍树杀牛等现象发生。这是包产到户在安徽遭遇的政策危机。

万里晚年曾说，关于农村改革的最激烈斗争，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对于万里本人领导农村工作来说，也是最为困难的时期。

四、理论宣传系统

关于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的谈话背景，《邓小平文选》的尾注说是“这是邓小平同志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与万里等人的谈话，其实不然。这是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胡乔木时任分管宣传理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谈话稿由邓力群整理成。这天的谈话中，邓小平还重点谈了反对封建主义影响问题和国际问题。现在收入文选的谈话稿，是在当初下发内部讨论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进入1980年4月，由于地方上包产到户苗头猛涨，政策纷争趋于明朗，也空前激烈。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公开形式是“联产”还是 “不联产”的问题。当时，共识是农业生产应该建立责任制，分歧在于建立责任制可不可以“联系产量。”准许联系产量，则为“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留下了活路。初期的公开争论还停留在是否可以允许包产到组的问题上。了解农村者则知道，一旦包产到组，则可走近包产到户，因为三五户一组演变为父子兄弟组成，即为实质性到户。当时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不准联系产量，因为联系产量即“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如果不准联系产量，则包产到户失去了政策空间。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社论说：“当前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已经到来，无论实行哪种责任制，都应该稳定下来，不再改变，抓好当前生产是当务之急。去年三月十五日，本报曾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后增产效果显著，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包产到组这种组织形式，没有改变所有制，而规模又较小，把个人的劳动报酬和集体的收入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群众说是看得见，摸得着，解决了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工分和产量的矛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在不适于实行的地方不可强求推广，而在条件比较适合的地方，则应该继续发展。”这个社论明确肯定了包产到组，尤其是检讨了上年3月关于“张浩来信”的编者按，在基层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人民日报的这个表现后来受到了万里赞扬。1981年春天之后万里曾不止一次表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思想解放，而批评农口中央部门依然思想僵化。

4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吴象、张广友的文章，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这两人是万里进京时从安徽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是万里改革思路的阐述者。针对社会上认为联系产量责任制是“方向、道路问题”，是“倒退”、会导致“两极分化？”等批评，这篇文章指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更有利于提高出勤率，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农活质量，增产效果更为显著”，“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文章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说这是退，那正好是退到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是人们的认识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是经营管理向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实践证明，联系产量责任制并没有引起“两极分化”，而是为扩大生产、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本文堪称1980年上半年以万里为代表包产到户支持者的扛鼎之作，在农村改革理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篇文章是万里安排吴象、张广友反驳《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三期上文章的。当时，万里刚调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张广友把这两期杂志送给了万里，万里指示吴象、张广友写文章反驳，特别交待要文章不点名，摆事实讲道理。文章写好后，经万里审阅。本来万里建议《安徽日报》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名义发表，但是被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拒绝，遂由《人民日报》以署名文章发表。这篇文章亮明观点支持联产承包，推进了当时的政策争论，但在整体社会的政治情景之下未取得理论优势。不论是政策讨论，还是实际工作，纷争更加激烈，也在持续深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进入五月初，中央高层开始部署出台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5月5日，杜润生主持农委部分领导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赵紫阳的表态：“同意润生意见，中间地区不搞包产到户，其他地区可以搞”。另外，针对杜润生提出“自留地数量未解决”的问题， 赵紫阳表态：“可以扩大点”。允许贫困地方搞包产到户和普遍扩大自留地，这是当时农村政策放宽的两大基本点。5月9日，杜润生主持听取江苏等地方汇报，讲到：“小平讲高度贫困区可搞包产到户，我说中间地区不要提倡，紫阳说不要搞，万里同志也说不要搞。”5月12日，农委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与杜润生一起召集会议，讨论代中央起草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参加人员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赵修、王常柏，农委政研室的陈平、李千峰、刘堪等。杜润生传达赵紫阳指示，要求以答记者问形式发表，核心内容是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可以搞的地区要拿出标准。谈到如何界定标准，杜润生说：“三靠地区、困难地区均不确切，可以按周总理当初选定的不发达地区123县，约四千万人口”。杜润生还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一是要把生产队划小，二是不要硬顶，要有领导地搞，不然要砍树。生产队有些地方小点就小点，以堵住包产到户。”“原则上还是特殊困难、居住分散。权限由省委划，全国5%地区。”接下来，杜润生谈了如何修改答记者问草稿，强调要先写“依靠集体，在此前提下允许因地制宜搞责任制”。特别指出：“公共财产已经很多的、现在办不好经过努力可以办好的，均不要搞包产到户”。“过去是集体经济没有办好，农民没有信心。三中全会政策巩固了，和以前不同了，可以办好了”。19会后，文稿由李友九负责修改。文稿报送高层领导后没有通过，故未公开发表。

与杜润生根据赵紫阳指示起草《国家农委负责人答记者问》稿的同时，胡乔木也在部署包产到户的新闻宣传。5月10日和11日，胡乔木先后给新华社社长穆青写信，就包产到户问题做出指示。

5月10日，胡乔木批示：“ 穆青同志：包产到户稿已看过，因人民日报四月上旬发表了文章和社论，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现此稿实质上也未超出该文范围，故我意暂时内外都不必发表，你以为怎样？此稿材料和看法都还不够全面，即只讲了好的一面，基本上未讲由此引起的问题。问题我想到的有：（1）推行的范围和限制问题，有些地方推的过宽，办法限制不严，实际上动摇了集体所有制；（2）对集体资产已有的如何处理？将来如何发展？（3）对党团员活动和部队干部、社队组织影响如何？包括民办学校、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等。（4）对缺少劳力户的影响，特别是对部队战士家属的影响，这后一点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已影响到连队的安定和巩固。部队许多同志感到在这一问题上政治工作很难做。要写一个全面材料，必须包括这些和其他类似内容，希继续调查研究。”

次日，即5月11日，胡乔木又批示：“穆青同志：昨信想必收到，所说不只是个人意见，中央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根据各省经验和意见，进行正式讨论和在必要时做出决定。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是深山区，对于集体化很不巩固、艰难勉强维持的地区，对于适宜分散经营的作物和副业，可以自主或应当包产到户，但现在一些省已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我所说的范围过宽。包产到户影响部队的反映过去已有不少，现在更多。现抄上一段总政的材料供你参考”。在批示中，胡乔木认为媒体包产到户正面报道太多、搞包产到户地方太多，新华社报道重点要调整。胡乔木批示中所提中央将做出决定，农委起草答记者问文稿是第一步。由此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态度。

拟允许百分之五人口包产到户的文稿，报送高层后因意见分歧未能公开发出。进入五月中旬后，中央书记处工作因西藏问题而紧张起来。20日，胡耀邦、万里一起去了西藏。据万里回忆，在西藏的十来天，他与胡耀邦有充分思想交流，关于包产到户想法高度一致，并商量好分头做省委主要领导人工作。31日，他们经青海格尔木回到北京。这天，邓小平在家里见胡乔木、邓力群，谈了包产到户等问题。        虽然万里与邓小平有经常性接触（主要是打桥牌），但是万里对于邓小平此次谈话事先并不知情。吴象晚年回忆：“这个谈话一出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就登出来了。万里没有看到，我先看见了。那天，万里来找我，走到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把这份材料送给他看，他对我说，这个东西我拿上。我说，邓小平态度很明确，说的很肯定，你看到了没有？他说这几天没有到邓小平那里去，所以还没有看到。又过了两天，他告诉我说，问了邓小平了，邓小平在那儿批评了一些中央干部思想守旧，不解放”。20万里还告诉吴象，谈话是针对胡乔木、邓力群说的。

五、邓小平谈话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谈话，是包产到户政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篇幅简短，长约千字，直接谈及政策问题的主要在前半部分。如果联系当时政策纷争解读，要点有三：21

其一是对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直接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首先直接肯定了安徽省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但是，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问题是，哪些地方是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并没有谈，而且，用什么标准来判定适宜包产到户？有谁来判定是否适宜搞包产到户？都有很大的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也就是为后边的继续争论留了余地。接下来的激烈争论，或者说，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反对包产到户，就是从这里展开的。即便在安徽，从这次谈话之后，即1980年夏天到1981年秋的争论来看，万里之后的安徽领导人仍然严厉批评包产到户，并且在政策上严格限定包产到户的范围。这个谈话只是对于包产到户的局部的、有条件的肯定。，

其二是对包产到户质疑批评声音的回应。“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段话的着重点在于对当时集体经济在体制方向上的肯定，尤其是落脚于对于生产队作为经济主体的肯定。换个角度看，就是，包产到户所以不可怕，是因为生产队还是经济主体，以生产队为实现形式的家庭经济还是方向。就农村经济体制本身来看，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恰恰就是对于生产队所体现的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否定，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包产到户迅速导致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土崩瓦解。邓小平在这里用生产队会还在发挥主体地位来论证包产到户不必担心，实质上是还在原来的集体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下来论证包产到户的合理性。这与万里当时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万里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离开生产队搞家庭核算，即所谓“四级”核算。邓小平在这里强调是生产队会的主体地位，还是在人民公社体制的框架下来讨论政策。从后来的激烈争论看，否定包产到户的意见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说明包产到户不符合大方向，要加以抵制或限制。

其三是关于包产到户将来发展的看法。“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在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理论背景下，离开了人民公社体制，人们实际上无法想象什么是集体经济。邓小平在这里强调高水平的集体化，强调巩固集体经济，显然是强调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现在的在理论和政策讨论，究竟什么是集体经济，这个集体经济是方向未来是个什么景象，仍然难以论证的。因此，邓小平的话，还是为包产到户只能是局部实行、只能作为临时措施作为理论的背景支持。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因地制宜就是那里适宜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22但是，这个因地制宜并没有具体的政策针对性。

这个谈话在关键时刻肯定了包产到户可以作为局部政策措施，提升了包产到户的政治正当性，但是，因为谈话的政策立场还建立在原有集体经济理论之上，所谈制度构想还局限于人民公社体制框架之内，所以，这个谈话也成为反对包产到户者的重要支持，反对者以此强调包产到户不符合发展方向，不应成为整体性政策。这说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众多中央领导人，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发展逐步变化提高的过程。邓小平后来并没有再专门谈包产到户性质问题，所以并不知道认识有何变化。两年以后，文件稿中出现新的理论表述，即家庭承包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最初是由政策研究者提出，万里、胡耀邦主导起草的文件稿接受，邓小平、陈云认同，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在包产到户政策形成过程中，邓小平这次谈话意义重大，标志一定的历史转折性。万里后来说，“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可能被注销的”。但是，对于次谈话的作用不能简单化的理解，以为谈话是一锤定音，包产到户便进入坦途。实际上，谈话之后围绕包产到户的理论争论、政策冲突进入新阶段，依然尖锐，更加深刻复杂。正如万里所说：“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 23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包产到户”，即文件语言表述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实际上的“包干到户”，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包产到户”。邓小平谈话时所说的“包产到户”，是生产队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前提下的联产承包到户。“包干到户”则以否定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条件，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承包经营。从文本比较分析来看，邓小平谈话中所说的“大包干”，还不是“包干到户”，而是“包干到组”。“包干到组”显然不同于“包干到户”，因为“包干到组”还以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为制度基础，还没有根本上否定集体经济体制。“包干到户”则比“包干到组”、“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突显了家庭在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全面自主权，从根本上奠定了农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进而彻底瓦解了生产队代表的集体经济体制。

邓小平谈话内部传达，是以征求意见形式进行。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1980年6月初，省委在巢湖市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会前一天晚上，邓小平谈话稿被发下来征求意见，要求第二天开会时退回，并规定不准抄录。但王郁昭还是让秘书抄录了一份。“次日开会，各地汇报后讨论，没有人再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赞成大包干到户。省委领导说，包产到户还可以，因为还坚持五统一，还有统一分配，而大包干则是两包一脚踢，生产队一点把柄都没有了，这样农民就不听招呼了。”24虽然邓小平赞扬“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良好效果，但不同政策主张争论依然激烈。这与高层政治格局也很大关系。那时，华国锋依然是中央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高层内部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地方官员连中央文件都有不少质疑，邓小平个人谈话影响力自然也不能过分想象。从社会制度性质、农村发展方向来说，这个谈话对于包产到户否定性评价依然是主导的。也就是说，谈话内容本身为两种对立的政策思路留出了巨大空间，并不影响反对者从社会制度性质、农村发展方向上继续批评抵制。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包产到户在政治上依然处于被动，在安徽，坚持者如王郁昭等人在官场上仍然相当孤立。“1980年8月下旬，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由于受这次会议前蚌埠、芜湖、巢湖三次座谈会的影响，加之省里的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到户的两个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意味着似乎搞了的就是没有坚持马列主义。因此，在这次汇报会上形成一边倒的现象，对已经搞了双包到户的地方形成很大压力，认为包产到户是发展资本主义，是走回头路的问题，从而否定万里年初在全省农业会上所说的包产到户是责任制一种形式的结论”25。王郁昭回忆说：“从1980年4月到10月间，省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没有发出任何指导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只是忙于在各地开会，围剿‘包产到户’，大造舆论。” 26

六、中央75号文件

在1980年春天，如果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最重要事件是1月31日的会议，而对中国高层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则是2月下旬十一届五中全会产生了新的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主管经济工作，万里进入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工作。这个新的权力架构显然有利于推进改革。但是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包产到户问题来说，1月底人民公社会议上的高层表态，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人的否定，邓小平的沉默，使包产到户在高层的被动局面更为严峻。对于万里个人来说，陷入了一种新的政治尴尬，一方面他在离开安徽前已经在省内宣布包产到户被政策许可，被包产到户已经被报上了户口，另一方面中央高层的主流意见仍然不予承认并继续批评，而新的安徽省委领导人则公开反对。这个春天里，中央高层关于包产到户的基本态度是“不宣传、不提倡、不争论”。万里晚年用“非常艰难，动辄得咎”形容他刚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境况。

1980年3月7日，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召开办公会确定万里分管农业，原来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作为新任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虽然直到一个月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万里作为副总理并分管兼任农委主任，实际上书记处已确定分工万里作为新的分管领导人开始工作。3月28日，万里第一次来到国家农委，会见全体工作人员，听取了农委工作汇报。但是这次汇报并没有谈包产到户问题，不论是农委领导层，还是万里本人，都没有主动触及包产到户。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对与会人员来讲心照不宣。农委领导曾提出希望万里每两周参加一次农委办公会议，以便研究决定农口有关部门请示事项，万里没有答应27。万里兼任国家农委主任整整两年时间，从来没有参加过例行的农委主任办公会。

4月2日，在全国计划会议前的汇报会上，副总理兼纪委主任姚依林曾经建议，在西北、西南北一些困难地区可以放宽政策，探索包产到户，减轻国家经济负担。邓小平听后，谈到农村政策应该放宽，“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根据杜润生回忆，姚依林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是杜润生提出的。杜润生说：“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依林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28。听了姚依林汇报后，邓小平说：“ 我看到了很多这样可喜的资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29”邓小平显然对一定条件下的包产到户有了松动，但只是提出可以作为政策议题来研究，并非结论，更非既定政策。万里面临的问题是，不论是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内部，还是在有更高权威的中央政治局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意见分歧是清晰的，反对意见明显居于主流，而且这种反对者具有强大意识形态话语优势。

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意见分歧，首先发生在党中央的一线领导机构即中央书记处。在中央书记处内部，胡耀邦是万里的坚定支持者，是胡耀邦推荐万里分管农业，称赞万里是农村改革的“先知先觉”。历史上万里与胡耀邦没有共事过，私人关系并不密切。书记处成立之初，政务繁多，他们的思想交流机会并不充分。万里曾想找胡耀邦长谈，但看到胡耀邦十分繁忙，正在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案，又不好意思打扰。特殊情况下，万里就一大早到办公室，赶在胡耀邦当天的工作议程开始前交谈。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一起去西藏，期间交流甚多，在改革开放重大问题上思想理念高度一致，相互唱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当即表示：“这是当前一件大事，农村可能是整个改革最大的突破口。我想过，但还是忽略了。我对亿万农民心里对包产到户这样迫切，实在不如你摸得透，今后要配合你共同解决这个问题”30。万里建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因为解决包产到户问题，关键是省委一把手的态度。为了使会议取得好的效果，在万里与胡耀邦商定，先分头去有关省做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七八月间，胡耀邦去了西北，万里去了东北。

9月14至22日，在胡耀邦主持下，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会议由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是地方领导人政策分歧的公开交锋，争论非常激烈。这次会议爆发了著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虽然胡耀邦、万里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多数省委第一书记仍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清，内蒙古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农业部门的部长们的观点分歧要公开显现。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作了专题报告，认为应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张平化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是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言外之意是明白的”。31农委其他副主任李瑞山、张秀山在会上发言，其态度与张平化基本一致。其他农口的部长，如农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供销总社等等，绝大多数也持反对意见。

1980年75号文件是这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这是农村改革进程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以包产到户为核心议题的中央文件。“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已经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和拥护”“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这显然是被历史证明的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判断。但是。文件对于包产到户采取让步，不再笼统的提“不许包产到户”，而是；“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偏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独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32

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下达后，“张劲夫对贫困落后和边远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不再干预，但对于条件较好的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南的广大农村‘不准搞包产到户’和‘不准分田单干’的态度仍然是相当明确的。拿安徽干部群众流行的话就是：‘只准穷队搞，富得地方不准搞’”33 。1980年10月，张劲夫在省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包产到户已经搞的不纠了，没有搞的不要再搞了。”34当时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经达到50%，争论依然很大，顶牛依然严重。有的干部抱怨说：“中央的文件老是落后于群众，干了80%，他只批准30%”。3512月，庐江县委书记还在工作报告中说：“包产到户给我们庐江100万人民带来大灾难，大破坏。他比文革10年浩劫的破坏还严重。我们庐江是千斤县，不是三靠县。新省委书记一到安徽就闻到气味不同！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没有发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倒退。”36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1980年安徽全年粮食减产31亿斤，主要是在“包产到户”动荡不定的几个地区。相反，在“包产到户”比较稳定的地方，几乎处处增产。37

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回忆：在1980年11月的中共黑龙江省代表会上，我说“为了调动积极性，搞责任制，而把集体经济越缩越小，甚至缩到一家一户，就会破坏集体经济，这就是一种倒退。” “当时和我们省委看法一致的省，据农业部《农业情况特刊》1980年12月10日反映，有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西、吉林等省市”。“1982年，以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迅猛发展。河南、江苏、山东、辽宁、吉林过去都是联产到劳、包干到组、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从1982年秋冬大批转向包产到户。这五个省包干到户都将达到90%以上。”“我认为黑龙江农村社队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边远山区和贫困社队，一开始就是允许放开的。对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社队，实际上群众是要求放开的”。“对这部分社队顶着没有放开，是错了的。黑龙江省按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要求，晚了一年，这个责任主要在我。”38

在北京，农业部负责人的反对态度仍未转变。在邓小平谈话半年后，1980年11月《农村工作通讯》还在发表批评包产到户的文章。李友九在浙江讲话，明确表示：“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讲有统一经营的包产到户才是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的不是”。他给省委书记写信，建议对浙江的包产到户“刹刹车，然后利用冬季，通过整社解决问题。对不该包而包了的，如何处理，建议省委请示中央”39

如果仔细推敲，张劲夫、李友九等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批评，其实都是在邓小平讲话和75号文件形成的空间之内，就是说，这些批评并没有违背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基本精神。75号文件指出，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这个文件依然从根本上肯定人民公社体制，反映了全党对于农村改革的认识水平。一方面，文件肯定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受到农民拥护，说：“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已经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和拥护”；另一方面，仍然认为家庭经营与现代化农业是不相容的，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化还是大方向：“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40殊不知，美国、欧洲的现代农业都是建立在家庭经营经营上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家庭经营的规模问题，如何对待农民的自主权问题。

关于75号文件的历史定位，吴象作为政策纷争的深度介入者，也作为文件起草的直接参与者，其点评可谓精辟透彻。他说：“七十五号文件是个妥协的产物，充满两种对立意见折中的痕迹。既说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又不肯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既不否定包产到户，而且强调他对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说‘要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而且要使‘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如此等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一句，从而继续自行其是”。41这个点评实际上也是万里的看法。这是目前所见最准确刻画75号文件尴尬地位和高层争执的文字，而时下众多研究者其实不得要领。

对于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贫困地区来说，75号文件为他们开了政策之门。这是75号文件的巨大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75号文件标志着农村改革第1次政策突破。但是万里的评价又有不同。总体而言，他认为这个文件是妥协的产物，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包产到户在部分地区已经是既定事实，75号文件只是承认顺应，并非创举。在万里看来，75号文件最突出的闪光点是强调了农村政策要“因地制宜”。虽然文件在道路方向、政治理论上都仍然否定包产到户，但是因为强调了因地制宜，客观上就为接下来的政策突破留出了一定的政治空间。万里对于评价这个文件的政治站位显然更高。

邓小平1980年5月谈话转为75号文件，标志着包干到户政策的关键性突破，解决了最初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达和一般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以及包干到户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什么关系？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究竟哪个是体制改革方向？问题的本质是：基层农民的选择创造和经典理论的制度设计，究竟何者是应该坚持的改革路线？

农村改革第一步政策突破过程显示，改革主张的胜利，并不是因为理论上说服了谁，也不是因为出现了能够为改革定于一尊的政治权威，而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政治空间。高层政治的多元结构，造成了政策过程的开放性，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变化，地方获得了政策创制的自主空间，各种政策主张得以充分释放，农民的力量得到显示。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相持，形成了政治妥协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基层的自主政治空间。这种政治空间为改革发生提供了政治机会。

农村改革进程显示，政治权力多元格局是改革发生的重要机会。这种多元格局成为最重要的改革政治空间，或者说一种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这种高层政治的多元结构制衡格局并非人为意设计而成，也不是高层内部协商形成，而是政治结构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研究这种特定政治生态与改革的内在关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议题。

1998年10月，杜润生在系统回顾总结农村改革过程时指出：“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42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是对这个“互动过程”何以展开和进行的讨论。或者说，这个“互动过程”要展开和进行，需要特定的政治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3、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4、吴象著《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5、郭树田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经历回顾》，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6、王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注释：

1、赵树凯著《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2、注：1979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3、注：1979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4、注：1979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5、周曰礼“关于安徽家庭承包制的产生于发展”，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205页

6、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327页

7、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60页

8、周曰礼“关于安徽家庭承包制的产生于发展”，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205页

9、注：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0、注：1979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1、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载欧阳淞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9页

12、注：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3、同13

14、注：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5、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1043页

1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205页

17、《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第4、第5页

18、张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31页

19、注：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20、注：2013年11月吴象谈话记录稿

2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第5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23、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载欧阳淞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9页

24、柏晶伟著《为农业大包干包户口的人——王郁昭》，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230页

25、张广友著《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230页

26、柏晶伟著《为农业大包干包户口的人——王郁昭》，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234页

27、注：1980年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28、《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14页

29、张广友著《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06页

30、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炎黄春秋》杂志2001年第7期

31、《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18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第56页

33、王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41页

34、王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378页

35、王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339页

36、王立新著《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42页

37、《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207页

38、《杨易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15页，第318页，第325页

39、李友九著《李友九回忆录》第131页，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图书准印证（2003）字第192号

4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第55页

41、吴象著《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56页

42、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本文刊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