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访谈整理 | 潘飞

《纵横》：1977年11月底，安徽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这个突破性举动受到邓小平的赞赏，请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赵树凯（以下简称“赵”）：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用胡耀邦的话说，一些对于农村改革“先知先觉”的地方领导人开始了对于旧的农业政策的批判与挑战。万里主持工作下的安徽，于1977年底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对此，《人民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他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随后，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路经四川时，还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推荐。“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纵横》：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发生“张浩来信”事件，一时间令安徽刚刚启动的“包产到户”改革陷入困境。对此，邓小平态度如何？

赵：这要从1979年春说起。那年2月，国家农委在九号院（指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的九号院，原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农村工作机构20世纪80年代曾在此办公）成立，3月即召开了七省三县座谈会，主要是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中央高层第一次对于包产到户发出信号，其标志是一位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和措辞强硬的“编者按”。这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张浩来信，指责包产到组打破了三级所有，“不得人心”。对此《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在这次会后所批转的会议纪要中，明令“不许包产到户”。

此时，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包产到户支持者，显然处于弱势。面对张浩来信，万里一方面安抚、鼓励基层干部不要被吓倒，另一方面则利用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尽一切可能掩护初露端倪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例如，当那位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电话询问万里的时候，万里没有辩论包产到户好处如何，而是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

同年6、7月间，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这也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态。

《纵横》：1980年1、2月间，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邓小平却谈起了2000年要达到小康目标的问题……请为我们回顾一下会议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形。

赵：如果说1979年春天围绕包产到户的争执只是硝烟初起，那么，1980年春天才是真正烽火弥漫。

1980年 1月10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来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与上年3月的农村情况座谈会比较，这次会期尤其长，也与议题有关，因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是个庞大的主题，会议讨论广泛，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很细节的问题。除去“马拉松”式的会期外，此次会议的规格也耐人寻味：一个部级单位的内部工作会议，规模也不过百人左右，不仅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而且一批重要的中央领导人也都参加，并且讲话。这是因为，会议潜在的核心主题是包产到户。在当时，包产到户不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经济体制上，可谓是天大的事情。

1月31日，华国锋带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9点。

华国锋讲完后，转向邓小平说：“邓老，现在该到你讲了。”邓小平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邓小平没有直接回应包产到户问题，转移了话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会议是人民公社管理，邓小平对于会议的主题只有一般化的回应：“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集体总比个人优越，问题都发生在管理太坏、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坏，各人就会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

同时，邓小平似乎还委婉地批评了会议的准备不够充分。根据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传达：“邓小平副主席讲，少开点儿会，准备不好，不要开会。”

实则，邓小平对于包产到户一点也不陌生。因为， 包产到户在地方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不仅相当了解，而且也有明确的赞成表态。只不过这时他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私下的。万里最初表态同意包产到户的试验，是在1979年2月6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关于试验结果，万里曾多次利用非正式场合向邓小平汇报。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也就是说，其实万里在包产到户试验之前，就已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对情况是了解的，态度是明确的。

《纵横》：1980年4月初，邓小平第一次内部回应包产到户问题。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

赵：1980年3月6日，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 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与1979年春那次会议纪要比较，“不许”变成了“不要”，显然口气缓和了一些。这种表述，是与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一致的。此外，1979年春的那次会议纪要是中央转发，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次会议纪要则是作为国家农委文件下发，没有作为中央文件来下发。

对于人民公社管理会议的精神，具体到国家农委文件下发以后，地方在具体工作态度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继续分化。就一般地方来说，还在坚持不许包产到户； 在一些敢于突破的地方，则仍然在想办法突破。最为敢干的是安徽。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他请示这次会议纪要和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

1980年2月下旬，万里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开安徽前，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但是，万里离开之后，安徽一些地县负责人开始用行政命令“纠正”包产到户，导致农民砍树杀牛等现象发生。安徽的情况开始动荡。

同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道：“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提出这些地区是不是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的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些办法，减轻国家背的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农村地广人稀， 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还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很多这样可喜的资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随后，中共中央于同月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 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显然，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态度又进一步。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在其回忆录中说，邓小平说几个贫困地区“干脆包产到户”。但是，在这两次谈话中， 邓小平尚未直接点安徽的包产到户，也没有直接肯定回应万里在安徽的做法，没有回应这些激烈的争论。

《纵横》：1980年5月末，邓小平终于就包产到户问题明确表态。请问其中的要点包括哪些？

赵：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更有力度的回应，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1980年5月31日的谈话，也就是见诸《邓小平文选》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谈话是邓力群整理的，关于这次谈话的背景和场合，《文选》脚注只说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这次谈话的篇幅很简短，长不过千字。从内容上看，直接谈及政策问题的主要是在前半部分。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加以解读，重要观点有三。

第一个要点，是对包产到户的直接肯定。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第二个要点，回应对包产到户的质疑批评。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第三个要点，关于包产到户将来发展的看法。邓小平说：“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就其影响来说，邓小平的表态是包产到户获得政策突破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表态，不是孤独的一次谈话，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年多后，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拥护。到1981年底， 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