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古代经书中，要数《尚书》命运最是跌宕，先是遭秦火而佚失，而后分出今、古文及今文经时兴，又有刘歆推崇、杜林获《漆书尚书》及“古学大兴”的经历，直至阎若璩刊《尚书古文疏证》，被判为伪书。然而“定论”未定，直至今日，围绕“古文真假”，聚讼纷纭。

关键词：今、古文《尚书》 刘歆  梅賾 《尚书古文疏证》

正文：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本称《书》，冠以“尚”，可作“上古”解释，是为“上古之书”，又可作“高上”解，说明《尚书》的至上地位。此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组成，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尚书》与甲骨文、金文一起，并称查考中国文化源头的最早文献。《尚书》成于春秋战国年代，作者已不能考，分《古文尚书》[1]、《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真《古文尚书》逸失，存世者唯《伪古文尚书》。当下通行本《尚书》，今、伪古文《尚书》合编，“真伪掺半”。[2]《尚书》命途多舛，一波三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追述《尚书》出世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辨伪遭遇，探析《尚书》史学曲折变化的源流行迹。概要述之，即为：今、古文《尚书》与今文经的时兴、刘歆《古文尚书》推崇、杜林获《漆书尚书》及“古学大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近现代疑古余绪。

一、今、古文《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毁六国史书民间所藏儒家典籍亦一概付之一炬，《尚书》难免，然其稍得传留，只为一位名叫伏生的书生冒着危险，私匿《尚书》于壁中。汉惠帝四年（前191），“挟书律”解除，儒家合法地位恢复，各种古代典籍被逐次搜集。文帝时，征召熟悉《尚书》的学者，于是找到伏生。[3]伏生口述《尚书》，也只得28篇，因记录时使用当时汉朝文字，故称《今文尚书》。《今文尚书》28篇，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继今文经行世，又有《古文尚书》武帝时自孔壁出。《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4]《汉书·艺文志》录《尚书》，首列“古经四十六卷”。所谓“古经”，即《古文尚书》，亦称《逸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其内容多出十六篇，此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5]《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以上，《汉书》不厌其烦多次记载《古文尚书》来由，可见班固对这本书的重视。

班固之前，司马迁对《古文汉书》已关注有加。司马迁自述：“年十岁，则诵古文”[6]。这里的“古文”即以古文记写的《古文尚书》等经典。《史记・儒林列传》云:“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班固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这是说，司马迁曾拜孔安国为师，致力于《古文尚书》研究，巨著《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既兼采《今文尚书》，又着重择取“古文”内容，阐述“古文”遗意。[7]司马迁也注意到《尚书》散佚的情况，他说过：：“《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唯为浅见寡闻道也。”[8]

这里需提及张霸献书《百两篇》事。《汉书·儒林传·孔安国》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9]

张霸东莱人，汉成帝时将《尚书》二十九篇析为百篇，又采《左传》、《书叙》内容作书首尾，合一百零二篇，后人称《百两篇》。张霸所献书章法紊乱，文辞简陋，中书校览否决。张霸献书被否的另一个原因与其父有关。张霸的父亲有弟子尉氏樊并，樊并造反作乱死，牵连张父，也影响张霸献书。故虽有“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张霸书最终被黜。尚书学专家刘起釪认为：张霸的百两篇伪书虽被废黜了，但所造“百篇《书序》”却留传后世，而且被称是孔子所撰。“这就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使张霸的创作变成了真历史。”刘先生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孔子……序书、

传”。“序”本是排列之意，但张霸却利用它伪造为孔子作了 “书序”，从此历代奉为经典，直到宋朝才有人怀疑这问题，现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实际，百篇《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于张霸“百两篇”。[10]

《汉书·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此处提及的《尚书》，又是一个本子，人称“河间献王本”。

其实，查《史记·五宗世家》，有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这样的话，关于《尚书》只字未提，至今渺然。

二、刘歆的“古文”推崇

《汉书·楚元王传》云：“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汉书·楚元王传》）刘歆（前50－23年。）字子骏，又名刘秀，京兆郡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著名学者，深研经学，擅文字，受命从事宫廷图书整理，曾协同父经学家刘向编定《山海经》。汉哀帝时依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谋杀王莽，被诛。

刘歆与其父刘向，皆研究易学出身，刘向后应汉宣帝诏，治《穀梁春秋》，颇有成绩。刘歆与父亲同在秘府，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尘封罕见的珍贵典籍，他对古文《春秋左氏传》发生兴趣，恰逢丞相史尹咸也在研习《左传》，于是“与歆共校经传”。《左传》“左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即使少数人看到此书，亦因其以不同于西汉文字的“古文”记载，只在文字训诂方面用力，所蕴深意，不及探析。与此不同，刘歆研究《左传》，将“经”与“传”对照来读，引传文解经，“转相发明”，“章句义理备焉”。[11]

刘歆在研究《左传》的同时致力于《古文尚书》处境的改变。《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 成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汉书·艺文志》）。这里说的“中古文”，就是皇室“中秘”

所藏《古文尚书》，亦即那部孔安国所献至为珍贵的孔壁《古文尚书》。[12]

刘歆意欲立《古文尚书》为学官，遭到反对，刘歆特撰《移书让太常博士书》[13]指出：孔子与古文经具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孔子从来看重古文经典，序《书》、制《春秋》以明“帝王之道”。夫子逝，秦火燃。道统绝，道术灭。汉兴七八十年来，立学官，置博士，唯重“今文”而轻“古文”，煌煌一部《尚书》，只赖《今文尚书》独立支撑，“离于全经，固已远矣”。《移书让太常博士书》指责当下太常博士于府内所藏《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视而不见，“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刘歆着重指出：当据汉宣帝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成例，将古文经，包括《古文尚书》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14]

孔壁《古文尚书》出世，因“巫蛊仓卒之难”而未得传扬。至刘向刘歆父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本书的存在依然懵懂少知。刘歆撰《移让太常博士书》，倡言立《古文尚书》为学官，道孔壁古书来历，其效果让《古文尚书》脱出尘封，彰显学林，由此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杜林获漆书《古文》及“古学大兴”

前后汉交接的时代，《古文尚书》地位逐步提高。前述刘歆推崇《古文尚书》，刘歆之后又有杜林发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以为教材，收徒授学，进一步扩大《古文尚书》的影响。《汉书·儒林列传》记曰：“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15]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记有杜林生平：杜林字伯山，扶风郡茂陵人。父杜邺，汉成帝及哀帝时为凉州刺史。杜林自幼酷爱学习，强记博闻，家里藏书既多，舅家张竦父子又擅属文，具文采，杜林师从张竦，学有所成，被称为“通儒”。割据一方的隗嚣闻杜林节志学问，欲与其交往，任用他为持书平，杜林称病辞去。隗嚣再三挽留，林谢绝。隗嚣虽恼恨在心，亦不得已，就说道：“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如若史上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为之无奈，就当师友之交，任其随意吧。”此后又悔，遣人追诛，未成。史载光武帝也想重用杜林，听说杜林回到三辅，即引见并征其为侍御史，向他询问有关今古文经及西州的事情。悦其才名，赐以车马衣被。学界众人知杜林因名德尊荣，愈加敬畏。

关于杜林获漆书《古文尚书》，《后汉书》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16]

《东观汉记‧杜林传》记载： “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经。”[17] 李荣陛：《尚书考》考证云：“盖东京之所以尚古文者小学，而林夙有传授，能精之，所以得古文《尚书》漆书只一卷，归自西州，辄服中原古文之徒，为一代治古文者之宗。”[18]关于漆书由来，王国维《观堂集林》说道：“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一卷，此卷由来，迄无可考。虽后汉之初，秘府古文书，已亡《武成》一篇，然杜林所得，未必即秘府所亡，又西州荒裔，非齐鲁比，则此卷不能视为西州所出，疑亦孔壁之写本。”[19]

史书记录杜林招收门徒，广传古文尚书，重点说到几个人，如郑兴、卫宏、徐巡等p。《后汉书》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又载：“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20] 关于卫宏《后汉书‧儒林列传》有关于他的记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21]

卫宏为杜林漆书《尚书》作《训旨》，徐巡作《音》，贾逵作《训》，马融作《传》，以后又有卢植作《章句》，郑玄作《注》。以上郑玄注书，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为"集大成”者。

四、东晋梅賾献《尚书孔传》，及后世的古文之盛

历永嘉之乱，中国典籍又遭劫难，一时群经散逸。司马氏亡走江南，立东晋，提倡搜求经典。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孔传》，[22]即附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史称《伪古文尚书》。南朝齐姚方兴在梅献本《舜典》中添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伪装古文尚书》由此“定型”。查《史记》、《汉书》，没有提到过《孔安国传》及《孔安国序》，这些成为梅氏献书作伪的证据。

梅赜所献《尚书》虽论为“伪书”，然其所含伏生三十三篇今文经，属真经不疑，珍藏史料应属有功。其他二十五篇，毕竟保存古史，可资后人研读，有益无害。至于孔传，虽是伪造伪托，但章句合理，条分缕析，情理暢顺，亦可资益者多，后人评其为历来书学研究的上乘。也是这些原因，梅献《古文尚书》传世可读，最终没有失传湮没。

历史走到了唐代，《古文尚书》更是流行。陆德明（约550-630年），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其留于后世的有《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等。《经典释文》30卷，考证古音，兼辨训义，引用14部文献，其中有《古文尚书》。

孔颖达（574—648年），唐著名经学家、孔子第31世孙，奉诏主持编定《五经正义》，含《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集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之大成。其中《尚书》所据为《古文尚书》，即梅赜本，把梅赜本《尚书》视为真本，把伪《孔传》作为正注，而以六朝至隋出现的各家“义疏”之说作为补充解释 "经”和“注"的"疏”。如此撰成《尚书正义》，被立为官定本《书经》颁行全国。这就是后来 《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注疏》本。自此以后，孔传本一跃为正宗，成为文士研习的唯一范本，也是明经考试的标准读本。伪孔本《尚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注本终至于消亡。《古文尚书》。[23]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朝史学家。《新唐书·刘子玄传》记刘知几“年十二，其父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24]可知刘知几所处时代人们于《古文尚书》之重视，因自幼受到的影响，刘知几以后编《史通》，将《古文尚书》列为大家，优礼有加，遑论“古今真伪”。

五、宋代吴棫、朱熹等开疑古之风

如果说直到唐代，《古文尚书》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没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假，而把它看成是探视古代的最早信史，那么自唐以后，人们开始查询它的渊源由来，并不断发出质疑的提问。[25]宋朝音韵学家吴棫首先就《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发声。吴棫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26]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云：“疑古文自吴才老始。”[27]

至于宋朝，大儒朱熹也就《古文尚书》真假问题质问：凡传世文字语气与著文者所处时代关系密切，必或明或暗镌刻印记。《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文字厚重，此为一疑。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朱熹又曰：“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 ，古文乃壁中之書

。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 ，以伏生書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28]

至明代则有梅鷟对《古文尚书》作深入辨析，辨伪搜证，广泛而缜密，撰《尚书考异》，被视为尚书学史上的里程标记。当代学者刘光胜说：真正从学理上走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书考异》。如梅考辨古文《尚书·君陈》一句：“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梅指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刘文认为：梅既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又逐条考证，详细列出其抄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29]

六、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至有清一代，主张严密考证的汉学得到提倡，这也推动了《尚书》学的长足发展，《古文尚书》辨伪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应时而生。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侨居江苏淮安。他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向实证学风转型的标杆人物，开启汉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撰《尚书古文疏证》八卷论证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又撰《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

当代学者袁玮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成就试论》叙阎若璩从文字用法、史实内容、典章制度、行文体例, 以至天文历法、地理设置沿革等各个方面, 对《古文尚书》作系统考辨，得出梅献《古文尚书》伪书结论。如从史实内容和撰书义例上考证。“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 以今孔书校之, 不同者甚多。碑云, 高宗之飨国百年, 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 碑则以传序为次, 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 盖不古不今, 非伏非孔, 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从地理设置沿革上考证。“金城郡, 昭帝所置。安国卒于武帝时, 而传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岂非后人作伪之证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同, 乃孔窃王, 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孺说六宗者, 人人各异。魏明帝诏令王肃议, 肃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 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 非孔窃王而何?”袁玮认为：阎氏辨伪“由根柢而之枝节”, 就是先确立孔壁古文是真的、存在的, 而这个“真孔壁古文”的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流传下来。

所以, 只要将此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记载搜集辨析, 就可以将一部真实的《古文尚书》还原出来。[１]

于语和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一文，列举阎若璩辨伪方法，以说明梅献《古文尚书》作伪原委。阎若璩将梅献《古文尚书》中提及的典章制度与所处时代的典制仔细比对，出入差错甚夥，由此证梅本之伪。如唐虞时代“四岳”为官名,“百揆”非官名，然而查梅献《古文尚书·周官篇 》却把“百楑”和“四岳”一概说成官名。梅献《古文尚书》行文并非独创，而多摘取先秦古籍的明显痕迹，阎若璩对此一一核对，觅其本源。《大禹漠

》、《泰誓 》、《武成 》等篇章部分文句分别与《论语》、《孝经》、《周易》、《毛诗》、《周礼 》、《二记 》、《 左传 》、《 国语 》、《尔雅》、《孟子》、《荀子

》、《老子》、《文子》、《 列子》和 《庄子》等书文句雷司，可为梅氏所献《古文尚书》作伪确证。伪《古文尚书》不仅抄书，且对所抄文字有所改作，阎氏对此也予以指出，如《论语》中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抄入《君陈篇》中，则成为“惟孝友于兄弟”，前后表意偏差显见。(参引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

清初阎若璩积多年研究之功，将《古文尚书》内容与重要典籍并列阅读，排比细研，列出一百二十八条错讹，遂使古文之伪成为定案。继阎若璩之后，古文尚书辨伪作为乾嘉学派日常功课继续进行。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惠栋为首。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步清初阎若璩后尘，继续辨证《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将阎若璩辨伪事业又向前推进一步。如他论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孔壁真古文尚书内容相抵，断定伪书。又论郑玄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尚书。本书将伪古文二十五篇文句逐句考核，尽力查明文自何处，并注明抄袭出处。其他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尚书后案》（郑注）、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遗说考》等，也在尚书辨伪方面获具成就。补充说明的是，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提出种种理由为《古文尚书》鸣冤，然终因例证不足，难免强词夺理，无由推驳阎说。

梁启超曾对阎若璩等所做工作的意义作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首先，动摇权威，震动学界。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第二，树立研究态度，提倡怀疑精神。梁启超认为，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第三，排除盲目信仰，争取学术解放。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古文”辨伪的现代意义就在于鼓励后人脱出盲目信仰的旧轨，为合理思想的传扬鸣锣开道。“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30]

晚清以来，古文辨伪仿佛变成无尽的事业，绵延不绝，且因染上耀目的的政治光泽更加引人关注。如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初刻于1891年秋，论古文《周礼》、《逸礼》、《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依附王莽，为篡汉建立“新”朝作舆论铺垫而假造的“伪经”。刘歆之学也称“新学”。康有为指出：《史记》《河间献王传》及《鲁共王传》并没有说到古文经故事，这是重大史学证据，凭此就可断订古文之伪。秦焚书未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孔门足本，亦无残缺，且孔子所用文字即秦汉时的篆书。康有为说：“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又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此书一出，石破天惊，于当时学坛造成极大的震动。1894年清政府禁毁此书，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再呈光绪皇帝，又再度遭禁。

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又撰《孔子改制考》，同样意义深远。然而时隔不久即引发争议，有人指出这两本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知圣篇》，廖平及其学生不断撰文，以证康有为“剽窃”。[２] 1887年，廖平著《今古学考》，回顾自己曾于1889年在广州与康有为有过两次学术晤谈，声言1891年康有为刊《新学伪经考》，当受己著启发。然而，此一公案终因没有更多过硬证据而无定论。

余论：辩伪工作的今世延展及历史意义

时至今日，由于有了考古发掘与科学鉴定技术的介入，延续几个世纪的《尚书》辨伪事业更有长足的进展。陈梦家《尚书通论》、刘起釪《尚书学史》、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吴通福《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次第刊出，论文则有《梅赜《尚书》古文真伪管见》、《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等。围绕《尚书》真伪这个几世纪以来纠缠不解的古老话题，当代学者新论迭出。

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针对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将孔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论为“伪书”。本书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证伪方法与材料作深入辨析，于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出现的未解难题尝试解答，有意为以科学方法重建中国古史资料基础做出努力。[31]黄肃撰论文《梅赜《尚书》古文真伪管见》（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指出：辨伪者断定梅《尚书》古文是“伪作”的前提是：“晋永嘉之乱，经书损失殆尽"[３]。经“永嘉之乱”，晋宫廷政府藏书会有所损失，可是说“经书损失殆尽”未免夸张。至于损失到对“伪"《尚书》古文无法辨认，更难以置信。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表明：人们见到的《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这方面的论文有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等。

以上说的即为一部《尚书》曲折“生平”的简要介绍。《尚书》从其诞生日起，就踏上了曲折离奇的跌宕历程。先是遇秦火之难而佚失，而后分出今、古文两途及今文经时兴，此后有刘歆推崇、杜林获《漆书尚书》及“古学大兴”，最后则有阎若璩刊《尚书古文疏证》，被判为伪书。然而“定论”未定，直至今日，围绕“古文真假”，聚讼纷纭。《尚书》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经典之一，蕴含中国封建礼教的最核心的基本元素，就此而言，对《尚书》内容的怀疑责难，应予历史的肯定。由此，“恪守祖训”的陈规受到冲击，封建统治的基石亦被摇撼。不能说，阎若璩等人所进行的“疑古”已经具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但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向“近代”靠近之际发生于知识界的精神“进化”。这样的情况，愈往后愈明显，康有为、梁启超等对疑古史的评判及他们本身所为的疑古实践及后来疑古思潮的勃发已属明证。然而，问题都分出对应的两端，当其一端走过了头，另一端会不适而作出反应。辩证法的命题是，事物前进的方式是连带与互动。具体而言，中国古代经典既含消极停滞的负面内容，又体现民族体质的基因元素，而此基因元素往往正是中国民族的生命价值与存活理由。当疑古走过了头，演为虚无的否定，中国文化生命也会因基因缺失而受损。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当以上的进步意义既被认知，就不必投放过剩能量，更不能将一个既已传世千年，承担教化的经典一味抹杀。

此处原文为脚注：

[１]参引袁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成就试论》，《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2期。

[２]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

[３] 《隋书·经籍志》。

注释：

[1]关于佚失的《古文尚书》信息，可从《左传》、《墨子》等古籍中查考，“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引刘起釪：《尚书》学源流概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2]《今文尚书》为伏生本。汉初伏生口传晁错，以隶书抄录，共28篇。《古文尚书》主要指使用籀文写成的孔壁本，又有河间献王本、杜林本等。

[3] 伏生（前260年-前161年）又称伏胜，字子贱，济南（今山东滨州 ）人 ，秦博士。以今文《尚书》教齐鲁间。文帝求能治《尚书》者，年九十余不能行，使晁错往受之，为今文《尚书》学开山。

[4]《汉书·艺文志》载：“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5] 《汉书·艺文志》。

[6] 《史记·太史公自序》。

[7] 《史记·儒林列传》。

[8] 《史记·五帝本纪》。

[9] 西汉末期有纬书《尚书璇玑鈐》（赵传仁、鲍延毅：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年，第619页。)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此为背景，东莱人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上。

[10] 刘起釪：《<尚书>学源流概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11]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

[12] 颜师古注：“中者，天子之书也。言中，以别于外耳。”

龚自珍《说中古文》云：“ 成帝命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又言：若是皇家本何以不立学官，又何不出示于世？

[13] 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太常寺设博士，称太常博士，分经任职，各经任一人。

[14] 《汉书·刘歆传》。

[15] 《汉书·儒林列传》。

[16]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17] 《东观汉记?杜林传》。

[18] 李荣陛：《尚书考》卷一，《续四库全书》45 册，第 575页。李荣陛，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曾任湖南永兴知县等。著《厚冈文集》二十卷，诗集四卷及《易考》、《尚书考》等。

[19] 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 页。

[20]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21] 《后汉书?儒林列传》。

[22] 梅赜《古文尚书》含今文《尚书》33篇及《古文尚书》25篇，附孔安国序与注，又称《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23] 许建平：《丝路出土〈尚书〉写本与中古〈尚书〉学》。

[24] 《新唐书·刘子玄传》。

[25] “《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6] 梅鷟：《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27]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

[28] 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尚書一》。

[29] 刘光胜：《由怀疑到证实：由宋至清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理路 》，《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第86页。

[31] 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