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是华夏先民建构的宏伟政治宪章
《尚书》在五经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唐刘知几《史通》）。《尚书》为什么重要？因为《尚书》记录了华夏主体宗教由自然宗教转为伦理宗教的过程。天成为至上神，是有德的，对人有道德要求。“敬天法祖”，是敬天之德，法有德之祖，而值得效法的祖之德即是天之德。人觉醒了，获得了道德自觉，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德，贯通天人，联结天人，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天人合德。
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德”是人类的行为规范，却拥有来自天的神圣渊源。天根据人的德行施行赏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愿，天必从之”。所以为政者必须“敬德保民”，这样才具有合法性。这些理念铸就了儒家的天命论、革命论、民本论，统治者必须敬德，修德，还要实行德治，亲亲，尊尊，贤贤，明德慎罚，勤政，无逸……德治又是一个由近及远，无远弗届的过程，正像尧那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尚书》构建了儒家政治理想蓝图，这就是所谓“三代之治”。据此人们能够借古讽今，批判现实。《尚书》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儒家道统，之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成为孔子等儒家学者的不懈追求。《尚书》推崇“公天下”，“家天下”被视为等而下之者。《尚书》推崇禅让制，世袭制是无奈之举，并受到革命论的约束。《尚书》是当之无愧的“政书之祖”。
《尚书》是华夏先民所建构的宏伟的政治宪章，伟大的政治神学。每念及此，心中就会对它的作者们生起无上崇敬，也为身为他们的后裔既感到无上自豪，又感到无比惭愧。
二、孔子编订《尚书》是价值建构，而非对历史的记录
春秋之际，周制没落，汉制未成，一片混乱，一派迷茫。身处大变革时代，孔子返本开新，因应时变。返本，追述三代，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开新，发明仁体，创立仁学，开宗立派，光大道统。
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其实孔子是寓作于述，《尚书》就是一个范例。“书”类文献何止成百、上千、乃至上万。孔子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可为后世法者，作为教导弟子的教科书。伏生传下来的唯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二十八篇虽属秦火之残，但构成了一个内容完备、逻辑自洽、主旨一贯的思想体系。仔细研读《尚书》，不难发现其与《论语》一脉相承，这是孔子编《书》的有力证据。后人从《尚书》中看到的三代，是透过孔子的价值滤镜看到的三代，而不是全面真实的三代。孔子运用三代资料塑造了一个“有道之世”以垂范后世。
孔子不仅编《书》，而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孔子继承了周德，又升华了周德，提出了“仁”这一最高德目，作为统摄一切德目的总德目。孔子视“仁”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统治者，也适用于一切人，包括庶人，据此孔子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德，既是外在之天对人的要求，也是人的内在自觉。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人由此确立了道德主体。仁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大本大法，也是治国安邦的大本大法。西周建立礼乐制度，孔子则赋予礼乐制度以灵魂。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通过“克己复礼”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乃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西周虽倡“德治”“明德慎罚”，但追求的仅仅是子民免于犯禁。孔子则将德治提升到全新的境界。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再是保有一家一姓的“大命”，而是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有耻”的高贵的人，也就是儒家君子，而儒家君子治理的社会一定是“有道的世界”。梁启超有言：“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谓此为其政治目的也可，谓此为其政治手段亦可。”（《先秦政治思想史》）诚哉斯言！
周公画龙，孔子点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由此完成。
三、当代《尚书》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尚书》是超时代的经典，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仍需要《尚书》的指导。
《尚书》确立的政治理想和原则，在农业社会是注定无法实现的。但是过去未曾实现，不等于将来不能实现。在全球化时代，在工商文明时代，在生活富裕、教育普及、通讯发达、民智大开的时代，《尚书》的理想恰恰能够庶几实现。人权、公民社会、宪政民主与《尚书》的主张没有根本冲突，欲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政治哲学，必须返本开新，回归《尚书》，立足中国，融入时代，提出新问题，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探索解决方案，例如由《尚书》推衍出儒教文明的人权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宪政民主理论。陈寅恪有言“吾侪所学关天意”，王夫之有言“六经责我开生面”，这应当是当今《尚书》研究者的自我期许吧！
时至今日，《尚书》研究尚未实质性地超越顾颉刚一代的规模。顾颉刚的《尚书》研究，其方法和功夫值得称道，但其用心或动机则不足道。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字学研究视角都是必要的，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有经学的视角，经学的立场，经学的情怀，才能做好《尚书》研究，才能有完整的《尚书》学。经学不是一般的学问，真正的经学家不是一般的学问家，他不仅要有专门之学，还要有信仰，不是出世的信仰，而是入世的信仰，所以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顾颉刚、周予同就是以经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家，但不是“真正的”经学家。
《尚书》被尊为“史书之源”。但是，经书的首要价值不在于它是史书。经书的首要价值是表达和传承神圣教义。神话、传说、史实都是载体，也仅仅是载体而已，采取什么形式的载体无关宏旨。经书通过象征、隐喻表达神圣教义，对于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义理，通过创造性地诠释准确、深刻地领悟经书的义理。
人能弘道，事在人为。《尚书》学返本开新需要学者的努力，需要一大批学者的努力，甚至需要几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学者之间需要交流，相互激励，相互扶持。学者要组织化，组织化要制度化，学会就是现代的制度化的学术组织。钱宗武先生开先河，创立“国际尚书学会”，居功至伟。如今梁涛教授组织召开“出土文献与《尚书》研究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并筹备成立《尚书》研究会，又跨出了可喜的一步。《尚书》研究，生当其时，大有可为！祝大会圆满成功！
（该文是康晓光教授在“出土文献与《尚书》学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