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学所指的田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农村，二是调查。田野政治学起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没有田野调查，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迄今为止，田野政治学最大的收获在于田野调查。田野政治学能否坚持也在于田野调查的持续。田野政治学将田野调查作为起点和基础，经历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取得了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有诸多可改进之处。
一、基于承担项目的田野调查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引进的，并于1980年恢复重建。恢复重建之后的政治学的主要工作是打基础，即编写教材。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其依据是文本文献。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起步也是如此。
1980年代后半期，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开始承担涉及农村基层政治的项目。当时的农村政治体制正处于重大变革之中，特别是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完成这一类型的项目，仅仅依靠文献已远远不够，由此需要走出校园，走出书本，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调查。
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从两条线展开。一是在民政部主管基层政权的部门支持下进行调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所承担的项目主要是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专门设立机构管理相关事务，并需要学者进行调查，为决策和立法提出建议。我们要完成项目，进行调查，也需要民政部门的支持，并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政府部门服务。张厚安教授因此提出了“面向社会，背靠政府”的指导意见。二是由我们自己根据项目进行调查。
近20年时间的田野调查，有一个自在到自觉的过程。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反映了这一认识过程。
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我们的研究便步入到自觉状态。这是因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历史变迁。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在乡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这一政治实践经验显然与以城市和市民为先导的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10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村治书系”的总序强调了未来研究工作的田野调查基础，提出了“三实”的主张，其中位于第一的便是“实际”。
本书系的出版不仅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更是政治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
书系承继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走向乡村，走向基层，走向民众，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实验的传统，但更注重从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视野，关注和推进乡村政治社会发展，致力寻求有效的乡村治理形式。
书系注意了解、借鉴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特别注重将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乡村大地，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经验中提升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以此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
为达到这一目的，书系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
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
2005年之前的调查除了一般性的实地考察外，主要是近百个典型村和个案村的深度调查。田野调查出版的成果集中反映于1997年开始出版的“村治书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这一调查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调查,参与调查人员数十人,并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相关人员参与的学术调查研究团队。全书近70万字。该书的序言描述了这一调查的过程和对田野调查的认识。
政治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规范的和经验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依赖于逻辑的推理，而并不一定考虑事实的存在。后者主要依赖于事实的描述，在事实中提升理念。它并不排斥理论预设，但这种预设要经过事实的验证。这种方法在当代被称之为实证研究。采用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目的。
由于政治的封闭性和垄断性，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十分落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刚刚发育便被中断的政治学才逐渐恢复。这使得中国政治学研究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匮乏。在政治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着由书本到书本论证、由制度条文到制度解释进行的自我循环。仅仅运用这种方法，难免与实际政治生活相脱节，也无法面对实际生活的理论挑战，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因此，我们选择村级治理这一课题研究，一开始，就力图要超越以往政治学研究的局限性，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注重对事实的了解和过程的描述。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20多个村进行个案性实证研究。
个案研究的第一步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和我们以往的调查经验以及研究资源的积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方大，发展不平衡。根据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有意识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了两个重点调查村。它们分布于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四川和甘肃。如果以中国的南北地域划界，它们分属于南北两大区域。从自然地理看，它们分别位于平原、丘陵和山区。这6个重点调查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从经济资源占有和生产经营方式看，有完全实行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的高度集体化村，有实行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双层经营体制的村，有主要实行家庭经营的村，还有个体私营经济相当发达的村。从经济发展状况看，有的村年总产值达数亿元，有的村仅数百万元。从经济收入水平看，有的村人均年收入3000元～4000元，是当地的“首富村”；有的村仅400元～500元，是国家级的贫困村。从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看，有的已经完全工业化城镇化，有的还完全停留在传统农业经济状态，基本保留着传统的农业村落形态。作为重点调查村，我们对这6个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并与重点调查村的情况相对照，我们还随机选择了10多个一般调查村。这些村分布于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内蒙古等省区。这些村也有各自的特点。调查报告主要从不同的侧面考察这些村的村治状况。
选择研究对象后，从1995年开始，研究者便进入个案村进行实地调查。重点村的调查时间一般较长，有效工作时间达数月，并进行跨年度的追踪调查。调查方法主要有：
（1）文献查阅。文献来源之一是调查村所在地方的县志、乡志、村志等地方志。通过查阅这类文献，了解调查村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线索。在我们所调查的地方，一般只有较为完整的县志，成文的乡志、村志几乎没有。但在少数经济发达村，却有大量记录该村改革以来发展状况的书籍和文献。如在广东万丰村，由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该村改革发展的书籍多达几十种。文献来源之二是由村里保存的各类文件资料，包括政府下发给村并可公开的文件，村制定的规则、会议记录、统计报表等。在有些村，这些成文的资料比较多，而且保管得非常完善。在更多的村，不仅成文的资料十分少，而且没有进行统一的专门保管。文献来源之三是张贴在村头路边的文字、标语、图表。这些文字、标语、图表看起来很简单，在村的治理过程中却有重要作用。国家的诸多法律、政府的任务、村里的管理等都是通过这种简单的口号性的文字、标语和图表传达到村民中间的。它们也反映了一个村的治理方式和特点。
（2）访谈。在所调查的村，有较完备的文字记录材料的很少，而且文字材料很难将一件事情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许多事情只能依靠当事者的记忆和言谈。所以，研究者的一对一、一对二或一对多的访谈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调查方法。访谈对象尽可能包括各个方面的人士，特别是不忽视一般村民。同时，由于时间等原因，对同一事情，各人的说法有所不同。在调查中，对重大的或有不同说法的事情，我们一般要听取三人以上的意见，加以印证和甄别。
（3）现场观察。研究者进村入户，得到许可后列席有关会议，观察和体验治理行为和农民生活等，以直接感受村的治理过程及其环境，并进一步密切与当地人的关系。
（4）问卷测试。问卷本是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如一些村民不识字，更多的村民难以准确理解题意，同时还有些顾虑。为此，我们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十分注意针对性。对一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干部和村民，采取封闭式问卷。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采取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各类问卷无须记名，以消除被问者的心理压力。
规范研究强调概念的同一性和论证的严密性，实证研究强调事实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在这两种方法中，实证研究的困难更大。因为它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水平，还取决于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由于政治学研究涉及到敏感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实证研究受环境的制约性更大。这使我们的研究不能不带有局限性。
首先是对调查村进行选择的局限性。在个案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选择通常采用的是随机抽样法。但在对个案进行田野调查时，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调查村的合作。否则，研究者根本无法进入现场。在选择调查村时，尽管我们注意到代表性和随机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取决于当地政府和被调查村的态度。一般来说，当地政府都给予支持，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也有个别地方希望将一些条件较好的村介绍给我们这些“外来人”。这样，在我们所调查的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当地的先进村。
其次是调查方法的局限性。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存在“自家人”意识，只有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才能充分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村治过程涉及到领导者的产生、利益的分配、管理方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等一系列较为敏感的问题，当事人有诸多顾虑，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实情。而要进一步了解影响村治过程的各种环境因素就更为困难。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可能不受到局限。
当然，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在我国毕竟刚刚开始，可资利用的方法资源又相当少，我们本身的水平也需要在实践中提高。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5的田野调查，主要有以下收获：
其一，获得了田野调查自觉，并将田野调查作为学术团队的基础。过往的政治学很少有田野调查，即使有，也主要是个别人的行为。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持续不断和团队自觉行为。这一团队扩展到全国范围。
其二，为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打下了基础。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重点研究基地。因为具有唯一性，申报过程的竞争很激烈。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团队申报了，但出现不同的意见。其中的重要意见是，学校属于以教育为特点的师范大学，涉农的基地应该放在涉农的学校。教育部主管部门专门到学校考察，了解到华中师范大学做农村研究不是“纸上谈农”，而是深入田野，在调查和通过调查为政府服务方面取得有影响的成果，符合设立基地的目的。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这一基地为之后的农村研究提供了机构支撑。
其三，形成了调查为基础的教学科研机制。长期的田野调查经历形成了一个习惯，这就是将田野调查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学生写作论文要进行田野调查，老师指导论文到田野现场进行指导。“学生田野调查，老师现场教学”的培养模式从自在到自觉，已形成了田野政治学的传统。通过这一培养模式，华中师范大学有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篇获得提名奖，是政治学获得优秀博士学位奖最多的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在学科评估中分别列为第二、三、四名，与获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密切相关。而学科评估结果直接构成了政治学得以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的基础。
二、基于跟踪观察的田野调查
2000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基地成立之前,以张厚安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是一个没有体制性资源保障,纯因个人兴趣而结合的学术共同体,有人坚持下来,也有人离开。成为教育部基地以后,中心仍然坚持调查这一基本方法,并试图体制化。其主要进展是在全国选择了20多家机构作为调研基地,为全国性调查提供相应的保障,并建立合作关系。
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心是一个有一定资源保障的学术机构,有固定的编制人员,也有固定的项目经费,条件大为改善,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农村调查根据各人承担的研究项目而开展。这不仅会造成研究人员过分关注项目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造成调查研究的“碎片化”和“片断化”，难以形成整体和持续性的调查。同时,研究人员也会因为理念和风格不同而产生分歧,造成体制性学术共同体的动荡。为了改变调查研究项目体制引起的“碎片化”倾向,2005年,我作为中心主任重新规划了基地发展,提出“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100多个村进行为期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地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的石挺先生的鼎力支持。2006年,计划开始实施，并每年出版反映跟踪观察成果的《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计划》。2006年卷的序言反映了这一计划实施的构思。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13亿人口中70%以上的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及其命运。可以说，在中国，谁抓住了农民，谁解决了“三农问题”，谁就抓住了中国。20世纪中国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21世纪则会预示这样一种前景：只有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中国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免除农业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农村经济社会正处在急剧变革之中。在这历史进程中，古老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迅速消逝和变异，新兴的文明正在迅速发育和生长。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农村的变迁还迅速和复杂。这为我们学人提供了观察历史变迁的绝佳时机，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最好资源。
深以为憾的是，面对如此的时机和资源，我们学界的工作却多有欠缺。近些年，虽然“三农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但在“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虚火”，片断的调查与研究往往生产的是片面而武断的结论。在相当时间里，我们的学术还处于积累阶段，特别是对第一手资料的积累。
正是基于此，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10年前设想的基础上，正式实施“百村十年观察计划”。计划在全国选择150个左右的村庄进行为期10年的调查和跟踪。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以此积累学术资源，为后来者奠定基础。
2009年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计划》序言中进一步明确了跟踪观察计划的目标。
“百村观察”项目的目标有三：
1.政策目标。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国家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努力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决策“智库”。
2.学术目标。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中国农村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努力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农村研究，改变历史形成的“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学术格局。
3.历史目标。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中国农村的变迁积累历史资料，建立“中国农村博物馆”，记录和保存丰富灿烂的中国农业文明。
与过往的田野调查不同，“百村观察”是一个持续不断，有众多人员参与的大型调查工作。首先，该项调查具有公共性，不是个人项目。其次，该项调查的工作量大，参与人员多。每年有基地及全国各地调研基地百名以上的调查人员，10名以上老师参与。再次，该项调查所需要的经费多。学校社科处为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第四，为保证调查质量，对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汉文教授等专家进行调查方法的讲座。
“百村观察”一般是利用暑期进行。调查工作启动之前，要召开培训、动员和表彰大会，学校社科处、校团委的领导参加。在2009年启动会议上，我作为项目主持人对前期调查工作进行了总结：
调查活动积累了资料，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人才。
调查回来的第一手资料非常丰富。我们过去讲没有第一手资料就无法做出第一手学问。由于资料是我们的原创的材料，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做学问的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就是从经典走向经验，我们在学校读书时读经典、读大师，但是经典和大师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一个总结概括提升，而我们实际生活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位哲学大师讲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去年以来开展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就为我们今后做学问，为我们做论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积累了经验，即怎样来开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人才。因为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的活动，需要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三个积累就有三个产出：产出了报告，产出了论文，产出了影响。去年我们中心有三个报告得到了总理、副总理的批示，其中有一个报告是直接来自于“百村观察”。这是不容易的
调查活动出了影响，出了品牌。我们今年上半年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百村观察”的项目成果，向新闻界展示，有二三十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
调查活动锻炼人才。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通过这项活动，都得到了锻炼。我去年说过，我们这个“百村观察”不仅使我们获得了新的知识，长了见识，长了才干，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我们的思想境界。……我们走出了校园，就拥抱了大地，我们胸怀就可以宽广起来，所以希望是在田野上。我们过去讲“三农”，现在说“四农”——加上了农民工。大家可以去看看农民工。前几天端午节的时候，我和石处长去晋江，参观了两家生产线。我们的农民确实是伟大的创造者。在生产球衣和球鞋的企业里，过去二十多年前，其领导者还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农民，但是现在竟然在纳斯达克上市了。二十多年时间，创造了中国奇迹。在那个生产线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你们现在穿球，穿得很高兴，但是你们看看制球鞋是多么艰难，假如我们去那里体验几天，不说几天，就体验几个小时，你们的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在校园里的一点委屈、困难，可以说不在话下。所以说我们走向田野，有利于我们提升思想境界。
正是因为有这三个提升，令我们大家终身受益，不说终身受益，眼前就受益了。现在正在面临毕业，有就业难的问题。但是有些用人单位听说某某学生参与了“百村观察”，他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制度，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过去的干部就是“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农村，所以他们来理政，难免就会陷入空谈，脱离实际。我们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一个农民大国，你不了解农民，怎么能够了解中国。……我们参与了这样一个调查，对我们了解中国、了解农村、了解民众，大有好处，成绩突出。
在2010年的调查培训会上，我就如何推进“百村观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作为一个农村的观察者，我们正在路上奔跑，怎样来观察农村呢？我觉得我们的视角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待一个农村，不是看它的一时一次，而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农业国家现在能够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今天我们看到的农村问题确实很多，但是要有历史的视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百村”冠以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就是要把握农村变革的脉络。大家做调查的时候不妨首先从老人入手，他们是一本活字典，他们见证了历史，而且他有时间跟大家慢慢聊，所以要有历史的视角。
第二个是国家的视角。新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稳农、富农的政策，大家用四句话概况：“种田不交钱，上学不缴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发愁”。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逐一加以妥善解决。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一届领导人在支农惠农方面做出过这么大的工作成就。中国是一个道德国家，农业社会是一个道德社会，人格的力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现在的领导人，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特别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很多政策。所以我们要从国家视角去把握。
第三个视角是农民的视角。我们出台了这么多支农惠农富农的政策，那么究竟农民从中获得多少实惠？……究竟有多少好的政策落到农民头上呢？这是从农民的角度要了解的。我们的政策它下来以后有个递减效应，我们现在有种说法：“中央是好人，省里是亲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政策下来后它有所递减，真正落到农民头上有多少，同时这个政策并不一定就是执行当中的问题，也有决策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
我们这个项目，我认为会有三大贡献：
第一是政策贡献。我们的调查是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政策依据。大家注意到，我们去年的调查所产生的报告集中了我们所有调查员的心血、辛劳，所以我们的功劳大家都有一份。
第二个就是学术贡献。大家知道，自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成为热门、热点问题，由此而来，“三农”成了一门显学，但是这个“显学”是“显”而不“学”，“显”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知道不解决农村问题，中国终究会出现大事，这个道理很明白，所以它很“显”。但是有多少学问来支撑呢？还很难说，所以我说是“显”而不“学”：大家都忙着发表看法，真正扎扎实实的学问还不多。那么这个学问该怎么来呢，还要从田野上来，依靠我们扎扎实实的调查，再提炼出我们自身的学问。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怎么形成呢？最首要的工作就是靠调查，去挖矿，到田野上找矿藏。我们最丰富最优质的矿石在田野上，不是在书本上，书本上的知识已经是“过去时”了，田野上的东西是“正在发生时”。所以只有深入到田野才能采到最优质的矿石，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出我们真正的学问。
第三个是历史贡献。我们讲中国的象征是“龙”，今天早上我突发奇想，我想这个“龙”啊，应该换一下，要颠覆一下，应该换成“农”。中国“龙”是皇帝的象征，是标志皇权的，我们历史以来就在不断强化皇权，所以把“龙”作为我们中国的象征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历史是千千万万无数的农民创造出来的，我们要强化这个“农”，农民的“农”，农村的“农”。大家都是“农”的传人，是农民的后代。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父母可能很多不是农民，但是你们往前推三代都是农民，他们是衣食父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给他们树碑立传，有责任有义务抢救正在消失的农村，正在变化的农民。……虽然路程很辛苦，但是要知道我们的问卷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东西今后要进入历史。我们调查的生命力就在于客观、真实、持续。我们不带主观意愿，没有个人偏好，客观。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我们的这个调查是中国的第三大调查系统。第一是国家统计局，它有农调队，第二个调查系统是农业部，它有观察点，我们这个调查是第三个。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特点。他们的优势在政府系统，他们的弱点也是政府系统：政府愿意听的话，它报的多，政府不愿意听的话，它报的少，它是按政府规则行事。而我们有我们的弱点，就是没有政府系统支持，但是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够有客观的态度，我们不是利益的相关者，所以客观是我们的前提，真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访谈要真实无误，绝对不能够编造，不能像写小说一样。
经过“百村观察”持续不断的调查，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其一是田野调查的持续性。每年对样本村和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和形式逐步完善,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调查体系。除了暑假定点调查以外,还扩展到寒假专题调查。每年参与调查的人员达数百人左右,并出版《中国农村调查》等系列著作。
其二是田野调查的专业化。为了提高调查质量，从2012级开始，举办重点研究基地班。基地班的研究生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设置专门的课程，成为田野调查的骨干力量。至此,农村调查完全由受到专门调查和学术训练的人员承担,走向了专业化道路。
其三是开启了作为“智库”的历程。大规模的调查,可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提供给决策部门,由此也形成了“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就是为决策部门服务，“立地”就是立足于实地调查。在时任副总理刘延东主持的推进智库建设工作会议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专门作了会议发言，被称之为具有智库雏形的单位，后来又成为教育部的智库签约单位。
其四是大型调查和决策咨询直接促进了基地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第二次基地评估中由合格成为优秀，并于2010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2016年教育部对150多个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研究院再次被评为优秀，总分排名第一。
三、基于历史使命的田野调查
农村调查的深入和相应工作的扩展,势必与以行政方式组织科研的现行大学体制产生碰撞。但是,已经有一个良好开端的调查不可停止。适逢中国的智库建设时机,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独立建制后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仍然将农村调查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工作，且成为具有体制性保障的工作。2015年研究院启动了大规模的深度调查。这一调查基于很强的历史使命，目的性很强。这在于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和农民成为现代化的起点,并规制着现代化的路径。19世纪后期,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俄国，数千人参与对俄国农村的调查,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对华扩张中,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依托开展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调查,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形成著名的“满铁调查”。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大国,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中国需要也应有能够超越前人的大规模农村调查。“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设计的。
“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超越过往的项目或者机构调查体制,而具有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一是政策目的。智库理所当然要出思想,但思想,除了源自思考以外,更要源自可供分析的实地调查。过往的调查虽然也是实地调查,但难以对调查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并根据调查提出有预见性的结论。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农村调查有其长处。“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将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的可分析性和可预测性,以此提高决策服务成效。二是学术目的。调查主要在于知道“是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是事实的描述。但是,这些事实为什么发生?其中存在什么关联? 这是过往调查关注比较少的。以致大量的调查难以进行深度的学术开发,学术研究主要依靠的还是规范方法,实地调查难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由此会大大制约调查的影响力。“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的深度学术开发性,调查包含着学术目的，并可以通过调查提炼学术思想。其作为一种有实地调查支撑的学术思想也可以间接影响决策。为此,“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在设计时,除了关注“是什么”,以外,也特别重视“为什么”,试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底色及其变迁进行类似于生物学“基因测序”的调查。三是历史传承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村正在迅速消逝。“留得住乡愁”需要对“乡愁”的记录和保存。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中国农民经历了太多的起伏,农民的历史构成了国家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因此特别关注历史的传承。
基于以上三个目的，“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由四个部分构成：
其一，口述史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其主体是农民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历史记载他们的状况与命运。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成为“政治人物”，尽管是“小人物”，但他们是大历史的折射。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也可以更好地“以史为鉴”。口述史调查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
其二，家户调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必然有其基本组织制度支撑。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成型的农村庄园制、部落制和村社制，而没有了解研究中国自己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受20世纪以来的革命和现代化思维的影响，人们对传统一味否定，更忽视对中国农村传统制度的科学研究，以致我们在否定自己传统的同时引进和借鉴的体制并不一定更为高明，使得中国农村变迁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特有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这就是延续上千年的家户制度。家户调查关注的是家户制度的原型及其变迁，目的是了解和寻求影响中国农业社会变迁的基因和特性。
其三，村庄调查主要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态及其 变迁实态。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村庄构成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相比，农业文明的社会联系更为丰富，“关系”在中国农村社会形成及演变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系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文明多样的大国，关系格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村庄。国家政策要“因地制宜”，必须了解各个“地”的属性和差异。村庄调查以“关系”为核心，注重分区域的类型调查。通过不同区域的村庄形态和变迁的调查，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无为而治”的传统条件下，一个超大的农业社会是如何通过自我治理实现持续运转的；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深度介入的现代条件下，农业社会是如何反应和变化的。
其四，专题调查。主要是以特定的专题为单位的调查，了解选定的专题领域的状况及其变化。如果说前三类调查是基本调查的话，专题调查则是专门性调查，针对某一个专题领域，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以期获得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工程,它是原有基础的延续,也是当下正在从事,更是未来需要长期接续的事业。为了让参与者更深入地认识这项事业，需要从理论上对这一调查进行阐述。2018年，我在《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调查的状况，指出处于历史断裂边缘的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意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不能按照原样继续下去了。而土地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农民的主要生活保障，在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20世纪调查最多的是与土地相关的问题，土地调查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的一根主线，贯穿于整个世纪。其二，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因为农村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促使人们从民族自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萌生出“民族自觉”意识并形成了“调查自觉”。其三，产生了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人员，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其四，在调查过程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起本土化理论。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取得的成就无疑十分辉煌，但由于时代限度，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了中国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中受到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调查自觉”及其调查缺乏连贯性。二是缺乏大型深度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调查。针对以上问题，论文提出要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21世纪的农村调查既要充分吸取20世纪调查的经验，又要努力弥补过往的不足，将中国农村调查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为此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基础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在长期积累中形成一个国家成长变化的基础。这一基础构成社会变迁的起点和底色，任何社会变迁都无法摆脱这一基础条件的制约。中国比俄国的农业文明更为悠久，并有着与俄国完全不同的基础性条件。这就是中国核心区域自秦朝开始就超越了村社制，其经济社会形态是由家户构成的并形成了家户制度。
（二）学理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总会依据一定规则运行并会形成某种反复出现的规律性。这种规律会制约和影响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由此便需要借助某种理论知识和认识视角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种调查具有学理性关怀，不一定能够直接为现实决策提供服务，但有助于理解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支配和影响乡土中国或城乡中国的内在依据和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理论和新观点。
（三）区域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有不同的起点，也会有不同的行进路径。在20世纪，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国家总体性问题，具有同质性。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区域性更为突出，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差异性更大。强化区域社会的农村调查自觉，可以为分类施策提供依据，也有助于从不同区域的角度认识中国文明进程和国家成长路径。
（四）系统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由此既需要从多个角度的调查来认识，也需要通过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的系统性持续性调查进行整体把握。
（五）主体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在客观历史条件变化的同时，也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变化。人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进程之中，每个人的生活命运和主体体验都不同。农民创造了历史而未能自我表达历史，而他人的表达并非一定完整准确。20至21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大的历史变革的世纪，广大农民的生活波澜起伏，他们的命运、行为和心理都是巨大的历史财富，但有待通过大型调查加以开发和记录。
（六）传承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进化中会淘汰一些劣质要素，也会传承一些优质要素。对于有着古老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来说，农业文明构成了丰富的历史底色，也是宝贵的文明遗产。进入21世纪，一方面，国家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和农民正在迅速消逝，成为“最后的农民”和“消逝的农村”。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强烈期待通过抢救式的农村调查，全面了解传统文明底色，以总结挖掘继承珍贵的农业文明遗产，使得优秀的传统农业文明得以传承。
（七）比较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不仅是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国家的交往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不能重复殖民者的老路，所秉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这需要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尊重和包容，而尊重和包容的前提是了解和认识，调查则是了解和认识的重要条件。因此，伴随中国走向世界并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农村调查也要走向世界并通过调查在比较中寻找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以上七个方面反映了2015年深度调查的使命，标志着田野调查进入到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
2015年开启的大型深度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抢救式地挖掘了一大批资料。这一调查主要是对1949年以前的农村社会形态的调查，至少是8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给予描述。有关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口述史对象也要在80岁以上。许多老人接受访谈不久便去世了。这一调查项目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许多区域是过往的调查从未有过的空白地带，应该是全国调查区域最为完整的。从调查对象和调查区域看，这一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具有绝版性。到2019年12月，以2015年大型深度调查为依据的调查资料已编辑出版到第46卷，每卷百万字左右，总共达4000多万字。如果对已调查的资料继续编辑出版，至少可达上亿字。
从2015年启动的大型深度调查看，我们期待的是，经过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努力，能够成为世界顶级调查机构。但是，毕竟我们只是学校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且处于代际更替之中，对于达到目标的难度估计不足，对于一类调查的理想样本规模缺乏准确认识，对于因为抢救性调查造成的压力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个偶尔的事件造成大型调查停顿了下来。
不过，无论今后大型深度调查是否还会延续，我们已获得的大量调查资料是不可再得的，总算为历史保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特别是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普通的，且经历了农村历史性变革的农民，他们的讲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我们的调查是为普通民众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录，是为人民大众写史。
已经获得的资料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可能是数辈人都使用不尽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参观后，深为惊叹！
四、基于历史比较的调查翻译
我们进行大型深度调查，并不是偶然兴起。1990年代是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也是三农问题研究非常火热的时期。但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很不够。学术界流行的是美国学者所著的书。这些书的共同特点便是基于日本满铁在华进行的调查。但是，这些调查资料都是用日文写的，中国学者难以阅读到。我们的研究因此只能“跟着说”，因为不占有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作为基础的，我们也很想了解外国人的调查情况，为我们自己的调查提供参考。2015年出版的《满铁农村调查》序言描述了翻译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的想法和工作。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是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机构，并以调查为基本方法。我们将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设想已有10多年。
满铁农村调查资料是指20世纪上半期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支持的对中国调查形成的资料。由“满铁”支持的中国调查长达40多年，形成了内容极其庞大的调查资料。“满铁调查”的目的出于长期侵占中国的需要，但由这一调查形成的资料对于了解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调查方法也有其独特性。
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农村大国，但从学理上对中国农村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时间不长，有影响的论著还不多。10多年前，一系列由美国籍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专业领域研究的必读书。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在利用日本满铁调查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日本满铁调查也因此广泛进入当今中国学界的视野。一时间甚至有人表示：“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但满铁农村调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只是美国学者运用的满铁资料都是日文的，中国学者在阅读和了解日文资料方面有困难。尽管有国内出版社出版了部分满铁调查资料，也主要是日文的影印版，仍然难以让更多学者使用。为此，我们有了将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让更多学者充分阅读和使用这一资料的念头。
与此同时，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整合过往的农村调查基础上，于2006年开启了“百村观察计划”，对中国农村进行大规模调查和持续不断的跟踪观察。为了实施这一调查计划，我们邀请了国内外学者进行有关方法论的训练，同时也希望借鉴更多的调查资料和方法。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翻译出版进一步进入我们的视野。在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时，我们甚至提出在农村调查方面要“达到满铁，超越满铁”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翻译满铁调查资料的想法更加明晰。当本人将这一想法告知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的石挺先生时，得到他积极赞同。但这项工程的重点是日汉翻译，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强有力的翻译团队，于是他引荐了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主任李俄宪教授，同时还给了一定的经费支持。此事得到专门从事日本语教学和研究的李俄宪教授的积极响应，并同意率领其团队参与这项工作。……在各方面努力下，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黑龙江档案馆联合编译的《满铁调查》一书，于2015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00多万字的《满铁调查》出版后，中国学者得以从较大范围一睹满铁调查资料的真容，这在中国学界也是一件大事。2015年1月23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满铁调查》中文版出版发行学术研讨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非常重要。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满铁调查”研究专家参加了会议，并提了很好的建议。其中，南开大学的张思先生长期利用满铁调查资料从事研究，并有丰硕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的曹幸穂先生，长期从事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并专门著有以满铁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一书。在他看来，“满铁对农户的调查项目之翔尽，可以说是旧中国的众多调查中绝无仅有的”。此次会议的重大收获是，曹幸穂先生建议我们主要翻译满铁农村调查方面的资料。
曹先生的建议引起我们高度重视。2015年1月26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专门召开了满铁调查翻译出版推进会，调整和重新确立了翻译的主要方向和顺序，形成了新的翻译计划。新的计划定位为“满铁农村调查”，主要翻译“满铁调查”中有关农村方面的内容，并从著名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翻译开始。这之后，我们又先后邀请曹幸穂和张思先生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他们对新的翻译计划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曹先生还多次无私地向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目录和线索，供我们翻译出版使用。同时，我们也从整体上充实和加强了资料收集和翻译编辑的力量。
《满铁农村调查》翻译出版计划是在已出版的《满铁调查》一书基础上形成的，但已是全新的设计，资料来源更为广泛和直接，翻译出版的进展也大大加快。同时，它也是与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持的2015版大型中国农村调查工程相辅助的翻译计划。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满铁农村调查》的翻译为我们正在实施的中国农村调查及其学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满铁农村调查》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付诸实施难度很大，特别是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但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理应有相应的文化工程。好在主持与参与《满铁农村调查》翻译出版的人都些许明知有难而为之的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此事作出贡献。特别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主任李俄宪教授担任主译的翻译团队在翻译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李教授团队可以说是举全系师生之力，包括日籍教授，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将其作为一项事业。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满铁调查》中使用的语言、专业词汇、地名等大量难题，但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校核，精心推敲，力求准确。这项事业的推进凝聚了翻译团队的大量心血。
《满铁农村调查》是一项得到多方面支持和多人参与其中的工程。在相关者的努力之下，《满铁农村调查》惯行类1-6卷全部出版，字数近千万字。在“满铁农村调查”中，惯行类可以说是学术价值最大的。它的调查设计者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设计时针对性强，其调查显示出深、专、精、细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如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内卷化”便产生于对惯行类调查资料的利用。《满铁农村调查》有若干类别，惯行类只是其中的一种，地方类等类别的翻译已在进行之中，并出版数百万字。
除了日本满铁农村调查外，我们还着手进行了俄国农村调查资料的翻译。2020年《俄国农村调查》序言描述了这一翻译的想法和工作。
人民公社曾经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制度从产生到废除，在中国延续达20多年时间。“公社”一词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而公社制度产生前的1950年代，正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年代。在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国，有着世界最为漫长的村社制度。在许多人看来，村社就是公社，因而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在相当长时间，学界对于村社制处于十分陌生的状态。即使是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些有关村社制的研究，但也是十分零碎的，且运用的是第二手资料。
20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是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和农民的改变。古老的农村要变，已成为共识；如何变，则众说纷纭。面对这一重大问题，本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只是暴风骤雨的变革浪潮，对于在“破”之后“立”什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以致在实践中出现的巨大偏差。已经进入宪法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延续20多年后不得不废除。由此也可以看出，任何一项重大变革都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准备，理论准备的重要内容是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的基础又在于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本调查。
在20世纪，由于激烈的变革，人们缺乏足够的条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到了21世纪，人们有了一定的条件，平心静气地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认真回顾总结历史，必须进行比较，以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其前提则是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伴随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大型农村调查的翻译和研究因此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其中便包括俄国农村调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俄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其深刻原因是俄国有着在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对民族和国家命运影响最深的村社制度。俄国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的特点，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公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了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村社制度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基因，也规制了俄国现代化的道路。
俄国的村社制与其社会主义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俄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深刻影响。中国在土地改革后，实行集体化，在集体化进程中产生人民公社制度，与俄国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对俄国农村调查的翻译很早便进入我们的视野。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在我校社科处处长石挺的引见下，我与我校俄语系主任刘永红结识，并委托他牵头组成人员进行翻译。后来，我们约请了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专门从事俄国村社研究的罗爱林教授做学术顾问，还专门拜访了相关的专家。
尽管这一大型调查工程的翻译和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我们还是愿意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动这一世纪工程的进展，后续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除了日本和俄国的农村调查外，我们还准备对英国关于印度农村调查资料进行翻译。英国将与欧洲面积差不多的印度纳入自己的殖民地，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涉及到农村村社制度。马克思曾经将村社制视为印度的国家基础。翻译相关调查资料，对于我们比较中国和外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2015年启动中国农村深度调查，主要是对中国农村传统形态的调查，开始具有田野调查的高度自觉。梳理世界农村调查的历史发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相关的大型农村调查，并显示出不同国家的重点。如果说18世纪的农村调查在英国，19世纪的农村调查在俄国，20世纪的农村调查在日本，那么，21世纪的农村调查理应在中国。中国学者有历史使命承担这一工作。因此，除了我们自己推进大型深度的中国农村调查外，我们还着手翻译其他三大调查，并计划对世界农村进行典型调查。这一调查从2010年便已启动，计划从日本到韩国，由东到西延伸到世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的实地调查已进行，并出版了相关成果。
显然，作为全球顶级农村调查机构的设想过于浪漫。但无论如何，已经开启的各类调查和调查翻译提供了后人继续努力的基础。即使是此类的调查难以延续，也毕竟将中国学者的调查视野扩展到广阔的历史和世界。
五、基于田野调查的体会与思考
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作为基础。随着田野政治学的推进，田野调查也逐步扩展和深化，并取得了突出成效。可以说，这一田野调查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唯一性。在田野政治学已经取得的成就中，田野调查是最主要的。没有田野调查，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回顾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历程，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高度重视。
其一，田野调查是一项具有公共性的公益事业。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积累了大量资料。但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田野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有的参与者没有能够享受到对成果的利用，甚至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大型田野调查的推进更是得到了相关机构的支持，尤其是学校社会科学处原处长石挺先生的鼎力支持。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具有公共属性，来自于众多人的努力，也应该为人们所共享和利用。
其二，在田野调查中锤炼出“田野精神”。参与田野调查的人数至少是上万人。他们在调查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参与者所付出的艰辛。张厚安教授是田野调查的开拓者。年近七旬还行走于农村。在四川大巴山区，山高路陡，只能依靠滑竿才能上山。调查需要路费，而经费有限，在相当程度要依靠政府部门提供支持。有一位学生在调查中被安排在殡仪馆所在地居住。此类艰辛不胜枚举。由此也锤炼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田野精神”。这种“田野精神”是做任何事都需要的。
其三，田野调查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路径。尽管田野调查付出了别人没有的艰辛，但也取得别人没有的成就。这是因为，田野调查毕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源头，永远具有生命力。由田野调查的路径进行学术研究的模式是可再生、可学习、可复制的。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百社十年”观察项目于2020年启动。云南大学的政治学者也走出校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边疆民族调查。
其四，田野调查的精髓是行动，是田野现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得以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在于不是纸上谈农，而是跨出校门进入田野实地，去发现，去理解，去追问。理论上的高谈阔论，方法上的头头是道，没有亲临田野调查现场，可能都无济于事。
其五，田野调查的核心是总结，是不断提升。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不断行动，又在行动中总结和提升的过程。随着调查由自在到自觉，调查过程不断添加理论和方法的元素，调查逐步深入和扩展。
其六，田野调查永远在路上。过往的田野调查尽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许多调查已不具有继续的可能。未来的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可以更精致一些，更具有学理性一些。这就是2020年田野政治学所设立的宗旨：“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2021年田野政治学开启的田野调查可能是崭新的思路。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