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要产出高质量理论成果，需要处理好田野与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往来于“理论殿堂”与“田野调查”之间。田野政治学必须进入田野，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前提。但田野政治学视野下的田野是有理论关怀的田野，是要提出理论和回答理论问题的田野。这是由田野政治学的政治学学者身份所决定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本质上是讲“大道理”的学科。田野政治学要关注故事，在于故事中有道理，甚至有大道理。只有发现道理，将道理讲出来，才算是政治学。因此，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要用理论的眼睛发现田野，将田野的发现理论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没有这个飞跃便难以在理论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

一、田野政治学的兴起

一门学问，总是因为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兴起。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政治。田野政治主要指农村基层政治。在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作为一个专门的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旨向，从而使得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产生了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并力图构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田野政治学的兴起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早年关注“三农”问题开展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开始，实现了从书本到田野的转变，并最终形成了田野政治学的学派自觉。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先生是田野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开创者，并对田野政治学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徐勇教授的带领下，田野政治学学者以“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为宗旨，逐渐构建起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学中重要的学术流派。田野政治学的兴起也标志着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构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形成田野政治的研究对象

从社会科学来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农民。关注田野，是关注田野上的农民。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转换到基层时，必然要以田野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田野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二是通过村民自治，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自治权。第二件大事更不容易。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历史以来都是自我生产，家庭经营轻车熟路，国家也乐观家庭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历史以来，农民在政治上从来都是被代表者。

中国长期历史上存在的专制政治，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社会，是作为政治客体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要么一直跪着，要么自己站了起来而让他人继续跪着。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传统中国曾发生无数次农民反抗，但始终是“有造反而无革命”。中国之所以上层政治不断更迭，但政治形态没有质的改变，从根本上说是最广大的社会民众不是政治活动的主体，不能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改变政治土壤，由此使得皇权政治长期延续下来。中国的政治形态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仅在于少数精英的先知先觉，更在于广大民众通过政治实践获得政治自觉和自主。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由自己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实行自我管理。这意味着他们从政治上的客体转换为主体。由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民主化、制度化的基本原则精神，一经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国家法律制度安排和群众积极自主参与、上下结合的民主实践活动。198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随之在全国广泛推行，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上层的变动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学学者的学术反思。1991年，徐勇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重心下沉：90代学术新趋向》一文。这篇论文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关注的是上层变革，注重的是上层变革的走向与路径，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基层，特别是农村田野却是学界的盲区。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徐勇明确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为什么上层政治经常发生更迭，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家上层的变化和更迭，而基层社会却被忽视，事实上恰恰是基层社会的不动，造成了上层变动的复杂结果。为此，徐勇提出要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并提出加强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研究。这本书从根本上转换了徐勇的研究视角，研究重心和视角开始转向基层，特别是为政治学界所冷落和忽略的农村田野。

此时，对于变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体，政治学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华中师范大学是全国最早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单位，也是最早恢复建立政治学科的单位。张厚安等学者比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特别是关注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研究，1988年专门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随后徐勇也加入了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而当时农村基层政治变化、争议最多，而又被学界所忽视的就是村民自治问题。当时，主管村民自治事务的民政部基层政治司的一位官员为此感叹，全国9亿农民从事村民自治实践，却只有不到9名学者在研究！

村民自治是实践先行，研究滞后，成果更少。20世纪80—9-年代，也有许多政治学学者将学术视野投向农村基层，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但从总体上来说，此时对农村基层政治中深刻的社会变革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村民自治缺少深入的分析。于是徐勇以农村基层政治作为研究方向，师从李会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行》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则是最早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从民主的价值取向着手，该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本框架和地方实践，对村民自治制度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形成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村民自治研究的“价值—制度”范式初步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于1997年推出的“村治书系”则是“价值—制度”范式的标志性成果。

1998年，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村民自治突然火爆起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将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一并称为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还被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并寄予更多的政治想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村民自治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全面推行。

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重点仍然是农村基层政治，并成为我国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重镇。随着研究的深入，徐勇越来越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问题导向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学科意识，加强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学理性研究。“田野政治”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被提了出来。

在2008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一文中，徐勇提出了“田野政治”的概念。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方法转变从“文本”走向“田野”。当村民自治促使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以后，已有的文本无法解释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并千差万别的政治实践。村民自治研究将一批“坐而论道”的学者引向乡土大地，在实践中了解事实，发现问题。伴随着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导致了“重心下沉”，中国政治学研究从只注重正式文本和高层话语，转向关注村庄政治现象及底层政治行为，从文本政治走向田野政治，从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对于政治学实证研究者而言，下一步更加紧迫的是进入真正的、广阔的田野，而不是被精英所笼罩的田野；进入真正的平民的田野，而不是平民精英的田野；不是研究以村庄精英为代表的政治，而是广大农民所践行、感受的政治。从狭义的田野转向广义的田野，还必须从“田野即乡村”中走出来，城市社区、基层官员与政府等领域也属于田野，只要不是从国家正式文本、高层话语出发的调查研究都应该属于田野范畴，都是我们的研究领域。

总的来看，田野政治学起步于对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制度表象的调查，主要理论贡献也在于村民自治理论本身，包括建构“草根民主”。随着对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包括实地实验，之后的田野调查日益深入，注重发现事实现象背后的机理。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计划便有了深度调查的自觉。正是因为这一自觉，使我们能够将深度调查中获得的新问题、新知识、新经验、新灵感与既有的理论相映照，从田野的角度回答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对农民自由意识持续不断地追问，便难以发掘出“东方自由主义”；没有对南方稻作区的调查，就难以揭示为“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水利自治；没有对农民关系社会的了解，便难以建构起“关系权”；没有对农民不断调整土地的追问，就无法想象出“祖赋人权”。这些理论尽管出自田野，但丰富了政治学理论体系，能够在政治学庙堂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

田野政治学所指的田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农村；二是调查。田野政治学起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可以说，没有田野调查，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卢凌宇指出：“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其根本特点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后者的生活环境中互动。政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非参与式观察（主要是自然实验）、田野实验和访谈。田野调查的主要功能是数据搜集、概念创造、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其中田野实验方法在田野调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田野政治学注重运用田野实验来探讨基层治理中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实验，田野政治学很难走向历史深处，走向社会根基，也就很难有之后的田野政治学自觉了”。随着田野政治学的推进，田野调查也逐步扩展和深化，并取得了突出成效。

田野让我们转换了视角，发现了研究对象，也开拓了研究方法，这就是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基本上是基于书本文献的研究。仅有的农村调查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提供依据。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入田野，将研究对象投入田野上的村民自治时，原有的方法已远远不够。因为，村民自治自兴起之后，便伴随着争论。村民自治愈是火爆，争论愈尖锐。理论上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据说是化名沈延生的作者在很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五万多字长文，对村民自治持否定态度，其依据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说过。正是因为凡事都要从本本上找依据的方法，限制了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田野政治学便是从田野的路径研究现实政治。之所以要从田野的路径研究，在于仅仅通过文本的路径研究远远不够。

当我们进入村民自治领域时，就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不能再限于理论文本研究。张厚安先生由此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强调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理论服务农村改革，“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时的张先生已年近七旬，还带头并与我们一同到全国各地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田野调查提升为方法自觉。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中，徐勇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其中，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我们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追求实验，即强调实验先于方案。我们要解释世界，成为学者；也要改造世界，成为实践者。而改造世界的方案应该来自社会实验。通过实验，提炼和检验理论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

田野政治学是从村民自治进入农村的。村民自治充满着争议和起伏。实证思维没有让我们为一时的争议和起伏而停止研究的步伐，而是尊重事实，以事实变化为依据，从而将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路径最突出的区别便在于进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便不是田野政治学而是其他路径的政治学了。一开始与其他学者一样，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使用的方法也一样，主要是规范的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只是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之后，才开始进入田野，进行调查。因为要回答和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认识农村农民问题。认识的最好方法是调查。

一旦进入田野，研究者就能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通过发现事实，政治学研究开始进入全新视野，走向本土化道路。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展开的，也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第一，将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过往不被重视的广阔田野上的民众生活及其政治行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第二，要了解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以实地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现场主义”。即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力图从农民的角度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角度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及其支配逻辑。第三，不断深化调查，并形成调查自觉。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在着力弄清“是什么”的基础上探讨“为什么”的问题。第四，在调查与研究中构建起学术分析视角与方法。方法论方面的底色决定特色、原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此外，还有研究范式方面的价值—制度范式、条件—形式范式。第五，在调查自觉中形成理论自觉。任何理论都基于事实，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事实。只有通过调查发现事实，才能在发现事实中构建原创性或独创性理论。

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长期坚持。调查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方法。一是一般调查。一般调查是一种普遍性的调查。这种调查主要是对面上农村情况的了解，以获得整体性认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性大，只有通过一般调查才能了解普遍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典型调查。典塑调查是根据一定标准选择若干村庄进行分类调查。这类调查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需要对一个点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这种调查更深入，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和了解的问题更多一些。三是参与式调查。参与式调查是指调查者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调查村庄的事务，了解调查对象的具体运行过程。由于作为当事人，可以切实感到问题的存在，切身体会事物的运转过程，并发现问题，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村治实验”便运用了参与式调查方法。四是跟踪调查。跟踪调查是指对已调查的点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以了解其变化过程，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寻找回答问题的思路。五是深度调查。深度调查是指调查者根据调查目的对一个点进行深入的了解。这种调查要求调查者在调查点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调查方式更加多样化，目的是将一个村的情况了解透彻，从而获得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使调查和研究从现实走向历史，从表象走向深层，不断提升对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最终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产生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得益于调查方法的提升。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并有了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学术的原创性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田野调查不是为已有的理论提供一个注脚，而是为了获得超越前人的基础。田野政治学得以作为有特色的研究路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在问题研究中内生出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尽管有学习和借鉴，但都经过了消化和吸收，转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通过田野进行政治学研究已逐步成为共识。但是，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质量与对田野的深度发掘相关。政治学要通过现象发现其背后的内在机理。这种内在机理掩藏在表象的深层。只有进入深层才能发现其事物的内在特性。·37·当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三百观察”（百村观察、百家社区观察、百个司法所观察）大型调查项目就是在已有基础上对田野调查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徐勇强调，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变革，由此对农村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在21世纪农村调查中，要加强基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和比较性调查。

（三）产生田野学派的学派自觉

一个学派的形成，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长期接续努力的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从村民自治研究开始，成为将政治学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将实证调查作为基本方法，从未中断，不断深化。田野政治学一开始并没有学派自觉，只是基于田野调查研究形成独特风格。经历了三十多年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随着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自觉才得以萌生，政治学“田野学派”的雏形才开始显现。

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也有不同路径。从政治学角度看，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以抽象的人民整体为对象的制度建构；二是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行为模式研究。政治学“田野学派”主要是后一种取向。在研究方法方面，该学派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方法服从于研究对象。要研究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及其行为模式，就要对具体的人及其处境进行实际考察，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形成观点。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发展。它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对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学学者的视野开始从文本走了出来，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而村民自治研究能够持续地将政治学研究由文本带向田野。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制度。与其他制度不同，这一制度的实施者是亿万农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实践。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学者走出文本，深入农村田野。进入田野之后使得研究者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从田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极大地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从事实出发的政治学“田野学派”呼之欲出！

学派是学术兴旺的标志，也是学术分工的要求。通过构建学派，可以在比较辨析中不断深入推进学科发展，提高知识增量，开拓认识视角。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只有通过专业化分工，才能将一件事做精。学术发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搭建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还未形成自己的学术自主性。大量丰富生动的政治事实为既有的理论所遮蔽。只有借助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发现事实中形成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强化学术自主性。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然，学派的形成是长期努力的过程。作为成熟的学派，至少有两个标志。一是有源流。学派是对过往思想的传承，总要从过往思想中汲取营养。任何学问都不可能凭空而来，自说自话，总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这样的学派才会延续下去。因为后人总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源泉。二是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方法。学派具有相对性，总是相对某种理论或方法而言的。如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的功能，注重理论建构；“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经验事实。学派不是帮派，也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以共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共同认可的价值和方法基础上的学派才能延续，并独树一帜。

政治学“田野学派”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更关注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不是从整体的、一般的宏观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而是将政治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为出发点，从自然历史进程中考察国家、国家治理及其相应的政治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从事实抽象理论，从事实的关联性推导结论，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亚里士多德、孔德及行为主义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方法。

学术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学派只是学人基于学术分工，相对偏重，扬长避短，多方着力，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派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要并必须广泛汲取各种思想营养。政治学“田野学派”关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为前提。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了解国家的一般特征，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国家整体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属性。政治学“田野学派”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但不排斥价值与规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价值与规范基础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实，认识事实，并通过掌握事实与既有理论对话。这样的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研究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事实的“搬运者”，从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这恰恰是与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学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准确性的目的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

《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一文是田野政治学进入自觉的标志。但人们对如何将田野与政治学关联起来的认识有所不同。只是由于长时间的积累，田野政治学的路径和身份已为学界所熟悉。20 20年8月2 6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刊登题目为《基于田野实践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长文，对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作了专门介绍。20 20年9月，为了进一步强化学术标识，“田野政治学”公众号得以推出。这是“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学术路径和认同这一路径的学术共同体的正式身份标识。为了使这一身份标识更为明确，相关人员经过讨论达成“田野政治学”的几项基本共识。

一是田野政治学要有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界定，简而言之即“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首先，田野调查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下，田野政治学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支和主题。其次，田野政治学强调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注意与实证政治学的关系。田野政治学更加强调田野的现场感和学术研究的田野思维，现场感提供学术研究的灵感，一手材料和田野思维，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此要求下，田野政治学将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局限于我们自己所做的调查及研究。最后，田野政治学一定不能忘记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我们做了大量调查，比如家户制，积累了数亿字的家户口述材料，如果不能提炼到国家形态的层面上，就没有学科属性，这一点恰恰是大有开拓余地的。我们要用政治学的概念做研究。

二是政治学“田野学派”强调理论的源头在于田野，要从田野实践中去发现和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它要以事实现象为依据，同时又要善于发现事实现象背后具有普遍性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超越一定事实现象的、具有共享性和普遍性的分析范式。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对调查材料进行深度挖掘，将调查材料理论化，从调查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由经验到理论，将经验与理论融为一体，中间存在多种联结机制，需要足够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对事实进行精细加工，并从事实中提炼理论。周平教授指出，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不仅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远见，而且体现为农村问题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村，实现了农村问题研究的升级换代，对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做出了恰当而有效的回应。这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方向。

二、田野政治学的建构

田野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理论和话语做出了积极贡献，提出了一些为学界接受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和理论，并通过话语建构形成了一些可以与西方政治学理论对话的学术命题。我们需要对田野政治学在学术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而有助于人们更直观地认识田野政治学为提升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学理性和原创性所做的努力。

（一）概念建构

在相当长时间里，田野政治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与常规研究一样，主要是叙事。其论著主要是叙述式的，即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性表达。做田野政治学，需要去了解田野事实，但了解之后，对事实不能一个个地阐述，不能一直“讲故事”，而是需要用概念进行阐释和概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事实，以事实发现既有理论的限度，这是必要的但也远远不够。学术研究一方面要发现新的事实，另一方面更要对大量社会事实现象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新的概念。因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为依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反思既有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是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

1.乡政村治

在田野政治学发展的早期，“乡政村治”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乡政村治”最早由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先生提出，他认为：“‘乡政村治’，乡政指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就形成了当今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在他看来，“‘乡政村治’，乃是在治理乡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则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就村治对乡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乡政的基石”。“乡政村治”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田野政治学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也为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奠定了基础。同时，伴随着时代发展，“乡政村治”模式的局限性也更加明显，于是又在实践中形成了“乡村民主自治”“村社协同”等模式。

2.农民理性扩张

在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世界工厂”的进程中，农民工功不可没。徐勇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生存逻辑与书本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动要求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达1 6个小时，目的是多赚点钱。他们的行为不仅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家庭的命运。支配他们行动的逻辑是长期农业社会形成的理念，这种理念因为在工业社会能够获得更大收益而形成理性的扩张。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就体现了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要素叠加的特点。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只是没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徐勇通过“农民理性扩张”这一概念来概括农民工的创造及其行为逻辑。这也是田野政治学将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及其行为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自觉的起点。

3．“家户制”与“家户国家”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包产到户，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制。我们开展农村调查，用的是“进村入户”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徐勇用“家户制”概念来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性，以与西欧的庄园制、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非洲的部落制相区别。中国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也创造了世界上特有的农村基础制度。中国这个国家就是由无数个家户组合而成的。邓大才、任路、黄振华、陈明等人将家户制这一概念延伸到政治学领域，提出了“家户国家”的概念，将“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4.小农韧性与韧性国家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以家户小农为基本单位的。小农既有规模小而产生的脆弱性，也有在艰难困苦环境下顽强生存发展的韧性，只是后者在理论上被遮蔽了。在大规模田野调查中感受和体验了小农自强不息的坚韧性。之后，在深度田野调查基础上陈军亚提出了“韧性小农”的概念。这种坚韧性来自农民对自由的理解。近代西方强调自由即权利，是人应当拥有的。而传统中国农民理解的自由是责任。只有履行对家庭、对祖先、对国家的责任才能达到自由状态，强调的是付出与收获的对等性。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责任支撑着一个大型文明体的延续，也形塑了中国的特性，即韧性国家。西方政治学学者用“威权韧性”来概括中国，不仅带有极大的偏见，而且缺乏对韧性的进一步解释，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家韧性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5.祖赋人权与历史权利

在南方农村调查时我们发现大量地方还保留着祠堂，一个村的人围绕祠堂而生存，所有村民都是同姓。他们凭借着与同一祖宗的联系而获得相应的资格、权利、地位和责任。这种现象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流行的“天赋人权”这一概念无法概括的。为此，徐勇用“祖赋人权”这一概念加以概括。这一概念强调人的权利不是建构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人是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权利与历史有极强的关联。“祖赋人权”意味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结。只有对历史做出贡献才能取得相应的资格和权利。这种权利是历史权利，也是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责任。

田野政治学对本土概念的挖掘进一步坚定了徐勇“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的决心。田野政治学在概念建构方面已经走出了坚实的步伐，利用田野调查获得的原汁原味的中国经验提出了若干已经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并形成了概念建构的自觉。景跃进教授指出，徐勇教授系统建构的田野政治学概念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尚不能做出最终判断。不管结果如何，其概念建构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郭忠华教授认为，从中国事实出发，从本土政治概念与政治学的概念之树的关系角度衡量，田野政治学尽管完全立足于本土事实，但它为后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使政治学的概念之树上生长出一个基于田野经验的概念分支。这一分支的果实尽管最初主要来自中国，但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田野政治提供启示，并为它们所补充和更新。从这一角度而言，它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而且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

（二）理论建构

理论是以特定概念、命题、原理和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田野政治学在实现了由“殿堂”到“田野”的同时，也需要从“田野”走向“殿堂”，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因此，田野政治学不仅要关注“是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要根据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田野政治学从中国事实出发建构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该研究路径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

1.“草根民主”理论

如果说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当代中国；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构成的基层社会的推动下，超越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创造性政治。这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对人类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贡献，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理论，特别是对新的分析范式加以概括和解释。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在农村基层实行什么样的治理体制存在争议。一种思路是加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另一种思路是强化村民自治。后者以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代表。在彭真看来，10亿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其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10亿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由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民主化、制度化的基本精神，一经出现便显示出生命力，便成为国家法律制度安排和群众自主参与、上下结合的民主实践活动。在深入考察村民自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的基础上，徐勇提出了“草根民主”的理论。之所以将村民自治定义为“草根民主”，就在于它有根基，是内在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民主。它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得以深入广大的农村民众。村民自治只是社会形态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形态的民主。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

实际上，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一旦仪式固化为习惯，成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民主才是真正不可逆转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主化的外部条件日趋成熟，民主化进程便可以顺利实现由形式到实体的转换。进入21世纪之后，徐勇及其研究团队对村民自治在内的基层民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与机制》《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研究》《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与变迁》等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不断深化了村民自治研究。

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村民自治生不逢时，其成长过程正是中国“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村民自治的弱小性和粗糙性暴露无遗，选举导向的“草根民主”遭遇挫折，甚至水土不服。民主的话语让位于治理的话语，村民自治的话语让位于乡村治理的话语。强调治理，但无须将民主与治理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中国的治理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中心不过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述。离开了人民主体和人民中心的治理并不是理想的治理，甚至可能是“恶治”。因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找回自治”并“回归自治”，不断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建构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的村民自治体系。实际上，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民主与治理并不是分离和对立的。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有效治理，最终都要体现为广大村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都要求作为政治主体的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

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容易，民主化进程艰难，后者的制约因素更多，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村民自治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但其中内蕴的基本价值则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

2.“农民性”理论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迅速崛起，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农民，必须理解“农民性”。基于田野调查的资料，徐勇提出了“农民性”理论。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徐勇首先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式、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获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逐渐发现传统社会中的理性小农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于是徐勇提出“农民理性扩张”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会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理性。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处于结构性开放状态，农民可以自由跨越经济结构，向非农领域流动。农民面对的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别国已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及其理性原则，对于中国农民则十分陌生。而农民闯入或者卷入这一陌生世界之时，仍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会释放出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产生“叠加优势”。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由生存理性扩展为发展理性，从而成就了“中国奇迹”。由此，农民这一具体的行为主体与国家进程被联系起来。

然而要理解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单靠农民理性是难以解释的，于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又提出了“韧性小农”“家户小农”等概念。小农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但更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表现为一种有内在发展动力，能够灵活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吸纳外部能量，从而实现再生和延续的韧性，是一种“韧性小农”。同时在家户制传统下，也形成了家户小农的特点，具有韧性特质的家户小农，为国家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机制，包括小规模生产的适应机制、对国家政权低度依赖所形成的自组织机制、基于血缘延续的稳定机制等。

实际上，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化小农”“韧性小农”“家户小农”“农民理性的扩张”等概念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对“农民性”某一方面的表达。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改造农民社会的世纪。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从根本上说是对“农民性”的改造，以使具有深厚历史根基地分散农民能够与现代社会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国家组织体系的成员。乡村整合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也包括农民的反应，是国家与农民的互动过程。首先，农民作为具体的人，受生存理性的支配；其次，来自农民经验的悠久乡村传统具有强大支配力；再次，现代化的社会动员赋予农民的主体性和反抗权利；最后，市场化和社会化催生了农民的现代性。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农民的国家化和国家的农民性是一个双向和变动的过程。理解了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农民性”，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把握。

3．“国家化”理论

国家化的概念出于现代国家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取向。徐勇试图通过这一概念来解释和理解20世纪以来的国家形态转变，并将“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治理的转变置于这一框架之中，从而建立起田野基层与国家上层的关联。在概念建构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田野政治学中的“国家化”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大规模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反映，便是现代国家的建构。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国家理论。随着对外开放，现代国家理论也传入中国学界。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具有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定限度。早在2003年发表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中，徐勇就提出了“国家化”的概念。文章指出：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中，国家无疑居于中心地位。这是由现代化造成的。以往，人们理解现代化仅仅是从时间上度量，很少关注空间因素。其实，现代化不仅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是由一个分散、互不联系的地方性社会走向现代整体国家的过程，这就是国家化，或者说国家的一体化。国家化作为一个过程，标志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主权国家领域，并支配整体社会。

从田野中观察国家，使我们发现传统国家在各个地方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直接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还有相当多的地方，国家权力若有若无。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其路径和方式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西欧有很大差别：一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前，已存在完整的国家形态，国家权力机器发达。而西欧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空地”上，权力主要散落在封建领主庄园中。现代国家建构就是将分散的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二是中国很早就有了地域辽阔的政治统一体，国家通过中心权力对其他地域进行渗透和整合。从国家一出现，便开始了这一过程。而西欧只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替代才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并有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从比较分析的维度来看，不仅根据西欧经验形成的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实际，而且之前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形成的“国家化”概念也存在缺陷。

于是，对原有的“国家化”理论加以扩展，这就是“国家化”不仅存在于现代国家建构时期，而且存在于自国家产生之后。当氏族社会为国家所替代，便开始了将不同于民族性的国家性扩展到国家地域的进程。在《国家化、民族性与区域治理——基于历史中国经验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徐勇对“国家化”做了新的界定：“国家化是人们超越血缘氏族组织，设立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组成社会的人们获得国家性的过程。包括人们由一般的社会成员成为国家居民的过程和人们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获得其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国家整合或者国家的一体化，即将异质化的人群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并获得国家的统一性。国家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概念，有助于认识国家演化的过程性、层次性和类型性。它包括两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是人们从社会走向国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过程；二是国家政权将人们整合到国家体系中的过程。国家化是对国家性的过程概括。”将与现代国家建构相提并论的“国家化”扩展到国家一产生便开始有了“国家化”，更具有包容性，也更能解释中国的国家进程。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基础上开启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成为最突出的任务之一，并构成了复杂的政治过程。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中。

“国家化”如今已经成为田野政治学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国家化’理论作为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为对象的田野政治学研究，形成对现代国家理论的反思，同时，‘国家化’理论建立起国家与农村关系研究的基本维度和路径方法，对当前农村研究有着启发意义。”通过这一理论与方法有助于从政治学的学理上回应现代化与农村农民关系的课题，研究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传统农村农民，如何转变为国家形态下的现代农村农民，其间有哪些机制和方式，会产生什么反应，由此可以进一步开拓和丰富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毕竟丰富的中国事实和经验是原有的理论所没有和难以概括的。基于中国事实和经验，可以对原有理论进行原创性开拓。

４．“家户”理论

农民特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会以相应的组织形态表现出来。中国农民的创造性、理性、韧性来源于家户制度。田野政治学以“包产到户”为线索，在理论争论的背景下进行实地调查，将“一家一户”问题学理化，建构起家户制这一农村本体制度。通过“家户制”这一钥匙，可以深度理解农民行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进而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和进程。田野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家户制”这一学术概念，并将其带入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进程研究，进行理论表达。“家户”理论是田野政治学理论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家户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户小农和家户国家。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家户制”的提出不仅是农村研究基础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更重要的是将家户带入中国国家进程的研究，从而将田野与政治学直接联系起来。

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中专门设计了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并在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丰富了“家户”理论。任路的研究认为，与西方国家基于“庄园制”的国家横向治理结构原型及其演化逻辑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表现为纵横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原型来自本源性的“家户制”。在此基础上，任路提出了“家户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与“郡县国家”侧重于宏观制度框架相比，“家户国家”突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结构来自小农社会的底色，将“家”与“户”两个不同性质的单元合为一体，形成以“家”为基点的国家横向治理结构和以“户”为基点的国家纵向治理结构，构成传统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社会根基。近代以后，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和政府权力的介入，典型意义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家户制”并不会被完全取代，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并成为影响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根基来看，中国的历史也是在家户小农的社会基础上长期演化发展而来的。作为基本政治社会单位的家户小农，国家韧性也是从小农韧性中生长出来的。而“家户国家”和“家户小农”也构成了“家户”理论中的重要分析概念。

当然，“家户制”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发生变化的。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制度经历了传统家户制、公社制、家庭承包制的依次变迁。这三种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的表现形式不一，分别表现为“有效率缺公平”“强公平弱效率”“强效率弱公平”，由此导致农村社会持续不断又环环相扣的制度变迁。伴随现代化进程，需要在历史延续性基础上建立现代家户制，以“提效率增公平”。与此同时，家户制传统同当前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很好地嵌入在一起，呈现出明显的家户主义形态，形塑着当前中国农村治理与政治实践，具体表现为：在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的基本行动与认同单位仍然是家户，其行为动机是追求家户利益，奉行家户利益至上，在形态上表现为家户主义；这种家户主义逻辑，形塑了当代中国农村治理与政治的基本形态。

“家户制”的提出不仅是农村研究基础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更重要的是将家户带入中国国家进程的研究，从而将田野与政治学直接联系起来。“家户”理论是理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的一把钥匙，可以通过家户制发现中国特性。

5.“关系”理论

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并理解田野现场中的人。农民经常使用“找关系”“有关系”“关系好”，重要原因在于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这类现象可归纳为“关系权”。血缘关系和农业文明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底色。从实证调查看，传统农民并非孤立地存在。其生产生活必须借助关系而进行，由此形成“关系社会”，并孕育出“关系政治”。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相互重合和延伸，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以至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借助特殊关系获得特殊权力的现象。“关系权”的重要特点是主体并不直接占有，而是借助关系获得权力资源，因此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犹如“话语权”。将“关系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理解权力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农民生活在由各种关系叠加的社会之中。农民社会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村庄的名字大多是由姓和地构成，体现的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这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态。古老的血缘和地域关系与不断扩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民行为的支配性因素。正是基于此，徐勇提出了“关系叠加”理论。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资源，对关系理论进行了自我构建。关系主要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结中才能形成关系。随着联结的扩大，关系日益丰富。人类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产生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之后，因为地域相近而产生的交往，将不同的血缘关系的人联结起来，并形成地域关系。利益的分化一方面造成氏族组织的解体；另一方面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用于调节社会冲突的国家。在共同的相近的地域内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人群，并形成民族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生活在互不联系的地方，国家只是地域性国家。只有到了近代，人类进入互相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从而产生了世界关系。国家存在于世界整体之中。但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人与历史的关系仍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延续。

正是基于不同的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国家形态，徐勇提出了“关系决定国家”的命题，“正是在关系决定国家以及国家创造和处理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关系与国家的互动”。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进行，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为了代替旧的办法，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三次大突破。

“关系叠加”使得社会关系不是一种新关系替代一种旧关系，而是新的关系与旧的关系相互叠加，此消彼长。由社会联结构成的关系、因为社会联结的扩展造成的关系扩展、在关系扩展中出现的关系叠加，这是我们提出的一种关系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国家的演化，多卷本的《关系中的国家》就是对该理论的集中论述。多卷本的《关系中的国家》旨在运用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国家演化。这一理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客观的现实关系决定国家政权的思想，但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形成了由关系、关系扩展和关系叠加等核心元素构成的一个关系理论体系。

（三）话语建构

任何一个学科，都必然要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加以表达。只有通过话语表达，才能让人们学习、接受、理解表达者的意思，并产生具有引导性、规范性的影响。田野政治学通过概念建构和理论建构的过程也逐渐形成了话语建构的自觉。尤其是在概念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注重用中国的事实建构中国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政治话语进行对话。面对中国实际和经验，从中国实际和经验中建构概念，使得田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具有愈来愈多的“中国性”，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我们在政治学话语建构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

1.以“家户制”对话“村社制”

不同的基本单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并形成特定的基础性社会制度。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差异和时空的变换，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基础性组织制度，典型的包括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游牧民族的“部落制”以及中国的“家户制”等。根据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徐勇提出了“家户制”，即以家户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制度。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是相对于“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等概念而言的。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家户制”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本体制度和本源传统。

中国特有的“家户制”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国家治理。邓大才指出，家户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社会具有家户底色，家户的底色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治理。国家与家户在社会功能上有分工，也有合作。也就是说，与“村社制”“庄园制”“部落制”等不同，中国在小农社会的底色之下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本源性的“家户制”，是社会与政治单元的统一体。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编户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的“编户”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由此将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组织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逐步形成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正因如此，家户不但没有因为其传统性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变革中，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并演化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内生优势。

2.以“韧性国家”对话“威权韧性”

“威权韧性”是西方政治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定义，是威权主义的延伸。比如杨光斌指出：“西方人特别爱贴标签，认为毛泽东是威权主义，邓小平是威权主义，现在还是威权主义。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无论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威权主义。现在，加了个韧性或者叫弹性威权主义，意思就是中国这个政权的生命力还很强。也可以说，这是对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退让，但是再用这个理论看中国，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合法性危机，反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威权主义”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本位的定义，这一定义对中国政治具有标签化的效应。

由“韧性小农”扩展而来的韧性国家，试图从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政治特性，且这一特性是以中国内在演化为本位的。陈军亚认为，作为基本政治社会单位的家户小农，国家韧性也是从小农韧性中生长出来的。家户小农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上，克服各种困难生存和发展，形成一种韧性，并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为一种社会成员共同的心理意识或精神，从而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对国家的长期延续产生可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韧性国家：依靠自我生存发展能力，不断适应环境，克服压力，并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国家。

3.以“东方自由主义”对话“东方专制主义”

自由与专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政治学产生并发展于西方国家。长时间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话语定论。德国学者魏特夫以“东方专制主义”概括东方国家的政治，并将东方专制论的来源归于马克思的论述，因而更具欺骗性。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

田野调查所展现的中国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东方专制论”的理论与历史限度，对于中国，不可以“东方专制主义”一言蔽之，也不可再因为“东方”而自我对号入座。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基于关系叠加的视角，徐勇提出了传统中国的“帝制国家”特性，同时，传统中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帝制国家，而有其特殊性，因此，中国尽管是一个地域国家，但血缘关系仍然在国家形态中延续下来，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主导但同时受血缘关系所支配的“家族帝制国家”。郝亚光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案例强调传统中国的治水社会所具有的内生性、自治性和主动性。传统中国并非国家主导的治水社会，而是以社会为主体的治水社会。社会自我治水的过程，既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性，又形塑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形式与结构。

４.以“祖赋人权”对话“天赋人权”

在不同时空里会产生不同的经验性概念，如基于西方宗教经验的“天赋人权”的建构权利；基于中国宗族经验的“祖赋人权”的历史权利。两者产生于不同地域，是对特定的历史事实经验的概括。“天赋人权”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精神。“‘天赋人权’这类规范性概念，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此类概念的有限性。”这一概念很难解释宗族村庄里社会成员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血缘差等现象及其背后的依据，由此产生出“祖赋人权”的概念。这一概念相对于但又不同于“天赋人权”。田野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代，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农村，为一部分宗族共同体的边缘人群，如青年和女性所接受，但受到宗族共同体主体人群，如老人和男性的抵制。这在于宗族是具有差等性的共同体。“天赋人权”蕴含的个体平等权利意识会瓦解宗族共同体，用“祖赋人权”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血缘宗族社会的特性。

事实上，比“天赋人权”这一建构理性更为古老的是自然形成的血缘理性。“原先，最好的权威是祖传的，或者说一切权威的来源都是祖传的。”中国是一个农业民族，其思维具有经验性。中国人以直观性视角，认定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动来源于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是祖先赋予了自己生命及其存在的正当性。从血缘关系看，作为血缘起始者的祖先就具有本源性、本体性和终极性。“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血缘决定了成员资格、身份、责任、权利和活动。”祖先是血缘关系的人格化。而由祖先赋予其生命的具体的“人”，是处于血缘继替关系中的后人。祖先赋予后人以存在资格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所产生的祖先“权威”也是不言而喻、自然天成的，无须也不可能由后人与祖先签订契约，经由“同意”而获得权威。因此，“祖赋人权”是基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初的血缘理性而生成的，也是血缘理性的最高本体原则。

5.以“长周期政治”对话“线性史观”

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它包括以下三个要素：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周期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长周期”是一种历史观，是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过往的历史观，如“长时段”“超稳定”“大历史”“循环论”等，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现代观历史；二是对历史进程的扩展性和叠加性缺乏解释力。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既有不断丰富的扩展性，又有新旧共存的叠加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户制”率先从宗族村社制中脱颖而出，具有坚韧性和脆弱性的双重属性，并呈周期性变化。运用“长周期”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长时段中的周期性变化。徐勇认为，中国发展在“持久性变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视的“周期式变动”的副线。其深刻的根源同样隐藏在农耕国家的内在基因中，包括制度黏性、官僚惰性和权力任性等。历史延续性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创新性革命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尽管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过程。

“长周期”是为了探索中国“家户制”及其衍生的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和周期性变化而建构的一种历史认识论。在建构这一认识论之前，存在着诸如长时段、超稳定、大历史等历史观。以上历史观有共同特性：这便是以现代观历史，容易出现对历史传统的简单否定。“长周期”的历史观力图将历史存在的现象置于历史过程中认识，发现其存在的依据。这一历史观有助于将“家户制”“祖赋人权”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从而使其获得坚实的历史认识论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对田野政治学进行一个基本界定：田野是一种场域。它包括农村而不限于农村，是实地、实际、实践、实验的指代。相对于书本文献而言，田野是一种方法，主张以现场主义、客观主义、科学主义的方法从实地、实际、实践、实验获取材料、灵感。田野非常强调现场感。就如地质学必须到野外考察一样。田野政治学属于实证政治学的范畴，都强调理论来自经验事实，而不是让事实经验与先在的理论接轨。但田野政治学比实证政治学的范围又小一些，特别强调个人的实地调查经验。田野政治学的特性：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调查为基础的原创理论。总的来说，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方法，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研究。从田野政治学的建构过程来看，田野政治学一方面表现为“走向田野”的政治学，即政治学学者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自觉和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政治学也是一种“超越田野”的政治学，即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建构中国理论。由于以建构中国理论为目标，田野政治学不仅要“走向田野”，更要“超越田野”，而这又反过来对田野调查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田野政治学的价值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学者，并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和学术共同体，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在田野中生成和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广泛吸收各种学术资源，但以我为主；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汲取各种学术资源，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主体性、学理性和原创性是田野政治学的生命活力所在，也是其特色所在，从而赋予田野政治学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强化了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学者在确立学科自主性和本土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效。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学必须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引入外来概念并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加工，从而实现创造性转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念。中国本身有丰富的治理实践，但没能成为一个学术概念。20世纪90年代，“治理”作为联合国文件中使用的概念，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赋予其中国意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乡村治理”“社会治理”，一直扩展到“国家治理”。其二，在实际生活中，学者们发现许多事实现象无法用现成概念进行表述时，就会寻找新的概念加以概括和解释。叶娟丽等人认为，概念创新对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在主要以舶来的理论与概念作为支撑的政治学研究领域，进行本土化概念创新，尤其艰难，也更加难能可贵，田野政治学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田野政治学是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中生长的，是一门内生于己、内生于自我对问题研究的学问。只有始终扎根中国大地，面对社会大众，才有不竭的源泉。张厚安先生在进入农村研究之初便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这一方向仍然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基础。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些成果，根本原因就是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大地上汲取理论的源泉。为了更好地推动田野政治学的发展，就是要坚持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汲取各方面的资源为我所用。

一是学术研究必须持开放态度，充分吸取有益学术资源。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主要研究基层问题，所需要的学术资源似乎不多，甚至没有受到专业训练的地方干部也可以发表论著，且有真知灼见。但要将田野问题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使之具有学科性并建构起学术理论大厦，就必须充分汲取有益学术资源。我们学习接受“治理”理论才得以开发出“乡村治理”的理论；学习接受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才得以开发出“国家化”的概念；没有对“东方专制主义”的了解，我们就难以开发“东方自由主义”概念；没有对“村社制”的了解，就难以建构“家户制”理论；“关系中的国家”更是学习和借鉴了众多过往的研究成果。

二是在汲取各种学术资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无疑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大地上从事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无疑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从事田野政治学研究，进入和深入田野，一是要了解国家宏观政治和政策，具有政治高度；二是要以中国的田野大地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下进行原创性研究。我们将“治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转换为“乡村治理”，运用到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我们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村社制”思想的启发，将“家户制”作为一种社会基础性制度加以定义。我们将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关系”现象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结合，建构“关系中的国家”的理论。

三是汲取各种学术资源的目的是为我所用。我们是政治学学者，是研究主体。从事政治学研究，首先必须学习，而且要永远学习，汲取各种学术资源。但学习的目的是使用，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田野问题，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一切要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为主。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我们吸收“治理”理论，是因为“治理”的概念包容量更大，可以将其转换为“乡村治理”的概念，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乡村政治。我们汲取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是因为通过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下乡”活动。而在汲取各种学术资源的过程中，所汲取的资源已发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如我们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转换为“国家化”，特别强调国家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互动过程。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化的对象是广大农民，而农民是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消极的存在。国家化必然遭遇与作为积极行动者的农民的互动。

四是在汲取学术资源时要有所选择，以我为主。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不久，要大量学习和汲取外来的学术资源，即使中国政治学有了长足发展也要继续学习和汲取各种学术资源。但是这种学习和汲取，一定是有选择性的，要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为主，需要什么学习什么，学术发展是一条历史长河，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果，最新的不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

总体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在学科本土化方面还缺乏充分自觉，特别是在构建自主性概念方面还有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创造了丰富经验，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解释，存在“概念赤字”现象。“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之间严重不对称。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种叙事表达，而不是由独创性概念构成的学理表达，造成“有理说不出”的困境。田野政治学的兴起及其在理论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强化了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田野政治学学者形成了从中国事实出发建构中国理论的自觉。从根本上来说，“建构中国理论要致力于学术话语表达；要强化理论思维，实现由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转化，创造具有标志性的概念；要‘正本清源’，在融通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推进自主性知识生产，形成累积性的知识生产线”。正是由于田野政治学在强化政治学研究主体性方面的贡献，房宁认为田野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学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田野政治学得以提出具有标识意义的原创性概念，重要原因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出发，能够基于田野调查经验进行理论创造。这种理论创造是从政治学的学科知识入手，经过田野调查有所发现，再进行理论加工并提升到政治学的学科层面。它是基于田野而不是基于书本的政治学，并由于田野发现和创造，而具有田野政治学的属性。当然，基于书本同样也会有创造，甚至有重大创造，只是创造的路径有所不同。在政治学已有的理论知识大量堆积的条件下，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研究，是一种能够产生原创性研究的重要路径。田野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建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自觉，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做出了新贡献。

一是将具体的人带入国家研究。人是社会科学的出发点。社会科学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学说史上的重要概念命题都与人有关。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卢梭的“人生而平等”，亨廷顿的“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等。但是，以上所说的人都是整体的抽象的人。在相当长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涉及人时，主要是“以人民的名义”。人民是整体概念，对具体的人的行动关注较少。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现场，接触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这些人的行为是在历史与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正是这些处于一定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人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也铸造出一个国家的品性。如从“农民理性的扩张”了解到中国奇迹的发生，从“韧性小农”延伸到“韧性国家”。

二是将家户带入国家研究。由于社会分化产生不同阶级，由于阶级冲突产生国家。阶级是国家研究的基本单位。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特别漫长和发达的社会。家户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家进程。“家”是社会学概念。田野政治学将“家”与“户”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户”是国家建构的。“家户”由此进入国家研究的视野，并成为研究中国国家演化和治理的重要基点。

三是将关系带入国家研究。阶级是利益分化的结果。阶级关系是利益关系的产物。利益关系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点。田野政治学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联结起来的。利益关系尽管是核心关系，但并不是唯一关系。从组织的角度看，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并构成一个国家。国家的生成和演化为多种社会关系所支配，这种关系既有扩展性又有叠加性。这一关系特性对于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具有特殊的解释力。尽管从制度看，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国家进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会存在着与古老的血缘地缘关系相联系的政治现象。

四是将历史带入国家研究。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而在现代化发生前的中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与历史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历史赋予特有的“中国性”。但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的态度主要是否定的，其未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强烈传统性的农民，并在研究中发现“家户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重新评估传统，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并力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国家演化。之后进一步开发出“长周期政治”的研究视角，用于解释中国的国家治乱兴衰的规律和机制。

五是将实证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学是一门价值规范性很强的学科，“现代性”根深蒂固。田野政治学走向田野，从实际和事实出发理解农民，理解农民行为，并从价值中立的角度进行研究，建构概念，从而将实证方法带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田野政治学建构的概念引起一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方法引发的。面对争议，田野政治学对其研究方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事实先于价值，从事实出发；理解先于评价，以解释为重；他我先于自我，历史是过程。

（三）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从外国引进的。西方由于率先现代化，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我国不向外学习，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难以建立起来。政治学于1980年开始恢复重建的过程，便是不断向外学习和接受的过程。这种学习和接受之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客体，还缺乏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也难以产生体现主体性的原创性成果。但是，任何一种学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概括所有事实，更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特别是政治学具有内在的价值性，外国学说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偏见。随着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从所要研究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通过对问题的发现、理解和分析，产生出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从而推动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当然，随着知识的积累，原创性和独创性越来越困难，重复性和模仿性相对容易。但是，独创性有大有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进步，都比重复性研究更有价值。

进行原创性研究的重要路径便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眼，为人们认识现实贡献新的知识。周光辉教授指出：“所谓原创性研究是指针对原发性问题，利用原始性材料，采用可检验的方法并得出创新性结论的研究活动”，“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引进学习、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加强原创性研究，从而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上迈上一个更高的水平”。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但政治学原创性研究还很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说：“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相互叠加，有大量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政治学的自主、自为的探索，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没有独创性，也就没有中国特色政治学。从实际出发，有助于找到原创性理论的源泉。

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进行原创性研究的一种学术路径。这一路径的天然要求是面对实际生活，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由此建立起研究者的主体性。随着自主和自为研究的推进，政治学研究进一步有了建构新概念、提出新观点的直觉和自觉，并取得具有一定独创性的成果。田野政治学提出的概念、命题、理论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在一些方面颠覆了曾经长期为人所接受的理论学说。田野政治学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尽管不一定成熟，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但反映了学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才能促进学术创新，从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大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这就需要走出书本，寻找理论的源泉。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好处就是引导我们将视野投向大地，投向活生生的实践。没有第一手资料，就难有原创性成果。人们常说“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学者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后来，我们下决心翻译日本满铁农村调查资料，并开展“深度中国调查”，就是为了改变理论研究的被动局面。田野政治学通过转换视角、重塑主体、开拓方法，有助于立足中国大地，从田野上汲取理论智慧，从中国本体和底色出发，与既有理论对话，进行原创性研究。

田野大地为田野政治学的独创性、原创性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但是田野不能自动产生政治学。政治学人走向田野，不是为了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民，而是为了推动政治学研究。这是田野政治学的初心。张厚安先生提出“理论务农”，并于20 10年强调：“当我们重视深入实际，重视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忽视理论’的倾向。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不要满足于发表几篇实证调查报告、论文或出版一些著作，还要重视读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重视把深入实际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系统观点，要创立学派。”

田野政治学从田野中汲取源泉，提出了一些理论，但还不够，还要通过广泛吸收各种学术资源，推进学理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的原创性，是基于事实经验内生出来的，而不是将现有理论与事实经验进行简单的嫁接。理论一定原生于田野，否则就不是田野政治学了。在理论研究中，势必学习国外学术成果，但这种学习一定是以我为主，学什么不学什么，应该有主体性。没有独创性、原创性，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如果以外国学术为准绳，就不是田野政治学而是其他政治学了。

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我们不能仅仅将自己视为“挖矿的”，让外国人利用资料加工再转内销。这就需要有“炼金术”，那是对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的理论及工具。美国学者斯科特在深入的人类学调查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撰写了诸如《弱者的武器》等多部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我们在调查方面正在超越前人。如非常有影响的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仅仅是对华北六个村的调查，而我们的深度调查涉及全国数百个村庄。但我们的开发和基于事实材料的原创性研究还刚起步，与国际学界还有距离。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确立方向，坚持不懈，必有收获。

四、结语

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才能回应时代的呼声，产生原创性理论，其检验标准内在于对问题的创新性解决。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内在的逻辑说明中国问题。因此，田野政治学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一种基于田野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入田野时，政治学学者的大脑不是“白板”（洛克），已有相关的政治学理论。只是田野政治学不是以已有的政治学理论去剪裁田野，恰恰相反，是通过田野调查回应和拓展已有的政治学理论。下得了实地田野，还需上得了理论“殿堂”。田野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田野中获得新的问题、新的知识、新的经验、新的灵感，由此激活原有的政治学知识，进行再加工再认识，丰富既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有理论的提升和总结，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直存在有理说不清、说了不为人信的被动状态。要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层次和水平，一条重要的路径是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推动原创性和学理性研究，通过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当然，田野政治学还很年轻。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一门有特色的学问，还要着力构建。伟大变革时代呼唤中国学术理论建构，在“理论殿堂”与“田野调查”之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还有待全体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徐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漆程成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