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发展尚不充分与成熟，其显著标志是尚未形成专业性的方法论体系，没有出现精彩纷呈的学术流派。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界为数不多正在发育中的学术流派，显示出大有希望的发展前景。田野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与当下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相契合，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田野调查； 社会科学； 政治学研究方法； 田野政治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曾一度被取消。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四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政治学得到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与成就。但总体而言，特别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成熟学科相比，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尚不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学科发展与成熟的实质含义在于它的专业化，即是否形成和拥有了专业化的、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为本学科专属的概念与方法论体系。专业化的显著外部特征是学科内部形成了多种独具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即学术流派。
学派是对学术共同体的一种称谓。学派的形成有不同方式，可由师承关系所形成的师承性学派，如通常所说的“某门”弟子等；也可由研究者所持相同或相似学术主张，采用相同、相近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学术共同体，如社会学领域的“文化人类学”等；也可以因研究对象与主张集中而聚集生成，如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货币学派等。田野政治学是一个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相同研究方法而形成“方法论学派”，它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必经田野调查获取理论研究材料和学术灵感的学术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田野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其方法的专业性不断提升，重要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学派的外部特征日益显著、日臻成熟。田野政治学成了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这一学派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张，符合时代要求，与当下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相契合，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时代之“法”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不断探索前进、快速发展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论，处于探索转型和快速发展时代中的学术研究方法要以归纳法为主，而不是以演绎法为主。如布迪厄所倡导的实践学，它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通过对大量实践现象的归纳，探求“实践的逻辑”，从而提炼出经验性知识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与概念体系的建构。在大变革时代，如果从既有理论的前提出发，用既有理论去框定和解释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现实，是不大可能有所作为的，更无法留下能够传至后世的具有时代标识性的理论与学术成果。
大变革时代与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在我国历史上也可以得到观察。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变革、变法的年代。在秦国的变法中，出现了“以吏为师”的主张与政策。“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主张百姓与普通官吏都要向法律、法官、法吏学习。《商君书》中称：以吏为师，“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秦朝之后，中国政治体系“百代皆行秦政制”。虽然在汉初因为实行“分封”制导致了国家不稳定，在经历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国家又重归郡县制，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逐渐稳定并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治理思想在经历了汉初近百年的政治动荡、反复试错后终于定型。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此后千年中国实际上是“以儒为师”。从“以吏为师”到“以儒为师”的转变，显示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不同思想与学问以及方法。在变法时代，各级官吏是实践者，法律是实践的结晶，法官、法吏是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者，因此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同样在我们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政治学者要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学习和请教。“以吏为师”，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并不是说要向掌权者学习，谁官大谁手里的真理多，而是强调要以实践者为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以吏为师”就是要向一切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特别要向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田野调查就是走进社会实践，走到实践者之中，在现场进行观察、思考和研究，归纳实践中的做法，总结经验，提炼概括理论。田野政治学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中，为特定时代所需要的研究方法。
为什么要倡导政治学的田野调查，除了上述认识论意义上的理由，还有社会科学与政治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由。
(一)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检验问题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调查研究就是要了解实际的情况，获取第一手的材料，通过发现事实、重现现场、复现过程，了解事实的全貌与真相，为科学研究提供可分析的基本素材。这是调查研究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价值。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发现事实、获取事实”。社会科学要做调查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在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多可以直接运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而无须研究者再次进行验证。比如勾股定理、圆周率等是人们做研究时的通用理论，这些公理无须反复验证。但是社会科学中很多理论和方法，是不能够直接运用的，或者说直接运用的风险很大。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科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问题。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自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和时效性等特点。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定义域问题，也就是真理的相对性问题。我们现在从书本中学习和了解的理论，或许历经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仍然能够出现在教科书或其他著作中，被大家看到和学习。这说明这些理论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其中包含着某些真理成分。但是这种价值一定与它产生的条件、背景和时代相联系。它是针对特定时代的特定问题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只具有某种特定价值。社会科学理论受到时代与研究对象的限制，其普适性比自然科学小得多。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因其时代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的特征而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
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学者而言，在方法论意义上，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自己由学习间接经验与理论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的世界变成一个经验的世界。对既有理论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会在学习者思想里构建一个观念的世界。只有用一个自己亲身获得的实际经验去和已有知识进行契合、验证，了解它是相对于什么问题而产生，在什么范围内有效，认识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才能真正掌握、运用乃至支配社会科学、政治学已有理论知识。调查研究则为社会理论与方法的检验与验证，提供了基本方法。
第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观性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它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这意味着任何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会蕴含主观性。它会受到理论和方法的提出者的价值观和目的性的影响。这种主观意图是非科学的因素。
比如，西方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学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源于对一些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观察，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如排他性产权安排、租值耗散等概念是有价值的。这些理论观点源于对北欧渔场、阿根廷牧场等公共资源浪费情况的观察结果，后又被大量社会实践所证明，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但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有强烈的主观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践而来的，在“冷战”年代它甚至成了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理论武器。因此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人们必须熟悉和了解那些理论提出的背景和运用范围，在学习和掌握其合理成分的同时，更要注意分辨它的主观性。经过这样的辨识，才能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做到取其所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做到为我所用，避免为其意识形态局限性所限制，甚至被其圈定。
(二)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学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大量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社会科学和政治学需要方法的创新。
身处大变革、大发展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现象，研究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要不断对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如同自然科学需要做大量的实验，除了要直接解决某些科学问题，制造出新产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新研究方法。科学发展，总是伴随着方法的发展和提升。创新方法也同样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基于实践的方法创新是科学与学术发展的动力源泉。
以当代科学技术领域微电子学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为例。当前，芯片对我们国家的科技与生产领域来说是一个“卡脖子”的短板。而国外微电子领域及芯片制造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芯片制造中关键工具——光刻机及相关技术。已经发展到纳米级别的光刻技术的创新带来了微电子技术突破，现在微电子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品制作方法上的提高与突破。这是一个通过方法创新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范例。
社会科学发展的原理也是如此。面对新问题、新现象，社会科学、政治学要发挥作用，解决重大实践问题，也要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要运用新的方法提升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的研究水平。
社会科学、政治学学术研究中，调查研究是第一课。调查研究是推进社会科学、政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
二、田野调查对于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田野调查的概念来自人类学。人类学给田野调查的解释，是到达现场的一种直接观察，即研究者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实地观察和调研的方法。日本学界称之为“现场主义”，因此，田野调查方法也可以叫作现场观察法。
那么，调查研究中为什么又要特别强调做现场观察与调查？
(一)避免“镜像思维”先验性干扰：田野调查的一般意义
现场调查，就是要排除先验性的干扰，即俗话说的“凉鼻子闻味儿”，排除主观性，追求主客观起点统一效应，避免方向性错误，简单说就是避免“镜像思维”。
镜像思维(mirror-imaging)是以小理查德·J.霍耶尔(Richards J.Heuer Jr.) 为代表的美国情报学家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方法问题。霍耶尔提出：镜像思维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难于避免的一种认知陷阱(cognitive trap)，妨碍人们正确认识的形成。按霍耶尔的说法，就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镜像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型”(mental model)或“思维模式”(mindset)。人们在观察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是单纯地客观记录和发现事实，而是一种主观建构。所谓“建构”就是依据自己以往经验或意识形成的经验推断认知对象。这样一个貌似新鲜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一直被既有的、潜在的、内置的认识模式所支配。霍耶尔认为，这种表面上是对外观察客观事物，而实际上看到的是已被植于自己头脑中一面镜子的投影。霍耶尔把这种思维现象称为“镜像思维”。霍耶尔甚至认为，镜像思维是人们认知的普遍现象，是一条基本原理，即：人们倾向于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或者按美国另一位情报专家海军上将大卫·杰里米亚(David Jeremiah)所归纳的，镜像思维是认识者会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像我们这么想”的思维模式。
镜像思维是一种有害的认识方式，它会从一开始就误导观察者、研究者。美国情报学家发现，重大情报失误通常是由分析失误，而不是由于收集情报失误造成的。摒弃镜像思维，尽量排除镜像思维对认知的干扰，首先需要观察者、研究者充分认识自己，注意反思和发现自己头脑中预先设置的经验和偏好，即在观察研究工作开始的时候“排空自己”。其次，要敢于和善于反思和自我批判，不断质疑或否定自己既有的主张和认识，保证观察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和思想开放。镜像思维的认知陷阱及规避方式的发现是美国情报界对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尤其在当代政治学方法的进步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常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要看假设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如果问题就是从自己的大脑中主观产生的，那么再大胆也跳不出自己的头脑；再小心的求证，也只能是由起点规定了终点。这就是美国情报学中所谓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也是我国古代改革家商鞅所言“学者溺于所闻”。社会科学乃至政治学中错误的认知许多就是来源于镜像思维。
如毛泽东在《实践论》所言，许多人写文章、做决定，并不到现场做调查研究。现在也有不少人研究农村，却不到农村调研，或蜻蜓点水式地、走马观花地下去走一圈，凭借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就写起了论文。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借助于别人的观察和研究成果，而别人的观察与成果之于本研究者是他者，他者的研究与结论是会经过他者主观裁剪的。政治学者做调查研究要破除镜像思维，就一定要去现场，亲自做田野调查。
(二)辨识“前台”与“后台”：现场观察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政治学为什么一定要做现场调查，还源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研究是一个特殊领域，政治体系号称“黑箱”，其运作有公开和隐蔽两个领域，即政治体系的运作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公开部分，“后台”是政治体系运作的隐蔽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政治体系只是“前台”具有可观察性，而后台是无法观察的。了解政治体系的全面情况，就是要了解政治体系前后台的全面情况。这就需要有研究政治问题的“窗口”，需要特殊的观察条件，即政治体系后台运作的隐蔽部分一定程度的显化，这时的政治体系具有全面的可观察性。比如，当一个政治体系的权力交接时刻，其内部矛盾会全面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外部可见的公开斗争与博弈，从而使政治体系内部矛盾与问题得到公开展现，使外界可以观察到政治体系内部即“后台”的情况。政治权力交接时刻就是一个观察政治体系的重要“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常年研究美国大选，这似乎是属于美国研究所专业范围的课题。政治学者研究美国大选是从政治学角度，是利用具有高度可研性的美国大选这一重要“窗口”期，研究美国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政治形态。在大选期间，美国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形成了一次次“政治大汇演”，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各种诉求此时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使平常难以观察的“黑箱”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大选，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到美国政治体系中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势力的结构、关系和真实的主张。美国大选是难得的政治学现场观察的标本，具有重要性、规范性、可研性和成本低廉的特点。
“前台”和“后台”的区别，也会表现为“事实”和“文本”的差别。政治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事实”和“文本”相差最大的一个学科。因此，政治学者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能够看懂“笔下意”，听懂“话外音”，具备实现政治语言、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相互转换的能力。文史档案、政策文件等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只有身处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之中，具有大量实际调研经验，才能帮助政治学者了解文史档案表意背后的隐意。政治语言和其他学科的语言不同，具有弹性、惯性、暗示性的特点。必须具有观照政治现实的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那些文史档案、政策文件的实际含义。中央的文件精神需要在基层中去观察和体悟。只有在现场，才能看到“文本”背后更多的“事实”。
(三)线索和路径在现场：田野观察之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要义
线索在现场，路径在现场，这是田野调查的核心要素。认识问题的路径是从表象到真相，从感性到理性。因此，研究者必须抓住表象，才可能发现表象背后的真相、现象背后的本质。如何抓住现象和线索，即所谓“顺藤摸瓜”？我们将现场观察的价值概括为两句话：“魔鬼在细节”、“现场有神灵”。
魔鬼在细节：现场观察中人们常说的所谓“魔鬼在细节”的意思，借用一句中国成语，就是“见微知著”。见微知著的理论依据是：现象大于本质。观察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相，而事物的真相掩藏在表象的下面，发现真相必须经过表象，即通过表象分析认识产生表象的原因，找到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因果关系。任何事物都是前一个相关事物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下一个事物的原因。所以，对一个事物的观察和认识要从某一细节开始，然后根据经验再找出细节或现象背后可能代表或反映的问题与情况。这就如同中医诊断方法：“望闻问切”。
具体讲，“细节”的字面含义是：细致的情节。如果不去现场，那么调研实际上就是间接的，即通过其他人的记述、通过二手材料了解情况，这样的调研就会受制于人。而现场观察是观察者、研究者的直接观察。在调研现场会有大量的细节以及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一般来说，对细节了解得越多，发现有价值线索的概率就越大。
现场有神灵：即提供正确的思考方向。在方法论层面，政治学和刑侦学、情报学是相邻学科。刑侦学强调现场观察，因为现场的直觉能够帮助确定侦查的方向。政治学一定程度上也是经验性学科，政治学研究与刑侦学一样，需要根据观察者、研究者自身的经验积累，在现场确定进一步调查与研究的方向与思路。
近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在多个省市做基层选举的观察。有一次我们在东南沿海某省一市基层做村民委员会选举观察。在现场，我们发现当地选举竞争十分激烈，有很多在外地经商或者工作的人士也赶回村庄参与选举。在观察过程中，我们偶然听到一句话“村委会选举只是个前哨战”。我们敏感地抓住这句话做进一步追问，了解到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指村委会选举是市人大选举的“前哨站”。因为这一细节的发现，我们马上调整了调查方向，将调查重心进一步延伸到为期三个月的市级人大代表选举。那次通过市县级人大代表选举观察形成的一份反映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基层选举情况的调查报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那次带有偶然性的发现得益于现场获得的灵感指引。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现场有神灵”。
概括起来说，政治学的田野调查核心要义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进行复现或现场重建，复现事实即是研究对象的获取。事实发生现场的任何情节和元素都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到现场进行系统全面的观察与分析，以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完整地复现、复原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即不到现场进行观察分析，实际上是在利用他人观察记录做间接调查研究，必然要受到他人局限。
三、政治学研究如何做田野调查
在多年实践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逐步摸索形成比较系统的政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定点观察法”和“走读观察法”。
(一)定点观察法
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发现事实，发现事实主要的工作是复现、复原现场与过程，为科学研究建立可供观察和分析的事实，以了解事实的全貌与真相。
我们将田野调查一般内容概括为“4个W”，即“What happen？”“Why？”“What‘s the meaning？”“What’s going on？”。“What happen？”即发生了什么事实，现场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对发生的事进行描述。“Why？”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实，基于政治现象提出溯源性的问题。“What‘s the meaning？”即发生事实的意义是什么。对政治现象进行意义解读：寻找背后的线索，是否有意义，有何意义，朝哪个方向去挖掘它的意义，即从表象到真相。“What’s going on？”即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预测政治发展趋势，提出问题和对策。
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而现场观察法主要解决的第一个“W”的问题。“What happen？”就是“现场重现”或“复制现场”。政治学研究对象基本上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是，“人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政治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都是过去时的事实，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完整地重现曾经发生的事实，即刑侦学上讲的“现场重现”。具体来说，做好田野调查，需要掌握现场观察的三个法则：“找对人”、“找对地点”、“找对时间”。
第一，找对人。
“找对人”是政治学现场调研最主要的法则，是方法中的方法。
根据田野观察的“现场主义”原则，研究者需要对大量当事人进行采访和现场观察，以还原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全貌。在“还原”的过程中，一些“关键性”人物，可能对事实获取和认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世界上没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关键性”人物，在我们的田野观察中被称为“对的人”，即那些对事物有认知，同时又能够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而且还愿意接受访谈并告知事实真相的知情者。“对的人”的标准是：了解情况、价值中立、愿意告知。
“了解情况”的人，既可能是事件全程的参与者、当事人，也可能是事件的密切旁观者。他们能尽量清晰准确地复述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谈出对于事件关键节点的分析判断。
“价值中立”的人，即能够对所调查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能够叙述事物发展过程，而又不身陷其中，与事件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并非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能够保持价值中立。而持特定立场的受访人，无法客观准确地还原事实本身。人的主观与价值立场如同过滤器，会将事情发展过程中符合自我价值的“事实”呈现给访谈者，而过滤掉不利的部分。
当事人或知情者如何“愿意告知”？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关系。访谈对象信任观察者是现场观察和成功访谈的关键。取得被观察者、被访问者的信任是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要能力。“信任”可能需要在长期交往中建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学研究者需要做长期的调查积累工作，比如建立能够长期合作的调研基地，通过多种渠道积累人脉。在临时性或突发事件的调研中，观察者需要短时间内与被访谈者建立信任关系，这就需要观察者有足够的经验、阅历、情商和亲和力。这也是政治学者的一种基本能力。
相互理解是确保观察效果的又一个重要条件。它包含两重含义，既包括被观察和被访谈者对观察者意图的理解，也包括观察者对被观察和被访谈者思想、态度、情绪和行为的把握和理解。人的话语表达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意”，即他要通过语言传递给你的信息；第二是“隐意”，即要谈话人希望掩盖、隐藏或诱导听者的意思，即通常所说的“弦外之音”、“潜台词”。所谓“理解”，就是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默契，研究者具备理解他人语言“表意”与“隐意”的能力。
在长期现场观察、调研中，我们发现一次调查可能访谈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但通常有60%甚至80%以上的重要信息仅仅来自其中的一两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改进了现场观察方法。进行现场观察和调查研究时，我们首先观察和发现需要重点进行调查和访谈的对象，即在调研前期首先确定那些“对的人”，这是调研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保障。
第二，找对地点。
对某一类事物的观察与调查研究需要找到最合适、最恰当的观察、调研地点。这样的地点是相关事物与问题最典型、表露最充分的地方。就像地质勘探，如果有矿床露头则容易取得勘探成果。
田野政治学的重要观察研究地域是中国农村。但是中国农村幅员辽阔且差异极大，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就要寻找“合适的农村”。现场观察，因观察地点而获得重大收获的典型事例，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观察与研究。
费孝通先生一生有两大重要学术贡献，其一是他提出的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的概念，其二是他对中国农村“人地矛盾”的观察和发现以及社会意义的解读。费孝通先生发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停滞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严重的人地矛盾，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及内卷化。这一发现缘于他偶然因伤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休养。当年甚至现在，江苏吴江及开弦弓村恰好位于中国农村人地矛盾最为突出地区的中心，极其尖锐的人地矛盾曾导致了中国最适于农业耕作、最富饶的江南水乡经济的停滞和衰落。因其尖锐性、典型性，人地矛盾在当年的开弦弓村得到了表象化的表达，这使费孝通直观地发现了这一导致中国农村停滞的内在的机制性矛盾。
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从调查中发现问题，明确研究主题，是确立调查研究工作得以成立的前提。问题可能具有特殊性，但研究的本质则是要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及规律性，即发现事物发展的逻辑、机制及因果关系。对于既定的调查主题，“找对地点”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在更多情况下，则有赖于观察者对调查地点的反复甄别和筛选。调查地点是否具有典型性，这一典型性在研究对象中是否具有代表性，是首先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只有既有典型性又具代表性的调查地点，才能保证在把握特殊性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逻辑，才能获得研究的学理意义。
第三，找对时间。
美国政治中有个谚语，“政治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扣动扳机”。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规律的科学。政治学的观察与研究，在不对的时间往往无法得到有价值的观察结果。
什么叫“对的时间”？即正在发生的进程，或者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就可预见事件而言，可以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观察，保持对事物发展起因、过程和结果、后果的连续性观察，以获得对完整的因果链条和机制的认识。对于突发事件而言，一般只能进行事后的观察，即与事件适当地拉开时间距离，以观察事情演变的长期结果，通过长期结果的认识和分析，反观其动机和过程。历史像一把折扇，其面貌是逐渐展开的，有时候时间距离越远，真相反而越清晰。
(二)走读观察法
走读观察是田野调查的又一重要方法。所谓走读观察，即围绕同一主题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进行连续性的观察与考察。这一观察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学术研究具有特别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十分巨大的国家。中国区域间差距既有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也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既有历史延续下来的差异，也有发展中所形成的新差别。这些巨大差异意味着，如果不对中国做连续的、全域性的观察，则很难对“整体中国”有一个准确认识。地区间差异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有关整体中国的主题，在不同的地域一定会有不同表现。而连续观察区域间不同表现，则可能形成关于中国整体发展的历时态、全阶段的认知，展现我们观察的事物从产生到发展逐步演进的完整过程。
2017年，笔者通过“走读京杭大运河”，即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乡社会，对走读观察法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作为中国学术界的常识，我们都熟知中国的城乡之别——既有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也有停滞于农业社会的乡村。京杭大运河地处中国腹地，基本处于以种植业为主的18亿亩保护耕地带之内。1600多公里的连续徒步考察，不仅使观察者更加直观而深切地感知到中国城乡差别，而更大的发现在于观察到了工业化高度发展地区的乡村与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乡村间的巨大差别。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风险。这些在“走读”中获得的发现和思考，帮助我们还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动态进程——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其产生、发展、成熟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态，以及城乡关系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走读观察法是一种连续性观察，它重构了我们的历史感、时空观，加深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过程和内在机制的全面理解。相对于定点调查，它可以获得在空间上更为完整，在时间上更加连续的深刻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科学判断是基于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做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如何认识和理解十九大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断，特别是如何理解十九大所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内容，这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把握、认知和理解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之道、破解之法，都需要建立在对实践有充分观察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而田野调查、现场观察就是这样的研究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方法。
（作者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