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整体已步入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在走向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宣告“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初期作为“显学”的农村研究，其走向如何？会否与农民的终结一样而消失？本文认为，随着人类整体进入现代化，农村研究不会再成为一门广受关注的“显学”。但是，彼时的“显”主要在于农村农民问题严重引起的“显”，与学术研究本身的“显”存在一定反差。当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不甚严重，亦为农村研究提供了从容不迫的学术空间，可以从现代化进程的维度，致力于提升农村研究的质量。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中国有着厚重的农业文明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20世纪初，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进入，农村农民问题成为重要研究对象，之后产出了丰硕成果。一个世纪后，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传统农村正在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并展现出“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与此相应，中国农村研究也要实现相应的转型，以现代化为坐标，着眼于“事后思索”，以期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一、对田野的调查与以田野为方法的调查
农村与田野是等同语。谈到农村便会想到田野。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村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现代社会科学是伴随现代工业社会而兴起的。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农村成为研究的对象，其基础便是调查。走向田野的调查成为农村研究的基本要素。农村调查与田野调查成为同义语。
现代社会科学对田野的调查，是由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从现代化的维度看，传统农业社会是与现代工业社会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存在”，是一种落后的产物。早在19世纪，恩格斯便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但是，传统农业社会既是变革的对象，也是变革的起点。现代工业社会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起点和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存在状况对现代化社会的产生与路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摩尔在20世纪最重要的比较史学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所发现的：“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无论人们基于什么目的，在历史变革中都不得不正视将要和正在发生变革的传统农业社会。
正视传统农业社会，必然要认识和了解传统农业社会，因此有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田野调查。从世界范围看，在步入现代化的初期，人们高度重视对田野的调查。其突出特点表现为：一是目的性强，调查目的是为了改变和改造传统农业社会；二是关注农村性质，着重于农村社会形态调查，以发现农村社会与现代社会所不同的异质性；三是规模较大，通过大规模调查以认识传统农业社会形态。
近代以来世界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英国率先兴起现代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英国以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载体，对印度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写下海量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尽管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调查报告，但对于了解和认识东方农村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马克思对作为印度传统社会根基的村社制的认识在相当程度来自于这些考察报告。19世纪下半叶，俄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初期，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调查，对被视为“俄国人精神”的村社制有了深入了解。20世纪，日本“脱亚入欧”，率先崛起，出于长期侵占中国的目的，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以了解“中国人民怎样在惯行的社会下生活的”。
在中国，很早就有了进入田野了解民情的认识。“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 《管子·八观》)自20世纪，中国艰难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也激发了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在一个世纪里，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
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农村的调查。这次调查的规模最大，成果最多。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查，民国政府主持的农村调查，“乡村建设派”对乡村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调查，在中国任教的外国学者主持的农村经济和土地调查，社会学者对农村社会的典型调查等。
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农村的政策性调查。在由家庭承包替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过程中，由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发起并主持推进的农村调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三次是21世纪10年代中期对传统中国农村形态的调查。前两次调查主要是现实状况调查。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如何认识传统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紧迫问题。2015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起了对中国农村传统形态的大规模调查。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在现代化早期，人们高度重视田野调查。这在于，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所不同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冲突，但又是现代工业社会绕不开的，更是过往的人们所不了解的。人们要认识它，就只能到田野现场去，在与传统农村社会直接接触中获得相应的认识。当英国人踏上印度大地，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东方社会，他们尽管通过殖民化将现代要素带入印度，却面临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当他们将一份份描述实际状况的考察报告传递回国内，就不自觉地扮演了田野调查的角色。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在19世纪后期处于保守传统与走向现代的十字路口上，大量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发现和认识曾经存在但缺乏理性认识的农村社会。在长期历史上，中国是日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学习中国文化。自19世纪末，中国成为其侵占对象，日本面对陌生的中国农村社会，从而有了相应的田野调查。中国尽管农业文明历史悠久，但历史上缺乏对农村社会的认识。现代化初期要解决紧迫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走向田野大地，认识和了解农村。一个世纪以来，田野调查总是与解决农村问题相伴随。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对田野的调查规模和特点发生了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村社会规模大大缩小。在发达国家，农村人口规模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当今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且还在继续减少之中。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农村社会已进入现代化进程，农村的传统性正在迅速消失，现代性日益生长。农村社会不再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异类”，而是融入现代化之中，与城市社会的同质性愈来愈强。随着这一社会变化，对田野的调查已经并必然要求发生变化。
从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愈是在现代化早期，田野调查愈为人们所广泛重视。那么，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是否可以就此认为田野调查不再重要，甚至可以放弃呢？恰恰相反，田野调查不仅必要，而且需要做得更好。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这一变化会产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它不是已有书本知识能够都加以认识的，而只能进入社会之中去认识。在康德看来，“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田野调查仍然是认识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现代化初期的田野调查，为增强人们的调查自觉，从经验出发而不限于书本提供了重要基础。田野便意味着不局限于书本，进入社会实际和经验状态的现场，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知识。田野调查可以说是与现代社会科学相伴随的，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那种以为现代社会科学仅仅依靠书本和数据便能做研究的想法是幼稚的。近年来，在美国流行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以传记的方式展示社会底层的状况，引起极大轰动。而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缺乏田野现场感，在认识社会的复杂性方面反而缺位。
当然，随着现代化建设，田野调查也要发生转换，从对田野的调查转向以田野为方法的调查。
其一，作为方法的田野。在相当长时间，农村等同于田野，对农村的调查等同于对田野的调查。一定程度上，田野调查成为农村调查的专用词汇。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不再局限于对农村的调查，而适用于所有书本以外的社会场域。只要是非书本的社会场域都可以视为要调查的“田野”。田野不仅仅是一种调查领域，更是一种调查方法。事实上，如今，作为方法的田野已广泛运用于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田野的本质特点是社会“现场”。以田野为方法要求人们进入社会现场去认识和理解社会。
其二，田野调查的学理性。在现代化早期，人们通过田野调查认识农村社会，主要是基于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改造和改变的需要，其政治性和政策性强。相比之下，基于学术目的的调查较少。而学理性调查所产出的调查成果，其学术影响力更大。20世纪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范围很广，主要是基于战略情报需要，注重的是一般社会状况。其中由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支持的惯行调查是由日本学者进行的调查。他们在调查前做了大量准备，明确了自己的调查目的，“不是获得立法乃至行政的参考资料”，而是了解“中国人民怎样在惯行的社会下生活”。惯行就是“活的法律”。在有学术目的的调查方针指导下，调查员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受到专门的调查训练，能够根据调查对象不断发问，使得调查持续、深入、精细，连毛泽东也感叹其调查“是如何的无微不至”。这一调查为后来的人们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此调查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重要著作。随着现代化建设，我国学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以田野为方法，进行基于学理的调查。
其三，田野调查的内在性。一个世纪以来，田野调查主要服务于解决农村问题，更多的是从农村外部认识农村，是一种外部性的视角。这种调查获得的一般性认识较多，深度性和精细化程度不够。美国学者斯科特到东南亚农村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田野调查，发现农村社会的内在特性，才写出《弱者的武器》这样的著作。我国是田野调查的富矿，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提出了“无权者的抵制”这样的重要命题，但由于缺乏具有内在性的深度调查，我国学界未能产出与《弱者的武器》相媲美的著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调查属于走马观花式的外部性调查。尽管许多调查是基于学术目的，但由于未能深入社会内部，更多的是社会现象的描述，缺乏深度挖掘和发现。现代化进程是一体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社会的同质性愈来愈强，事实上，现代化社会的结构更为复杂，人的行为和心理更具多样性。只有深入到社会内部，发现其复杂的内在性，才能获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其四，田野调查方法的多样性。田野调查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在现代化早期，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不久，田野调查方法不多，主要限于观察、访谈、问卷等。如果从对田野的调查，发现传统农村特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方法也基本够用。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动和复杂的社会。以田野为方法不能满足于过往对田野的调查所掌握的方法，而要不断丰富方法。作为方法的田野，要运用于更广泛的现代社会调查，其包含的方法会更多样化。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开发出了更多方法，为作为方法的田野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二、以农村为对象与以农村为载体的理论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顾名思义，是以农村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在现代化早期，这一定义是理所当然的。
当社会科学一兴起，以农村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便随之产生，并成为不同倾向、不同学科的人们关注的领域，以至成为一门“显学”。这在于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传统农业社会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必须面临的现实。在现代化早期，农村等同于传统社会，对农村的研究，相当于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是将要消失或者加以变革的。在现代化初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对农村的研究因此成为一门不同学科广泛关注的“显学”。
以农村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可以包括两类：一是将农村作为传统社会的主体进行研究，一是将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在19世纪的西方，第一类研究比较多，产出了许多理论成果。如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将传统农村社会分为不同的共同体。滕尼斯以“共同体”的概念概括以土地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以“社会”的概念概括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
中国是近代以来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面临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20世纪初，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农村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其突出特点便是致力于认识农村，解决农村问题。期间也有一些将农村作为传统社会主体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但总体上看，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问题式研究。费孝通“志在富民”，他研究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都是为了解决中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问题，将传统农村带入现代化的轨道。在中国，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的农村研究一直延续下来。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社会的独特性迅速消失，农村社会不再只是现代化的“对立物”，而进入到整体现代社会体系之中。农村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范围和人口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日益缩小。与此同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不足以严重威胁和影响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农村研究也将发生变化。这就是从以农村为对象向以农村为载体的研究转变。
以农村为对象的研究着重对农村本身的研究，以发现农村的特性和存在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学科共同研究同一领域。以农村为载体的研究，将农村作为对象但又超越农村，源于农村又高于农村，着眼于一般理论构建。它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农村特性和问题本身，而是从中发现更广泛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具有时空的穿越性，也有助于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理论开发。滕尼斯基于传统农业社会所提出的“共同体”，本身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但这一理论内含的紧密关系指向，能够在日益个体化的现代社会重新获得生命力。与多个学科对农村的研究不同，以农村为载体的研究是不同学科将农村作为承担者和表达者，研究本学科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农村研究的鲜明特点是经世致用的问题导向。这种研究对于解决紧迫的农村问题有相当价值，但学理性不够，其时空的穿透力不强。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当时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是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重要著作。我国学者拥有中国农村这一世界上少有的学术富矿，一个世纪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所产出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有限。这是历史的遗憾，也需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加以改善。致力于以农村为载体，强化理论导向，是中国农村研究的重要使命。
一是强化理论关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研究以农村为对象，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其政治政策导向较强，学术理论导向较弱。以农村为载体，首先要求有理论关怀，是基于获得理论成果而对农村的研究，或者是通过对农村的研究获得理论成果。这种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前有相应的学术理论训练和理论问题意识，是为了弄清某一理论问题或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理论贡献而以农村为载体进行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斯科特作为政治人类学者，从其理论倾向看，是社会本位的社群主义者，对于现代国家持有高度的警惕。他通过对田野的长时间观察，发现农民面对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时，通过自己悄声无息的行为改变国家，提出即便是弱者在国家面前也有特殊的应对办法。他所著的《弱者的武器》，是以农村为载体来说明国家与社会在力量不均衡条件下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关怀，他的农村研究就无法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者们有了相应的理论训练，需要将理论关怀带入农村研究，以农村为载体推动理论构建。
二是强化理论话语表达。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要通过理论话语加以表达。以农村为对象的研究，其理论话语表达局限于农村实体，其影响力也限于农村研究领域。以农村为载体的研究，理论话语表达来源于农村，但又超越于农村实体，从而获得一般性。《弱者的武器》一书来源于农村调查，是对农民行为的研究，但在话语表达方面并不是以“农民的武器”为题。与国家权力相比，农民是缺乏权力的弱者。但相对于国家权力看，不仅是农民，那些无权者都属于“弱者”。“弱者”的话语比“农民”更具有一般性。斯科特以农村为载体，发现农民作为缺乏权力的弱者的一般属性，其学术影响力便超越了农村研究领域。
三是提出更具有一般性的观点。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提出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这种独创性观点的影响力愈大，理论建树愈大。在对农村的研究中，也可以产生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如早在19世纪，人们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小农等同于保守性和消极性的存在。在20世纪，人们逐步认识到小农并不是保守和消极的代名词，相反会扮演积极的角色，甚至会改变国家的政策。但是，这种对农村的研究结论仅仅限于农村研究领域。而以农村为载体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观照，或者借助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能够通过对农村的研究得出独创性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对于农村社会领域具有解释力，而且会超越农村社会本身，更具有一般性。黄宗智和杜赞奇在对中国华北农村研究时，分别借用生物学的“内卷”观点解释农村经济和政治现象，得出“内卷化”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仅适用于他们所研究的20世纪上半期的农村，且具有普遍性价值。
三、本土性视角与以本土为基点的视角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具有特殊性，并会产生从哪里出发，以什么为参照，研究什么的视角问题。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是后起者。直至20世纪初，现代社会科学才由西方进入中国。起初，社会科学具有直接从外国照搬的特性。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与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源地的西方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当时的西方国家已进入现代化，而中国还在现代化的门口徘徊，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格外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接受了新式教育但保留悠久经世致用传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方位进行了反思，调整了研究视角，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张。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者杨开道在为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作序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国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国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非常状态，自然会引起相当反感的。”通过反思，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以中国为对象，研究中国社会，发现中国特性的学术自觉。
20世纪初的中国尚属于传统农业社会。以中国为对象，研究中国社会并发现中国特性，势必将视角投向农村。对于刚进入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乡土性与中国性几乎是同义语。不理解农村，便很难理解中国。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起点是对农村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著作。费孝通在西方学习社会学，归国后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中国大地。在他看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特性。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在提出具有独创性观点方面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正是通过对农村的研究获得了对本土社会的认识。费孝通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本土性视角的深化。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由西方引进的。一些政治学者因为从事农村研究，进入中国社会内部，发现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现象，并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这一研究路径因此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乡土性在日益消失，现代性迅速生长，当下中国已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具有广泛联系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只是限于过往的本土性视角，也难以通过对农村的研究获得对中国性的认识。
当然，时代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本土性的视角和通过对农村的研究获得对中国性的认识就没有意义了。毕竟，中国是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的路径和特点。在通过改革开放大规模推进现代化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其重要依据之一是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如何在这一基本国情基础上推进现代化是重要问题，也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性视角的重要依据。只是这种本土性视角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转换，推动以本土为基点而不局限于本土的研究。以本土为基点是指农村研究要有主体意识，从中国出发，但又不限于中国，而要将中国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研究。
一是借鉴国外经验。在现代化初期，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要将这样一个社会带入到现代化轨道，主要依靠自己探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农村在整体上已步入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既保留优秀传统又面向现代的现代农村。而在这方面，历史中国并不能提供依据，相反，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借鉴。因此，中国农村研究要有开放的视野面向世界，从外国借鉴和汲取优秀经验。
二是注重世界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但这种特色是在比较中发现的。费孝通通过对农村的研究发现了“乡土中国”，但这一发现基于比较的视角。正是在与现代西方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比较中，发现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团体主义比较中，发现了乡土社会的“差序结构”；正是在与西方法治社会的比较中，发现了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当然，费孝通当年的比较只是共时性而不是社会形态的维度比较。如今的中国农村已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需要构建更具有解释力的维度进行比较。
三是将中国经验带入世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将一个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化，创造了世界奇迹，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些经验需要置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和进程中，才能发现其特殊意义。斯科特基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各种改造社会的工程的失败状况，写作了《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依靠国家的力量实现了农民的整体脱贫。这一改变人类状况的巨型社会工程是如何成功的，需要以世界视角加以理论总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是典型的现代版的“重农主义”。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世界视野和理论概括，造成本土性经验的影响力有限。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农村研究需要以从容不迫的心理和世界视野，从理论上认真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
本文的写作受陈军亚教授关于“对农村的研究与在农村的研究”的观点的启发，并进行过多次讨论，在此致谢！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