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5年“深度中国调查”是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大规模田野调查的标志。田野政治学开展口述史调查的目的是抢救式地挖掘和保存历史资料，但是作为资料搜集的口述史在阐明“客观事实”方面饱受质疑。将口述史研究的重心从搜集口述资料转向基于口述资料的意义探寻，即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探寻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心态”，不仅有助于消解这一质疑，也有助于通过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层次，拓展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及田野调查方法的边界。意义探寻的中国化路径是将“心”比“心”，即用研究者的“心”去触摸和感通研究对象的“心态”，捕捉隐藏在社会深处的“只可意会”之处。以将“心”比“心”为特征的口述史研究，可以视作走向自主的口述史研究乃至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自主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是田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自主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可以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田野政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口述史；意义探寻；自主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迫切需要用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话语和学术逻辑去解释中国国家的发展现实”。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新发展，呈现了新面貌，其中包括田野政治学的崛起。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积极探索，田野政治学是以“实际、实证、实验”为指导思想，以具有“现场感”的田野调查为方法，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以具有标识度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体系建构为旨归的政治学共同体。田野政治学将传统的以整体制度为对象、以文本为方法的政治学“从殿堂引向田野”，进而形成以田野调查为鲜明特色的田野政治学，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田野政治学属于“方法论学派”，“它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必经田野调查获取理论研究材料和学术灵感的学术共同体”。田野调查是田野政治学的起点和基础，它“以实证思维为原则”，强调事实先于价值，着力弄清“是什么”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完整地复现、复原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相对于传统上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的规范性研究，这无疑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场范式创新。

从发展路径来看，田野政治学经历了从早期的个案调查到大规模抽样调查的过程，形成了多类型、系统化的田野调查项目，最为显著的是2015年开展的“深度中国调查”。口述史调查是“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述史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目的是通过大历史下的“小人物”的讲述，使人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田野政治学口述史调查是从最普通民众的视角抢救式地挖掘和记录历史真相，力求为“农村农民史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

在社会科学领域，“口述历史一直面临着‘记忆悖论’的方法论挑战，即历史‘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之间的张力”。传统口述史研究者将口述史研究的重心聚焦于资料搜集，即过度强调史料价值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口述史研究就是搜集历史资料尤其是搜集那些在过去遭到忽视的社会底层人群的资料，即倾听和记录“过去的声音”。但是，口述史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时间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和记忆碎片化，不同叙事主体基于主观构建而产生记忆偏差，作为资料搜集的口述史显然是“不可靠”的。基于此，如果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仍然仅仅以追求“客观、准确、真实”为目标，忽略其建构性和意义诠释的一面，那么将会削弱口述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如何认识口述资料“真实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张力？如何推动实现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重心发生转变？这涉及口述史方法论范畴。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径(approach)三个层次，其中方法论是体系化的方法，它从宏观层次指导着研究实践。从方法论视角，在口述史趋于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可以将口述史研究的重心从以口述资料搜集为主，转向基于口述资料的意义探寻，即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探寻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心态”(mentality)。

虽然从学理上看“意义探寻”是口述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包括田野政治学在内的既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在口述史研究中“探寻意义”。如果将意义探寻作为口述史研究的重心，那么研究者无须再纠结于口述者所讲述的话是否真实，因为“作为‘方法’的口述史研究更着重个人的‘主观性事实’，而不是阐明‘客观事实’”。如此，未来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可相应转向致力于揭示“主观性事实”，探寻各种形态的政治和社会心态的意义。

二、方法论基础与实践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重心的转向呢？一方面，经典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心-物”二重性为这种转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不仅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口述史料可靠性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通过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层次，拓展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及田野调查方法的边界。

(一)“心-物”二重性：方法论基础

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两大范式，即实证主义范式和反实证主义(或解释)范式。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从外部加以观察和认识，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运用实验和问卷调查等工具，分析社会现象并发现社会现象之间原本存在的客观规律。与之相对，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生活世界是由社会行动者持续不断地建构而成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理解和诠释研究对象赋予自身和社会之上的意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实证范式坚持的是二元论，即承认世界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平行运行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关系。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中，受到“理性”的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实证主义者倾向于运用统计学工具来研究“客观”社会现象，最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对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的研究。解释范式则坚持调和的二元论，认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涂尔干(Durkheim)认为，社会事实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即“物”)的一面，又具有建构性(即“心”)的一面，要全面认识社会事实的双重性质。涂尔干将社会事实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物”的社会事实，如人口数量与密度、出生与死亡率等，最主要的特质表现在社会形态学(social morphology)上；二是作为“心”的集体信仰、价值、规范等，集中体现于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个概念中。实际上，涂尔干的社会科学传统一直“尝试打通‘物’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心’意义上的社会心态之间的关联，以此达成历史书写的整全性与总体性”。阐明社会事实概念的“心-物”二重性质，有助于从根本上矫正长期以来把社会事实解读为“物质之物”的狭隘认知。布迪厄(Bourdieu)也认为，社会确实具有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表象和意志’构成的”。由此可见，经典社会科学理论家反对结构与行动、主观与客观、实证与建构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主张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融合，并强调客观世界相对于主观世界的先在性。这些经典理论和思想，为后来研究者理解社会事实并进行意义探寻提供了依据。

在口述史研究中，“物”指的是田野调查研究过程中搜集的“客观”的口述资料，“心”指的是口述研究对象赋予自身行动的意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如何辩证看待口述史研究中“物”与“心”之间的关系呢？从联系方面看，研究者可以将“物”作为“心”的基础，将“心”视为“物”的升华；从区别方面看，“物”与“心”可谓口述史研究目标谱系的两个端点，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意味着研究重心更靠近“心”的一端。强调“心”并不意味着忽略“物”，二者只是研究侧重点不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仅仅满足于对客观的“物”的描述，忽视对主观的“心”的探索，那么口述史研究将不可避免沦为庸俗的物质主义；反之，如果仅仅探索“心”的一面，忽视“物”这个基础，那么口述史研究将变成在空中楼阁讲述神话故事。

无论是强调客观真实的“物”还是强调主观真实的“心”，共通之处都是在“求真”。基于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心”与“物”实际上并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但是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口述史研究在实践中走向了重“物”轻“心”甚至忽视“心”的境况，由此不仅导致人们对于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而且导致对于“社会事实”的理解产生偏差。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重心的转向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二)实践意义

口述资料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主观性”，口述资料的“主观性”源于记忆的“流动性”或“创造性”，记忆的特性决定了“写实”难以成为口述史研究追求的目标。波特利(Portelli)阐释了记忆的本质：“记忆不是对社会事实的被动存储，而是创造意义的积极过程。所以，口述历史资料的独特功能，与其说是保存过去的能力，不如说是由记忆所造成的真正变化。”16更进一步，他认为事实和记忆之间的差异，反而最终提升了口述资料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这种差异不是由错误的回忆引发的，而是由记忆和想象积极、创造性地产生，旨在对关键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赋予意义”。阿斯曼(Assmann)将记忆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凝练为“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口述史已经发展到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到深入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当人们不再过度关注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时，对于口述资料“可靠性”的质疑自然就趋于消解了。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能够通过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层次，拓展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乃至田野调查方法的边界。以搜集口述史料作为重心，研究聚焦的是“物”的层面，即关注口述者讲述了什么内容、口述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真相、是否具有史料价值等“客观”事实。而以意义探寻作为重心，口述史研究聚焦的是“心”的层面，即关注口述者叙事背后的情感、欲望、价值、信仰、文化等“社会心态”。相对于“物”，“心”的层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目标追求。费孝通晚年曾大力倡导，重视社会学双重性格当中的“人文”性格，重视“只可意会”、将“心”比“心”等研究方法，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意会”和“心”指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思想、人文精神及文化传承。探索口述史研究的“心”的层面，实际上是探究人们生活世界的深层次文化内涵，相对于“物”的层面，大大提升了口述史研究的层次。

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侧重于从“物”的一面复原历史事实，旨在揭示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历史根源；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方法论基础主要是建构主义，侧重于从“心”的一面探索微观个体、集体和社会层面的“心态”，旨在揭示影响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文化密码。从表面上看，田野政治学与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似乎互不相融，实则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例如，田野政治学强调“基于历史过程”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发现社会表象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底色。“社会底色”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传统及文化基因，它与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关键特征，如注重对历史过程、对讲述者生命历程的整体性理解，注重微观层面的个人经历与宏观层面的环境塑造之间的勾联，访谈双方在意义塑造过程中的深度互动与合作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三、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维度

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口述史探寻的意义形态划分为个体、集体和社会三个维度。从个体维度来看，口述史要探寻的是个人经历或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人情感、价值观、欲望和行为意向等；从集体维度来看，口述史探寻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群体共同拥有的集体意识、集体信仰和集体价值观等；从社会维度来看，口述史探寻的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每一个维度的意义探寻对于拓展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带来哪些启示。

(一)个体叙事的力量：个体维度的意义形态

无论何种类型的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单元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的口述史研究，如传记式口述史、生命史口述史等，聚焦口述者本人或作为目击证人的人生轨迹和生活事件。通过对口述史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可以透过口述者的亲身经历，挖掘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真实情感、显意识或潜意识、价值理念观等个体维度的意义。无论这些口述资料是否与历史真相一致，都可以反映出口述者经历的“历史真实”。

例如，当一位犹太女幸存者讲述发生在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起义事件时，她说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历史学家后来认定这份证词并不正确，因为奥斯维辛当时只有一个烟囱被炸掉了，而不是四个。虽然这份访谈失去了证词的作用，但是这位讲述者证明的，并不是爆炸的烟囱的数量，而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因为奥斯维辛从未出现过犹太人武装起义，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过。在访谈中，犹太女幸存者充分流露出看到烟囱爆炸那一刻的真实情感状态：震惊、不可思议、激动和希冀等。与事件本身相比，真实数字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除了口述访谈证词，沉默也可以反映口述者“历史真实”的意义。根据帕萨里尼(Passerini)的研究，沉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口述者无意识地讲述与访谈主题无关的经历。比如在关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工人史访谈中，工人们大谈特谈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其他重要事件，绝口不提法西斯主义。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在极权统治时期，普通人们的关注点仍然是工作、婚姻和孩子等日常生活方面。二是口述者有意识地回避某段(通常是痛苦的)历史经历。有些工人在叙述自己的生命史时，从1922—1923年法西斯崛起直接跳到了二战后的法西斯覆灭，刻意留下15—20年的空白期，因为这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伤疤，不堪回首，沉默是他们遭受深度创伤之后的下意识反应或应对机制。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各种形式的沉默属于非语言形式的资料，它是观察复杂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的一扇窗户，有时甚至还是揭示口述者生活世界深刻意义的重要一环。所以，在口述访谈过程中，除了关注口述访谈资料，也要对非语言资料保持足够的敏感和充分的关注。这需要研究者具有拨开表象云雾、触摸事实或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心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关键是需要启发研究者如何用“心”去感通研究对象的“心态”。

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国家政权和政治关系，“公共性”是政治学研究的标志。这是否意味着个体维度的叙事在政治学研究中无容身之地呢？应该认识到，个人叙事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如可以透过个人生命历程看到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恒常”。即使是对单个行动者进行研究，也是“运用分析工具、沿着分析逻辑、有目标和方向地展开故事”，并致力于挖掘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性关联。田野政治学开展口述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往往有意识地把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联结起来，单个口述者成为自下而上折射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水滴”。例如，田野政治学对于农村妇女的口述史调查，就是围绕“关系·惯行视角中的妇女”，记录农村妇女与家庭、家族、宗族、村庄、市场、国家、政党等的互动、互构关系，以及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变迁过程。如果充分认识到政治学研究中个人叙事的价值，将个人叙事融入社会叙事和国家叙事之中，这将会大大拓宽田野调查及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边界。

(二)命运共同体的塑造：集体维度的意义形态

与个体口述史相比，集体口述史如社区史、家族史和工厂史等，更加注重在具有相似特征的多个个体口述资料中寻找交汇点，通过对口述访谈资料的归纳分析，呈现特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体意识、集体价值观和集体精神等。集体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具有某种“命运共同体”的特性：面对着共同的危机或不可摆脱的命运境况，成员间密切关联由此形成“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具有抵御威胁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包括语言和认同在内的精神汇聚轴线以及聚会、符号或标志在内的仪式化的表征形式”。这些集体中的个体“不仅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和物质资源，而且具有因鲜明的‘我们感’而形成的包括语言、观点和价值观在内的相似的解释系统，从而为个体以集体的框架记忆或复述提供了可能”。

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团结意识、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具有鲜明的“我们感”，因而工人及工厂成为口述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波特利在《卢奇·特拉斯图利之死及其他故事：口述史的形式与意义》中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特拉斯图利原本死于1949年一场为反对意大利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而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中，但在30年后的口述史访谈中，工人们坚持认为特拉斯图利死于1952年一场因工厂大规模解雇工人而引发的大罢工中。在这里，口述史料和历史真相之间产生了偏差，特拉斯图利之死的具体日期和事件背景都发生了变化。但正是这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认识到工人们的利益，以及利益背后的愿望和梦想。波特利认为，工人们将象征失败和屈辱的无辜遇害事件改造成为工作岗位而斗争的罢工事件，凸显了特拉斯图利之死对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意义与象征价值。特拉斯图利成为工人们斗争精神的象征，而不是争取和平的无辜受害者。将特拉斯图利塑造成斗争英雄，不仅使他死得其所，而且找回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位和尊严。

2019年开启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项目，通过对参与“三线建设”的建设者们进行口述访谈，展现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三线人”所拥有的独特历史经历、集体记忆和工业化叙事的历史意义。“三线人”是集情感、身份、信念和行动等于一体的同质化群像，在时代发展下，形成了“党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毛主席的话大家都会听”“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等集体叙事。在集体叙事背后，折射出“三线人”亲身参与国家建设时的真实情感和价值感，如使命感、牺牲感、自豪感、崇高感、亢奋感，还有身处“单位社会”的某种优越感。

如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塑造成拥有“我们感”的命运共同体？从方法论角度看，研究者需要将口述者放到特定的研究情景当中，将他们视为某个具体集体或社区情景中的命运相连的相似单元，而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个体。这样，“每一个访谈资料都不是独立的单纯的个人故事，而是该个体在其所处的物理空间、生活情境、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之中的具体表现”。如前面案例所示，研究者将工人口述者作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一员，将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口述者作为“三线人”，实质上就是将单个口述者放到特定的研究情景(即集体)中来对待。通过口述研究，可以呈现访谈个体与其所置身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所以，在田野政治学口述史访谈中，不仅要关注作为集体单元的一个个口述者，也要多维度、长时段地关注口述者所处的特定集体或社区情景，并且要致力于从口述者与集体情景的互动过程中发现社会运行机制。

(三)时代精神的呈现：社会维度的意义形态

社会如何将个人记忆打造成彼此相似的共同记忆？口述史可以成为将微观个人体验与宏观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的桥梁。这是由于口述史的研究取向是以叙事为中心，“以叙事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适用于两个相隔甚远的层面，一是个体的生命之流，二是宏大的历史之流，并且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汤普森(Thompson)也认为，“历史的使命是为普通生活经历提供意义阐释。在这个过程中，口述史承担的基本功能是将主体和客体内在地连接起来，并引导我们将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连接起来”。那么，口述史是如何连接起个人与社会、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呢？口述史中存在的这个具体连接机制是什么？周晓虹认为，正是由于共同体或社会具备的突生性质，为口头叙事超越个体记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提供了可能：“共同的社会生涯及由此结成的密切关系、集体的解释框架，以及由思想、语汇、修辞乃至各类仪式组成的表意系统，都为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身’提供了突生机制”。

虽然口述史的基础是个人记忆，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才能进行记忆，但是口述史不是单纯的个体历史或个人感悟的叙事，“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向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口述史社会维度的意义形态，表现为特定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心态或社会文化等，其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宏观性，它涉及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等。二是流变性，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建立在社会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变化。三是引领性，它与社会结构互为表里，共同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运转和秩序。

例如，评论家认为《艰难时代：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这本著作是“由美国人民的心声谱写的一首民歌，用以庆祝和纪念20世纪30年代”。这首“民歌”的主题是，体现人们“处于困境中的团结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的意愿，以及把他人视为纯粹的人类而非按财产划分等级的个体的能力”。弗里斯科(Frisch)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失败促使人们将普遍性经历压缩到个人层面，但生存的本能又似乎鼓励人们将个人自传性的总结提升到历史层面，成为一个自我有效性信息和文化有效性遗产，传承给下一代。作为一本“记忆之书”，《艰难时代：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为人们呈现出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社会心态：不是充斥着灰色基调的绝望和痛苦，而是洋溢着人性光芒的团结互助、不屈奋斗的“美国精神”。

郭于华对于骥村土改时期的妇女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婆姨们实际上“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绝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因此女性琐细卑微的生活史、生命史的讲述完全可以和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建立起联系”。通过口述资料分析，能够感受到婆姨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郭于华通过普通女性视角，展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社会心态或时代精神：妇女们即使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仍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她们对新中国擘画的美好生活前景充满了热切向往。

王浦劬提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结合时代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贯通性的分析和研究”。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重心是国家政权及其权力关系，作为田野调查方法的口述史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时代精神。这是从事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社会文化根基。从研究方法角度出发，口述史研究要更加强调小田野与大时代的结合、小人物与大历史的结合，强调研究应在宏大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不断穿梭与碰撞，呈现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心态或时代精神。相对于郭于华对土改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研究，展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是研究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和价值理想。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是当代政治学人的学术使命。

以上从个体、集体和社会三个维度对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分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口述史研究内容的三个维度仅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划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例如，田野政治学的“深度中国调查”既包括个体维度的口述史调查和家户调查，也包括集体维度的村庄调查，研究目标则指向宏观维度的中国农业社会变迁的基因和特性。然而，在某一个特定叙事中，一般以呈现某个维度的意义形态为主：如传记式口述史和生命史口述史倾向于探寻个体维度的意义，组织和社区式口述史倾向于探寻集体维度的意义，事件式口述史和时代式口述史更倾向于探寻社会维度的意义。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中，研究者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口述叙事，有差别地开展田野调查和分析。

四、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路径

在口述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和口述者之间应如何互动合作，以有效探寻口述者赋予自身的叙事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两条既相互重叠又有所差异的路径。

(一)“共享权威”:西方口述史研究的路径

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访谈可以被视为发生在多个层次上的“深度交流”。这种合作贯穿于访谈前准备、进入访谈和访谈后资料分析等多个环节。其中，实施访谈是口述史研究方法关注的焦点。“口述史访谈不是传统的一问一答式，而是围绕信息分享、自传式回忆、事实和感受等，访谈双方进行合作”。成功的访谈，往往源于访谈双方共享某种价值观，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在避免访谈者不必要干扰的环境下让口述者主导叙事。

口述史访谈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权力不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合作关系。作为访谈者的研究人员往往处于优势位置，在口述史生产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解释权。针对口述访谈双方权力不平等状况，弗里斯科创造了“共享权威”(shared authority)概念。按照弗里斯科的设想，最佳的口述史访谈是一种动态的对话关系，访谈双方应在平等且认同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对话叙事和意义诠释，即访谈双方都充分展示各自所拥有的叙事和解释权威。为了实现“共享权威”，需要在访谈中重新配置权力，以达到访谈双方合作生产知识的目的。后来的口述史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概念，将“共享权威”从单纯的访谈扩展到项目设计、访谈实施、资料诠释和成果发布的各个环节。

“共享权威”的提出旨在对访谈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进行调整乃至重构，所以具有强烈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同时也展现出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西方国家，口述史研究伦理规范往往是通过制定口述史行为准则和事前法律授权等方式进行。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自1968年以来，专门制定了一套关于口述历史的原则和最佳实务规范，作为研究者的行动指南。但在实践中，这些成文的伦理规范并不能真正确保访谈双方在访谈过程中实现“共享权威”。

(二)将“心”比“心”:口述史研究的中国化路径

在中国社会，伦理和价值规范不是体现在文本中，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制度运作过程之中。周飞舟将其提炼为“行动伦理”，它指的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默会于心、不以言传，甚至习焉而不知、日用而不察的行动原则”。“行动伦理”概念与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关系中的“只能意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中国式田野调查虽然也遵循相应的行为准则，但更多涉及的是那些“不言而喻”却又被大家“心领神会”的“心态”。费孝通晚年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凝练为将“心”比“心”:“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就是“诚”“正”“仁”“爱”“恕”等，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事实”是多层次的，其中最难把握的是“心态”，而要理解这些“心态”，要求研究者本人也必须用“心”，以研究者的“心”去感通被研究者的“心态”。感通的基本途径是保持“温情”与“敬意”，即“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同情的理解”。徐勇也倡导：“田野政治学以普通民众为对象，需要有一种对民众的亲近感，一种民众情结，从而才有可能去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发现他们，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研究客体和冷冰冰的数字。”无论是保持“温情”与“敬意”，还是具有“民众情结”，实际上都是将“心”比“心”在田野调查实践中的体现。

将“心”比“心”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情”(empathy)概念之间具有某些共通之处，比如都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为主体性”，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等。但是，这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区别：(1)对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性质的认识不同。“共情”强调研究双方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独立个体；将“心”比“心”强调双方处于一个具有伦理意义的关系圈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2)对于调查研究方式的认识不同。“共情”强调研究者以“移位思考”的方式深入理解研究对象；将“心”比“心”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一言一行的“心领神会”，以及对难以把握的“社会底蕴”的触摸。(3)对于调查研究目的的认识不同。“共情”强调的是获得更有深度、更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将“心”比“心”强调的是研究者用心领悟、用情感通，把研究过程视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总之，将“心”比“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值得在学术实践中大力提倡和发展。

将“心”比“心”运用于口述史田野调查，首先要认识到口述史是由访谈双方通过对话共同生产的。口述史访谈与其他访谈方法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鼓励和支持口述者围绕议题进行详尽的、独白式的叙事，特别是要尽可能地展现故事细节。这就需要访谈者抱着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在访谈中贴近口述者、走进口述者的叙事世界中。无论是否认同口述者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研究者都要对其给予尊重；在“悬置”自己原有“成见”的前提下，全面、深入地感受口述者的文本内容和非文本信息，并对口述者的人生际遇给予理解和同情。

仔细聆听是研究者进行口述史访谈的第一要务。口述史研究者如何在访谈过程中做到仔细聆听呢？首先，仔细聆听不是面面俱到、不分主次地倾听口述者的声音，而是能够抓住口述内容的关键性语句和关键转折点。其次，除了倾听文本的口述内容，访谈者还要善于调动感官捕捉非文本的信息。在口述史访谈中，非文本的口述或肢体语言和文本口述同等重要，这是由于“语调、眼神、手势、氛围、讲者、听众等等现场要素，都会‘串通一气’，表达丰富、微妙的意思，不置身其中便不能捕捉，不能感悟”。因此，研究者在访谈时应注意口述者的非文本语言，并及时记录下来，在进行口述录音转译时，与口述文本内容结合使用，以便准确、完整地理解口述者传达的寓意。最后，根据印象整饰/管理理论，中国人往往采取言语和行为的负向不一致法或负向一致法，具有“务虚”的特征。具体来讲，无论口述者在行为上是成功还是失败，在言语上往往倾向于采取自我否定的说辞。这就需要研究者在现场能够做到“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即寻找口述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而不是简单地倾听和记录表面性语言。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方法论学派”，田野政治学格外重视田野调查方法，将其视为工作重心之一。2015年开展的“深度中国调查”，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之中，抢救式地挖掘和记录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田野政治学口述史研究的目的是“挖掘和记录历史真相”。然而，面对学界对于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田野政治学从口述史的方法论层面对这一议题展开探讨。

本文提出，将口述史研究的重心从资料搜集转向基于口述资料的意义探寻，不仅有望消解围绕口述资料“真实性”而进行的争论，还有助于找回口述史研究乃至质性研究中被长期忽略的维度——“心态”。作为意义探寻的口述史，意味着研究重心从资料搜集(“物”)的一端转向社会心态(“心”)的一端。“物”与“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物”是“心”的基础，“心”是“物”的升华；强调“心”并不意味着忽略“物”，二者只是研究侧重点不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只有实现口述史研究重心的转移，才能纲举目张，从根本上破除口述史研究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充分展现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优势。受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实证主义者忽略了涂尔干实证思想中“心”的一面，完全倒向了“物”的一面。实证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从事调查就是要获得事实性的资料，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二者之间是割裂的，变成一个不持价值立场的冷冰冰的研究机器。在这种背景下，口述史研究者也在不断反思，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口述者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者从事田野调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区别于西方学界提出的“共享权威”思路，口述史研究的中国化路径是将“心”比“心”。相比较而言，将“心”比“心”更加强调伦理道德对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主张研究者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以研究者的“心”去感通被研究者的“心态”。在口述史田野调查中，只有将“心”比“心”，研究者既用眼睛和耳朵，更用心用情，才能捕捉到口述者生活世界的“只可意会”之处。

田野政治学一向强调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建构的中国化，致力于打造自主的政治学学术和话语体系，并且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但是在此进程中，一些学者往往将构建自主的田野政治学学科和学术体系，狭义地理解为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化”和“自主性”，忽视了自主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将“心”比“心”为显著特征的口述史研究，不仅能够使研究过程和结论更加贴近中国的实践和实际，有利于从历史角度发现社会表象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底色，更是可以被视作走向自主的口述史研究乃至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从自主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走向自主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再从自主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走向自主的政治学学术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所以，构建自主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是未来田野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奎力，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