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同学们，刚才院领导已经对项目进行了介绍，我主要从学术上给大家做一个指导。学术思路和框架是我与陈军亚院长在讨论中形成的，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即将开展的“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口述史调查是本院举办的“农民与土地60年”大型口述史调查的最后一次。大家很有幸，为十年来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划上句号。
口述史讲的六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凡的意义。刚才项目负责人介绍了从土地改革到土地集体化，再到土地承包，之后是土地流转。这四个阶段在中国历史农民和土地关系上是划时代的。
费孝通先生讲中国是一个乡土本色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土气”，中国文明是从土里面生长出来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也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光荣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费孝通早在1938年写了一本《江村经济》。他26岁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他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主张，因为不搞土地革命，农民生存则有困难。同时，他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仅仅有土地是不够的，土地可以维生，但是不能致富，所以他主张要发展草根工业，乡村企业是他很早就主张的。这个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一直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农民流动开始，费孝通先生的主张才实现。
农民流动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发生的。工业化、现代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重新构造了人类历史的政治土壤。以往的变革都只是改变了人和土地的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但没有改变人对土地的依存。人依土地而生，也因此而困，这就形成了一个世代的循环。
中国经历了无数个朝代，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意义，只是王朝的循环。因为王朝都建立在土地基础上。早在1949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叫做“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兴起以后，中国没有致富是因为被土地所束缚。大家困在土地上，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每亩地生产的产值有限，如果同样一亩地去造高科技的工厂，这一亩地的产值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是在土地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但也被土地束缚了。一直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以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现代化。
随着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开始走出他们世代依存的土地，外出务工。他们是现代化的创造者，并在创造当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记载的光辉篇章。我们这次口述史的目的便是记录他们光辉而艰难的历程。这次调查是“农民与土地60年”大型口述史调查的结束。口述史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是当事人来叙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可能不再能够讲出话了。趁他们还记得的时候，我们赶快把他们的历史抢救出来。
通过口述史调查，我们可以获得生动的事实资料。这是我们做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步。我们院做政治学研究就是从田野开始的，形成自己的路径和特色。但是我们毕竟是政治学研究者。在获得事实材料之后，还要把原材料通过学术加工转化为学术成果。
大家最近看到我们院的名称做了调整，即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这个调整也具有革命性意义，是一个质的提升。整整10年前，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主要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特别是抢救历史，由此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随着材料的获得，我们要整理，更要加工和提炼，使材料具有学科价值，用材料搭建学科大厦，将其转换为知识产品。调查只是基础，学术产出才是目的。调整名称的重要目的，便是增强学科意识，通过更多的学科元素，进行材料提纯和提炼，获得更多知识产品。这有可能将我们院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怎样让我们有学术意识？我想提一点方法路径。刚才任路老师讲了怎么样在田野做调查，这是田野调查的逻辑。我们怎么样把田野调查加工为学术成果，这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学术的关怀，只是做调查，仅仅是完成一个任务，就难以有深度的发现。
大家注意到，我们院翻译过日本的“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从事这一调查是有学术训练的一批人，是大学老师和学生。他们的调查有学术意识，通过调查发现“活”的法律。当有了学术意识与追求的时候，再去做调查，你就会不断地追问。仅仅是问卷没有深度，不能去不断地追问。有学术意识的调查，可以提高每个人的主动性和调查的深度性。
近年来我们意识到，田野政治学要将田野与政治学有机结合起来。以田野为基础，以政治学为目标，将田野调查纳入政治学体系，形成行为—制度—原理的认识和分析框架。
农民流动是一种行为，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异质性地方的行为。我们观察农民流动，要从农民的行为角度去观察，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发生的，行为过程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些事情要让行为者去讲述。但是我们作为政治学的学生去调查，要关注这个行为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制度。
农民流动事实上冲击着传统的三大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几千年来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怎么样治理农民，要靠这三大制度来治理。这三大制度都以农民依附于土地为前提条件，这是传统国家治理的根基。我们要把三大制度带到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由高层和基层共同构成的。国家怎样来治民？怎样让农民稳定下来，以此获得国家所需要的税收，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问题。
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改变了国家治理的根基，也推进国家治理的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伴随制度创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三中全会大都讲制度改革。农民流动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农民流动是在过往的人口收容遣送制度背景下发生的。20多年前发生过“孙志刚事件”。身上没有带一份有关外出人口的证明，就会被收容，被遣送到你的原住地。现在人口收容遣送这一制度被废除了。
第二个是农业税费的废除。中国是交纳农业税最早的国家，也是废除农业税最晚的国家，有三千多年的农业税历史。中国历史是靠农民的税收维持的。农民大规模流动的重要背景是农民负担沉重。当时朱镕基总理讲到农民负担重的时候提到“民怨沸腾”。但是，当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争。重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农民有了新的生存方式。城镇化改变了我们整个国家政治的基本逻辑，不再是政治对抗。
农民流动给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人不在地上，如何治呢？进入新世纪，国家痛下决心废除农业税，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国家治理方式，不仅废除农业税，还要建设新农村，让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身份和地位。所以说农民流动改变了政治环境。
农民流动也改变了农村经济基础。农村产权发生了重大变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土地革命使得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获得土地，集体化将土地归属集体所有，有了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农民从集体中获得土地，有了承包权。有承包地可以生存下来，可以吃饱饭了，但是难以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工业化、城市化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把农民从土地上拉走。人口流动有一个“推拉理论”。土地的人口过多，把农村过多的人口推出去；城市工业的财富效应，把农民吸引走。“推拉”以后，承包地怎么办呢？这就鼓励流转，流转到其他人手上。这就有了经营权。为什么叫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我们要把这个背景弄清楚，没有农民流动，就不可能有土地流转。
农民流动到哪去呢？流动到城市去。当你流动到城市以后就改变了城市的治理。过去的城乡有一道鸿沟，到一个县城就看到它有城墙。外面的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里面的人也不能随便出来。过去的城市是政治性城市，一直把农民挡在城门之外。这就有了“外来妹”这个说法，是当地人称呼外来人的说法。一定要看一看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农民工改变了城市的政治。没有外来人，工业城市发展不起来，你不得不打开城门。中国几千年的城门是靠谁冲开的？是农民撞开的。虽然我们没有了那个有形的城门，但是户籍制度是无形的城门，是进不去的，进去了也难以安顿下来。
以上一系列制度都与农民流动有关。农民作为行为体，既受制于传统制度，又是新制度建立推动者，尽管他是不自觉的。他的行为本身造成这个变动。所以我们看到行为和制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就给我们从政治学观察农民流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理解。
行为和制度是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不是无缘无故发生，而有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从行为者的角度看，农民流动的行为不是盲目发生的。我们过去把农民流动称之为“盲流”，要防止盲流。这是国家的行为和逻辑。我们要理解国家，它也是行为体，但是它按国家的逻辑。大规模流动以后，火车站招架不了，确实对于治理带来极大压力。
从农民流动本身看，他是有自己的行为逻辑的。我有田野思维，注重从行为者内在逻辑思考问题。我 201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我讲了一个观点，讲中国奇迹一定要想到亿万农民。文章编辑很有人文情怀，认为广大农民作了巨大贡献，需要进行研究。文章有相当的事实根据。我跟踪过在广东深圳打工的人，每天工作 17 个小时。加班是他自己申请的。他觉得加班相当于农村打夜工。八个小时工作制、五一劳动节，是现代化的产物。农民祖祖辈辈有五一劳动节吗？我记得在农村时每年会说“不插五一秧”。五一节正是大忙时节。
农民进入现代化轨道时，还是按照农民的逻辑，几千年形成的习惯。这种农民理性和现代化、工业化结合起来，会产生扩张。所以我说中国的奇迹是农民创造的。鸦片战争的时候，是外国人要把商品倾销给我们，我们把门关住，那现在呢？特朗普即将上台以后要干什么事啊？提高关税，限制商品自由流通。亚当·斯密早就讲过，自由贸易、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各得其所。物美价廉是商业逻辑。我们的产品销往世界，重要原因是便宜。中国的产品为什么便宜？我到义乌的农村里面去看那些小商品怎么生产出来的，就是在农村的祠堂里面靠那些闲着的老人的手工去做出来。同样是廉价劳动力，为什么印度不如中国，在于印度的教育较差。我们的“外来妹”一到生产线上，就会看说明书。为什么农民会拼命去工作？在于家户制农民，他要养家糊口，要光宗耀祖。我在外面拼命地干，哪怕受苦受累有危险，但是改善了全家人的生命和命运。一个人外出打工，全家人脱贫。这就是农民的逻辑。陈军亚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韧性来自于以家户制为特点的内在责任激励。现代化是“权利本位”，传统社会是“责任本位”。
通过农民的行为，我们要关注“农民理性”的生成机制。在访谈当中要注意从行为体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你不能代替他去想。你在有了知识以后，就要把他的想法给引出来。只拘泥于问卷一问一答的形式，就难以把深层次的想法给挖掘出来，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农民作为行为者，有自己的行为依据。他们不一定会按照国家的逻辑，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来行进。这就给我们做制度研究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大家会接触到西方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其学说对微观行为、微观制度及其之间的关联缺乏深入细致的描述。学政治学要有理论发现的眼睛。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够挖掘行为体的内在依据，看到的制度是一种“活”的制度。
除了人们的行为有内在依据外，国家订立的制度也有其理由和目的。我们前面讲的户籍制度，是国家工业化初期，以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产物。国家成文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性、规范性，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行为模式。个体的行为离不开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会塑造个体的行为。这种模式化的行为又会构成人们的命运和感受。你们下去之前还要读一本书《人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是当时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塑造的命运。“外来妹”这个称呼也是这个制度化的产物。话语是某一种制度的表达。我们讲一些话，特别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流行话语，背后都有制度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农民流动冲击着传统的限制性制度。几千年来传统的国家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定土定。人定于土，土是搬不动的，土叫不动产，不动的土地不动的人，便于国家治理。但是这个制度因为农民工的流动而发生了变迁。“外来妹”这个称呼被“新市民”所代替，也就是制度变迁了。随着农民流动，那些不成文的乡土规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的农村“熟人社会”，现在可以说是“陌生的熟人社会”，一年才见一次，见了面以后像不认得一样。
农民流动和土地流转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政治学科的学生，首先要以此为对象，原原本本记录这个历史现象。同时要注意到把这个社会现象抽象到一般的理论层面，以农民流动和土地流转为载体，发现其中的政治学理论。这是一个进入田野又超越田野的提升过程，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新阶段的必经之路。我们过往学习过西方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路径。这些思想和方法需要学习，可以参照，帮助我们打开思路。但是也要注意，西方的研究方法是在西方大地上生长出来，有其特定含义。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大地出发，建构起自己的认知，形成自己的理论。
最后相信大家能够以学科的视野、学术的思维，在广阔的田野大地上获得资料，增长知识，并进一步加工出学术产品。祝大家一路顺利，谢谢！
（本文是作者2024年12月7日在2025年寒假“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口述史调查启动培训会上的讲话，2024级硕士研究生王骋凡、储欣怡整理，任路校对，并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