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徐勇教授2024年10月19日在湖北省文化传承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的讲话。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湖北社会科学》《理论月刊》这几年变化很大，不仅学术品味愈来愈高，而且搭建平台，为更多的年青学者创造机会。
湖北省有扶持青年学者的优秀传统。我记得在各位这个年纪的时候，在湖北省社联组织下，我校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给我们讲话，称我们为“rise star”，即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各位现在正是“新星”。但要成为“恒星”而不是“流星”，还有待实践。从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经历，谈几点体会。
1、学术锐性与学术韧性
学术锐性决定飞多高，学术韧性决定行多远。
学术锐性是指对学术问题的敏锐性，能够敏感地感知学术问题，站在学术前沿。湖北武汉的特点是九省通衢，信息发达，敢为人先。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研究打响第一枪，章开沅先生则是打响辛亥革命研究第一枪的第一人。早在1960年代章先生便开展这方面研究，当时这一领域还处于“禁区”状态。但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件，肯定需要研究。这种超前的研究待改革开放“禁区”打开，迅速成为热点。湖北省的政治学也是如此。邓小平1979年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尽快恢复不久，湖北省就成立了政治学会，比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时间还早，当时有政治学的“北、上、汉”的说法。我是做农村研究的，用农民的话讲，学术锐性就是“醒得早”。当下的学术空白点不多，但学术深层次的问题尚不少，需要以学术敏锐性加以捕捉。如这次会议的主题。
做学问除了敢为人先外，还要坚持不懈，即要有学术韧性。学术锐性决定飞多高，学术韧性决定行多远。韧性就是盯住一个目标和领域，长期坚持做。做学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是成为专家，即在一个专门领域里长期耕耘。坚持不懈，必有所成。我自进入学界便从事农村与基层研究，现在已整整40年，没有变动过。经过多年的积累，才算有了点体会，提出了若干原创性概念。这次的会议主题是“文化传承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总体上看，人们说重要性多，取得的实际成效少。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积累，没有底气。年轻学者忙于拿课题，做完一个做另一个，缺乏内在的积累，容易成为“流星”。
2、学术新军与学术重镇
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
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湖北新军，即受到新式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年轻军人。年轻学者的最大优势是接受新思想快，形成的新想法多。这是学术发展的希望。改革开放初，湖北武汉办了一个《青年论坛》杂志，很有影响力。之后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但是，学术新军不等于学术重镇。学术重镇需要有标识性、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作为支撑，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和一代代人接续努力。现在说到清华大学有“清华简”，北京大学有“儒藏”。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编钟。前不久我去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参观，其中摆设着一架小编钟。人们一看就说不能与湖北省博相比。这就是唯一性和标识性。我们学者也要有自己的标识性身份。如一提到辛亥革命就会想到章开沅先生。作为学术重镇要有自己的“镇馆之宝”。
要成为学术重镇需要一种志向，用韦伯的话讲，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希望有所作为。湖北武汉人经常会说“不服周”。这是楚人的底色，周尽管强大，但楚人不服，总想“问鼎中原”。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国是后起者，但可以有所作为。20多年前，“三农问题”很严重，也是学界的热门问题。但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意思是日本满铁会社1940年代对中国农村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调查，美国学者利用这一调查资料写下专著，中国学者阅读美国学者的著作后再做中国农村研究。这必然导致自主性的缺失。当时还没有自主性的说法，只是意识到这一状况可以改变。首先，我们从翻译日本满铁农村调查开始，了解他们的调查。随后，我们于2015年开启“深度中国调查”。经过十年调查，我们的调查规模大大超过日本，仅调查报告便能出版上亿字。同时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原创性概念和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10年，对资料进行专题整理，并在整理过程中进行理论开发。田野调查——资料整理——理论开发构成了三个迭加阶段。我们开始有了与外国学者对话交流的基础。在特定领域，不是简单对标外国，而是有我们自己特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我们的多功能厅正在装修中，里面有一些资料宝贝，明年欢迎参观。中国有丰富的制度资源，只是整理和开发未能跟上，需要将制度优势转换为学术优势。
3、学术个体与学术团队
构建学术重镇，必须有团队，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相互合作，相互激励。
40多年前中国政治学有“北、上、汉”的说法，现在没有了“汉”。什么原因？湖北人太聪明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北方有一所大学的老学者说，千万不要与湖北人争，他们有九个头。这九个头，意味着湖北人个体意识强，整体意识弱。楚国人“不服周”，后来为什么也不得不“从周”。就在于个体再聪明，力量也有限。中国做农村研究的有个著名学者曹锦清教授，写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提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个体的功利考虑。学术发展也需要以个体为单位的竞争。但是，要做成大事，特别构建学术重镇，必须有团队，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相互合作，相互激励。我们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员力量达到数千人次。个体可以产生火花，难以形成火把。
团队是众多人的集合，其纽带是基本理念的认同。但学者的独立性造成团队合作的困难。理念分歧是正常的。能合则合，实在合不了也可以开山辟路，自立门户，不存在学阀打压，也打压不了。人才是稀缺的也是流动的，谁也无法垄断学术资源。“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今各个单位“求贤若渴”。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的有才，真的能够开辟出一番新天地。基于规则的学术竞争有助于学术发展。学术界“善分也要善合”，关键在“善”。“善”不仅是“善学”，也要“善人”。
4、学术传承与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传承也只有在创新中传承。
湖北属于南方水系，每个个体都很聪明，能够产生和接受许多新观念和新想法，但缺乏北方文化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形成的。20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讲，你们中国学者现在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现代化进程又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能够出大学问。但能否做出大学问，也有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你们不太讲传承，不愿意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行。每个人都在登山，但难以在某个领域登上山顶，登到半路便退下来了。因为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接续前人的研究可以少走许多重复的路。所谓学术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传承，创新就只是一种想象。当然，传承也只有在创新中传承。没有创新就会“失传”。年轻人天生具有反权威的特点。问题在于反权威之后的权威构建。要形成让人认可的权威，非一朝一夕之功。
人的认识来自于经验，经验来自于经历。我过去对老前辈的话也不太能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才逐渐体会到前人的许多话对于学术人生是有益的。
谢谢大家，相信各位交流收获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