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的田野”，为人类学从古典转向现代、从思辨走向科学奠定了基础、敞开了大门，形成了具有社会功能作用的“文化科学”。“田野”从与民族志撰写结为“姻亲”时起，就受到不同类型政府的支持甚至资助，“文化科学”的直接结果具有供给政府部门决策之公共功能，这是“田野”致力于政策科学的内在本能驱动之结果。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的社会公共性激活了“公共人类学”“人民的人类学”等的政治禀赋；另一方面，在政治学领域，“田野政治学”回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第四次浪潮发展的时代需要，提供了解决“有政治无政治学”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田野；文化科学；政策科学；政治科学；田野政治学
一、导语：“有政治无政治学”？
二、“田野”发源于“文化科学”
三、“田野”致力于政策科学
四、“田野” 终其于政治科学
五、结语：对“田野”的反思
一、导语：“有政治无政治学”？
政治学是对政治现象的知识系统化和学科化的结果，它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两种思路与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的“逻辑与观察”——“科学的两大支柱”——可以获得“可检验的”的“科学的陈述”，则属政治科学范畴。有学者针对政治科学与政治现象割裂的状况指出，“就政治学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概在于论者所提及的“政治学”，特指“政治科学”。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采信“政治科学”这一学术工具不过40多年时间，如何改变“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田野政治学”或许是具有针对性、探索性的中国解决方案。为此，立足“田野” (fieldwork)这个“现代人类学的基石”，或能揭示“田野”与“政治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拓展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的新境界。
二、“田野”发源于“文化科学”
(一)“田野”与人类学的“联姻”
“田野”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指代乡土农庄等的地域性名词，但在学术界，它又被修辞比拟为一种亲身实证的研究方法论，成为人类学登上“文化科学”殿堂的重要基石——“田野”与“文化科学”之间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在源头上，是人类学主动采信了“田野”的原理与方法，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类似结为“一家”的“姻亲”关系。“田野”作为人类学的学术工具，发轫于19世纪末的英国。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 T. Tylor)，作为古典人类学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在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后，有感于该书中实证性不足、科学性缺乏，遂于1874年积极参与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编撰出版的第一版《人类学笔记与问询》，开始探索相对于古典人类学而言具有实证元素的“科学的人类学”，“田野”由此进入到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学术视野。
从19 世纪中后叶人类学确立了独立学科地位，到20世纪初期以前，人类学的民族志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分析工作是彼此分离的，“两张皮”的现象是当时的常态。早期古典人类学家中，除摩尔根(L.H.Morgan)曾长期深入实地调查易洛魁人群以外，绝大多数人都类似泰勒、弗雷泽(J. G. Frazer)等，是“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即通过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手资料进行选择性整理和分析利用，然后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来揣测历史事件。
19世纪末，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 U. Boas)首先在巴芬兰和英属哥伦比亚领导了一次人类学意义上的探险活动。几乎同时期，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C. Haddon)、里弗斯(W.H.R.Rivers)、塞里格曼(C. Seligman)等也开始走出书斋，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亚同伊里安岛之间)一带实地考察土著部落人群，最后陆续形成了6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但是，他们的调查工作大多在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的帮助下，“造访一个广大地区上的许多部落，以期划出分布图和指明有待调查的问题”。这些材料不少内容来自传说或转录的文字资料，或者对特别挑选的“好的报道人”进行较短时间的、正式的、有偿的访谈记录，或者“根据所绘分布图来判断有待调查的问题”。这种做法虽然相对于古典人类学来说有了实证因素——为人类学走向“田野”调查积累了素材、树立了标杆，但仍没有达到田野调查所需要的科学性、全面性和整体性。这些不同于往常“摇椅式”人类学家的文化研究，标志着人类学从过去依赖于道听途说他人经历、寻章摘句他人书信记载或者翻译等间接方式，开始转向亲身前往、实地访谈等直接方式。里弗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呼吁人类学从业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自己的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方式初步形成，即所谓“深度田野工作”：“在某个社区或400－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他把这种研究方法、总体思路、工作原则和注意事项等建议，补充到1912 年第四版的《人类学笔记与问询》中。这种“田野”调查方法，“在科学上有质的差异。而正是这个差异把这门学科推进了一个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当属马林诺夫斯基(B. K.Malinowski)。由于一战爆发等原因，他被困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ands)一带地区，借机开展了两年多时间的规范“田野”调查。这期间，他携带着人类学“圣经”《人类学笔记与问询》，作为其“田野”调查的行动指南，其结果是把“田野”调查与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熔为一炉”，开创了现代人类学及“科学民族志”——“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的新篇章。“田野”是人类学从古典抽象到现代科学转型的奠基石和催化剂，具有实证科学意义的现代人类学——“文化科学”——诞生了。
(二)“人类学的田野”之纠缠
人类学者把“田野”视为自己的职业“成人礼”，无论所面对“他者”“异文化”有多么复杂甚至充满危险，都不会轻易放弃。“田野工作固然有其困难甚至痛苦的一面，但是其职业性的乐趣却是外人所难以想到的。”人类学由此真正走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并从片面地追逐生物性、物质性的“体质科学”研究华丽转向探索功能结构主义的“文化科学”研究。
最初，“田野”内涵就是其字面意思。“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抑或‘荒野’等地方去，或许是被耕种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自然不会太远离自然。”但现代人类学“田野”的外延与象征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是指不受任何限制的某个特定空间与时间，其间充满的是作为特定人群——“他者”的生长、共享与延续的生活方式。“田野工作对人类学的重要性，就像殉教者的鲜血对教会的重要性一样。”人类学打上现代科学的“烙印”，首当其冲的就是“田野”调查——这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定位。人类学从业者在“田野”方面无疑受到研究者主观性和人类学知识相对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考量甚至质疑。但是，无论是阐释人类学的“文化解释”也好，还是后现代人类学的“写文化”也罢，人类学的奠基石仍然是“田野”调查方法论。离开这一“定海神针”，以“文化科学”为己任的现代人类学就会失去根基。
在二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人类学科学化的探索上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都秉承《人类学笔记与问询》规范的“田野”方法论，这与“背包客”游走四方实地采风、抑或其他学科甚至特定机关组织开展的社会调查等活动，形相似但质有别。“在科学的处理中，科学训练的意识会沿着真正相关的路线、朝着具有真正重要的目标推进调查。”正是严格规范的“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从业者自觉遵守的行业“铁律”和职业“操守”。
科学实证的“基因”终究注入人类学的学科血脉里，竟慢慢演化和内嵌为人类学学科排他性的自有“专利”。由此产生一个有趣的话题：人类学学科源于《人类学笔记与问询》指导下的“田野”方法论——“人类学的田野”——近百年以来学者们不断从种种方面对此加以解释并凝固化与“规范”化，如今几乎约定俗成为该学科整体知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无论人类学学科还是其他科学领域，自然地把“田野”视为人类学学科的“专利”和“发明”。“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即便是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也只能以“借鉴”“学习”的态度来“借用”这一早已普及推广的“田野”调查方法论。
三、“田野”致力于政策科学
(一)“田野”的社会公共性
当人们走出“自我”的“精神城堡”，步入到“他者”的空间时，自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与信息交换，由此，公共性取代了原有的私域性。“人类学研究的每一项计划都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接受公共领域”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人类学范式下的“田野”调查，不仅具有亲身实践的科学性，更具有整合主体与客体双向关系并重构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性。的确，在“他者”“异文化”的区隔作用下，人类学家引导人们开始了对“自我”的反思与批评——这正是人类学具有“启蒙”作用的公共精神所在。
在20世纪末到一战时期，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官方背景下参与了对北美印第安人等从属殖民地的“田野”调查活动，“被雇用提供信息和分析，政府官员用来形成政策和设计实施政策的程序”。早期功能主义学派的文化人类学从业者，大多获得了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支持甚至经济资助，主要原因即在于其从事“田野”调查的结果，客观效果上能够直接为殖民地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田野”调查在现代人类学的最早时期，其社会公共性就表现为受宗主国或者殖民政府的委托与资助，并直接为其提供可供决策的政策信息，这些人类学家有时被尊称为“政府人类学家”甚至“政府工作人员或顾问”等。“‘政府人类学家’的职位是英国殖民地的标准职位；法国建立了研究中心，资助具有应用意义的‘田野’研究；加拿大和美国政府有人类学家作为工作人员或顾问；至少在美国托管地Pacifo群岛的一个例子中，人类学家被指派直接行政责任，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分析执行政策。”不过令人诧异的是，早期人类学家常常很不乐意充分展示这种“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学术背景，甚至不屑于在自己的民族志撰写中对其研究工作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做出过多美誉。“人类学家很少正式地谈到公共管理，尽管他们的很多材料都是相关的。”即使是偶尔提及，多半是以怀疑、批评甚至反对政府官方意图等反叛形象出现，以突出自身“田野”调查的独立性、客观性、真实性、纯粹性。
不过，时过境迁，随着全球泛化且现代社会政府职能与国家治理的全面介入，越来越需要人类学“田野”调查参与和应用到公共领域。人类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过去那种刻意突出“文化相对性”、标榜“价值中立”的现实回避立场，业已产生变化。以“科学民族志”为己任的现代人类学面世以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文化科学”为指向，主动或被动地、自觉或不自觉地直面社会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深深触碰到“自我”与“他者”互构的全部公共领域。“政策科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试图运用自己的智慧发出这样的挑战：人类能够有效地控制并塑造自己的未来。”众所周知，实践总是先于概念、范畴、逻辑等理论建构，“田野”调查的公共性所蕴含的咨政与决策功能，要远远早于公共管理学科于20世纪中叶才正式提出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范畴，政策科学本身在人类社会公共管理漫长岁月中也经历了从“拍脑袋”决策到科学决策的演绎过程。从现代人类学的发展史我们看到，“田野”是具有巨大实用价值和决策价值的科学方法论，能够对未知的事物做出预测，并提供政策咨询和制定决策的依据和信心。“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物质世界的‘物’而是‘人’”，“田野”调查的对象与政策科学的对象都聚焦于社会人，两者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即社会公共性。正是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化，完全有必要融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学领域的“田野”调查，生来就与政策科学甚至政治目标具有天然的联结“脐带”。人类学从古典转型为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从各种类型的官方政府获得支持甚至资助，一方面完成对“他者”的观察与逻辑思考，另一方面把这些“田野”调查结果回馈给政府以供其决策并实现政治目标。也就是说，“虽然人类学家认为自己是客观的科学家，但是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往往把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视为与顾问无异”。毫无疑问，“田野”功能的有效性，在于科学决策；而公共领域里的“田野”，能够直接服务于公共政策。正因为“田野”本身特定的决策科学功能性，“田野调查方法也绝不是人类学的独创，而是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文化科学”自然能够逾越出现代人类学的初始学科与发轫领域，逐步被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效仿和复制。“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着普遍但往往是间接的作用。人类学家在研究全球化、国家、政治、发展和精英等课题时，发现了公共政策在他们研究中的中心地位。”换言之，随着后续公共政策与政治科学等学科的日趋完善，这些最具社会实践性质的社会科学所日趋广泛应用的实地调查方法，在不断借鉴甚至“拿来”“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论加以消化与改造的过程中，能否被视为是“人类学的田野”正在融入甚至回归到政策科学与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本位的发展？同理，政策科学与政治科学等其他具有突出社会实践功能作用的学科，是否同样也具有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论一脉相承的内在规定性？在政策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基于“逻辑与观察”之上的广泛存在、源远流长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是否与“人类学的田野”具有本质上的内在同一性？在学科发展日益专业又同时日趋融合的全新格局下，学界有必要明确并澄清，“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文化科学”的“基因”元素——“人类学的田野”——是否一样内嵌于政策科学与政治科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生命胚芽与成长全程中？
(二)“田野”与公共人类学
从学科特质而言，“人类学从来都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维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大力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现实政治之中，相对于早期西方人类学多应用在殖民行政的传统，主张“中国应在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近些年，“人民的人类学”思想正在转化与发酵，并汇入了人类学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 变革运动——甚至可以称之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相对于从古典到现代转型“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二次革命”。“公共人类学的目的是探索这些(公共)领域，并为实现这些(公共)领域的目标提供人类学视角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方案。”人类学界开始觉醒，源于“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知识应当应用于服务公共利益，它不是一朵单纯的“自娱自乐”的观念之花。
从事“田野”调查，直面鲜活人生，任何一个人类学学者都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活力，都会觉悟出灵魂的善良与纯洁；即便是在早期殖民政府资助下，他们也能够秉持公正、匡扶正义，不甘作殖民者的“传声筒”。“我曾经以一些人类学家的喜好来看待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他们明确表示不喜欢殖民主义。”文化人类学从业者基于道义与专业等原因，在主观上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与精神追求。“人类学的田野”早已开始也必然转向“人民的人类学”——其服务和致力于公共事务的本质特征日益彰显。“当他们(人类学家)从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一个政府的特点是笨拙、野蛮、误解、失败和不恰当的计划时，这种不耐烦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敌意。既然这些事情伤害了人类学家的朋友和伙伴，既然这些事情会对一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人类学家很快就采取了人民捍卫者的态度。”费孝通所提倡建立的“人民的人类学”是与西方早期“殖民的人类学”相对立的新概念。“人类学由曾经为那些屠杀、欺侮、剥削、压迫各殖民地人民的暴主们提供理论根据的人类学开始转变成为一门为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世界，为各族人民发展进步而服务的学科。”他强调“人的研究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具有不同于源于西方人类学的中国“新质”。
四、“田野” 终其于政治科学
(一)“田野”与人类学政治化
在前瞻性的观点中，威尔纳(Willner)以批判性的问题拉开了以人类学与政治学为主题的1977年休斯顿AAA世界人类学研讨会的序幕。这些问题即“人类学可以在更多的领域提供与政治相关的知识吗？人类学者们能否决定决策者对这些知识的认知？”现代人类学从“田野”调查及“科学民族志”出发，历经约四十多年之后反过来对科学主义倾向发起了反思与批判，并从符号与文化意义的角度，重新回到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哲学的终极目标。“虽然科学的‘田野’工作要从殖民制度中分离出来，宣称政治无涉，但这种田野工作与殖民制度的分离目前依然被质疑并且随着反殖民运动而被重新界定。”不仅如此，人类学挟裹后现代主义的“袪魅”思潮——正是“田野”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糅合与演进——在20世纪后期从文化多元与文化宽容的民主政治维度，运用民族志“多声道”表达，和“写文化”平等对话手法，为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涂抹上一道绚丽迷人的民主风采。“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基于“田野”的“接地气”特征，“对于研究基层政治过程的动力，民族志的方法仍然是根本性的方法”，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发挥出公共治理的政治作用。
“田野”调查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特征，决不能满足于“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一方面，“田野”调查对于从事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的专业工作人员和理论研究人员而言，“如果不与人民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就不能期望获得准确的信息”，只有扎实准确的实践知识能够使他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诸种复杂问题时，产生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信心和自由。另一方面，“田野”调查具有通过“他者”透视“自我”的反思功能。在政治与行政的过程中，“田野”调查能让施政者从真实客观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群众的切身要求中，检视公共治理的不足与缺失，通过“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做到不断调整政策以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公共利益需求。人类学界的“公共人类学”思潮有意回归到公共治理与政治发展的时空，努力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田野”调查者积极倡导“参与到世界中，关注的问题应该面向更加广泛的公众”，而且也努力影响甚至变革“他者”的生活世界。这正是“田野”调查所肩负的政治治理责任。
(二)“田野”与“田野政治学”
政治学是有关政治的一门学科，政治作为一个学科范畴，是有关共同体内关于不同利益的分配与落实的过程与结果。政治学界也从自身学科研究的经验做法中逐步领悟和感受，“当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从制度和价值层面来考虑人的政治生活的建构与发展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提醒我们必须从实实在在的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去认识和把握政治生活本身”。因此政治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或者从理论角度或者从实证角度，探讨共同体主体——人——的幸福生活。一句话，它是旨在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一门学科。“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毫无疑问，政治的伟力在于民众，它深耕于“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朴素思想。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田野”调查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两者具有异曲同工、本质同一的内在规定性——即“田野”调查致力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
徐勇倡导的“田野政治学”依托的研发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它于2018年“加挂”了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牌子，是所谓“中农－政科院”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新型机构。该机构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先有《中国农村研究》，后有《政治科学研究》等重要集刊。这些变动历程，呈现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的一个清晰思路：“田野政治学”始于农村研究，但不止于农村，现在正演化为政治科学研究——即政治学科学化研究；“田野政治学”，始于特殊研究场域——农村田野，但正在升华为政治科学方法论——“田野”方法论(methodological fieldwork)。
“田野政治学”扬弃了自文艺复兴起所呈现出的历史比较主义、法律制度主义、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等政治科学三次浪潮的传统，开启了政治学科学化的第四次浪潮。“田野”的场域性与方法论意义一分为二——作为场域的田野与作为方法论的“田野”；“田野政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合二为一——从场域走向方法论。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与“乡土中国”的中国国情基本相符，也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逻辑——即在内涵方面从“非文明”“非中心”的特定场域迈向外延方面具有通识性普遍性的方法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和完美的契合性。“田野政治学”范式确立了理论预设、科学规范(现场主义等逻辑、准则和程序)、双性互融(历时性和共时性)、理论提升等自身学科基质。“田野政治学”体现了“田野”调查具有政治科学方法论的终极意义，它汲取了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的强调个体行为与个案研究，和法律制度主义的强调合法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以及历史比较主义的强调事件所处历史文化与时空研究等三种不同优势，并克服了以上三种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各自不足，形成了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互补、个案与制度互衬三位一体的新型“田野学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问题意识主导下，“田野政治学”呼应了西方政治科学突出强调的运用“田野”调查来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论思潮，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政治学科学化大方向。另一方面，“田野政治学”从学术分析维度进一步传承与弘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观。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把“田野”调查方法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的是恩格斯。他于1845年出版的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他在英国自家工厂实实在在地做了两年多时间“田野”调查后形成的科学结论。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第一个把“田野”调查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的是毛泽东。他自20世纪20年代末代起、特别是30年代初中期，在炮火纷飞的严峻时刻，为了寻求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社会的棘手问题，他自觉开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1927年3月)、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调查工作，这些调查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实践基础。迄今为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实行“蹲点调研”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所独创的“田野调查”制度，是确保党的思想路线、干部路线、工作路线能够落到实处的政治制度。“蹲点调研”并不仅仅指身处“他者”文化的空间与语境——这只是践行“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钻到当地人心中，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同他生活的关系，以认清他对所处世界的看法”。这就是“田野”调查内嵌的方法论——它不仅仅适用于人类学来研究“文化科学”，同样也适用于所有特定研究领域来研究广泛丰富的社会实践——以有效杜绝“盆景式”“作秀式”等各种华而不实的社会调查。
无须罗列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同时学界也逐步澄清并勇于坦承，“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确不是人类学单一学科的独创。相反，它是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部分——尽管人类学在从古典范式脱胎出现代范式的“裂变”过程中表现得显著有效。总之，“田野”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仅能够连接“自我”与“他者”的时空通道，还能够有效缩短甚至消除“本我”与“他我”之间相分离的文化距离。作为“局外人”的“本我”，与作为“局内人”的“他我”一样，都存在彼此认识、相互包容等方面的心理困境与智识障碍。即存在局外人(“本我”)有“进不去”的问题，而局内人(“他我”)有“出不来”等弊端。归根结底，这是自身文化的“区隔”效应，也是“文化科学”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所在。正因为此，政治科学不是局限于研究特定的“田野”，而是在特定的“田野”时空中推演人生政治的意义与符号。
五、结语：对“田野”的反思
在当今学术界，“田野”调查已经成为一种显学的方法论。但“田野”究竟为何物？在学术上如何界定与规范？目前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田野”调查这一“文化科学”的基因，除了它的外来含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称为人类学方法的核心。有学者从空间、知识和主客体等三方面进行了界定，一是远离家乡，二是文化优势，三是“他者”的建构等。马氏门派的杰出传人利奇(E.R.Leach)曾归纳“田野”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观察、访谈和记录，三是学习运用“土著”语言，四是理论预设等。总之，无论是什么学科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在提到“田野”调查这个专业名词时，总会想到亲身前赴当地开展深入实地的研究，强调以参与当地生活等方式开展对“他者”的观察、思考与建构。在脱嵌部落、村庄等原初地域时空之余，“田野”也同样发生了“内卷”现象。“田野本身是与特定空间工作的精神想象相关的。当一个人说他要去作田野调查时，他本身就在通过身体实践，以外部或内部人的身份在构建精神影像。” “田野”调查对所有从事实地考察和逻辑思考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神奇的词，它唤起了“遥远”和“不同”的感觉。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不同“田野”调查体验，更有对“田野”调查的不同规范甚至定义。至少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还难以形成完全的共识与共同的标准。“没有给定的田野定义，田野必须在实践当中，通过参加具体的社会空间和互动旅行才能知晓。” 即使是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仅从过往人类学者的经典作品来看，虽然其研究范围远远突破了非制度、非国家、非正式等传统研究的时空局限，但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田野”定义与解说也让人莫衷一是、难辨是非。“鉴于田野调查与其殖民的和帝国的过去的关系，必须反思它的存在和价值；必须反思它的未来。”“反思”这一主题贯穿着“田野”调查中认识社会公共性与正当性的全过程，既有对研究对象“他者”的反思，也有对研究者“自我”的批判。这一点，在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等方面，在公权力与社会权利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紧迫。
因此，现在明确提出并拓展“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与范畴，就是为把“田野”调查与政治现象结合起来的这一极为普遍但又学出多门、门派林立、各执一词的学术常态做一个归纳与总结。把“田野”调查与政治现象研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业已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主要学术领域中极为普遍的做法。换言之，凡是用“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的学术活动，都可以在“田野政治学”范式下找到自己的学术归宿和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幸事，也是政治学科学化第四次浪潮的预兆与期许。“田野政治学”，既不同于西方政治科学的学术话语，也不同于西方政治人类学有关非制度、非国家，纯粹发现和比较“异文化”等旨趣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思想基础，以唯物主义实践观为政治基础而产生的“田野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从学术化角度阐释并实践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有效破解“有政治而无政治学”之悖论提供了中国方案。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