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赵汀阳的漫画颇为幸福，读赵汀阳的文章则苦乐参半。比如读他的《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就是这种混合感受：看到他把自由定义为“人的一种存在论状况”，是快乐的；看到他否认自由是“一种价值”，则是痛苦的。在我看来，自由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价值，或者说，自由是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状态。如果自由不是一种价值，怎么会有裴多菲的那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诗人法学家朱苏力看来，这首诗可非同小可，“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比不上它（《〈自由秩序原理〉读书笔记》）。中国现在流行一种鸵鸟学术，常常顾头不顾屁股。

不过，说自由是一种存在状态确实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尽管关于自由的这种存在论定义不是赵汀阳首创的。自由是一种存在状态，但不是一种“实然”状态，而是一种“应然”状态。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前半句说的是应然：生而自由；后半句说的是实然：在枷锁中。他写那本《社会契约论》，就是想让实然的枷锁社会过渡到应然的自由社会。自由既然是一种“应然”状态，就必然包含着价值追求，赵汀阳否认自由是一种价值，而又称赞卢梭的上述论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自由作为一种“应然”状态，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陌生，它包含在道家学派的全部经典中。在老子那里，这种状态叫“无为”，在庄子那里，这种状态叫“逍遥”。以我的陋见，“无为”，“逍遥”和“自由”表达的是同一种状态，只不过所使用的与思维相对应的语言不同。老子使用的是“悟性语言”，庄子使用的是“感性语言”，西方哲学家描述自由状态时用的是“理性语言”。

思维决定语言形式，有如温度决定水的形态。老子的思维方式是悟性思维方式，他采纳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悟性的。悟性思维是一种与“为学”相反的思维方式，老子称其为“为道”。为学思维是一种加法思维（“为学日益”），为道思维则是一种减法思维（“为道日损”），也是一种不确定性思维。他对理想存在状态的描述用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减法方式：作为存在者，既不能受自己欲望的控制——无欲（“罪莫大于可欲”），也不能受自己才能的束缚——无用（“无之以为用”），还不能受物的束缚——无物（“金玉满室，莫之能守”），做到这“三无”就是“无为”。无为作为一种个体存在状态是无以名状的，“忽兮若晦，飘兮若无所止”；但作为一种政治状态，就是侯王无为，让“万物自化”，“天下自正”（第32章），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不折腾”，“治大国若烹小鲜”。达到这种无为存在状态，存在者就具有了“无不为”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自由。

庄子是一个以文学为表达方式的哲学家，他希望思想可以被触摸，而不是在思维的幽冥之处飘忽不定。他所能想象的理想存在状态，就是在海为鲲在天为鹏的那种神物的存在状态：“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这写的就是大鹏的“逍遥”，这是一种没有羁绊、没有牵挂、没有障碍的自由飞翔的感觉，只有这样的飞翔，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把这种境界引入人生，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将其引入政治，就是“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显然，逍遥，就是这样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由感。

西方哲学崇尚的是理性表达方式，理性表达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确定性。说到自由，首先要给自由下一个定义，接着要问，你所指的是哪种自由：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是择业自由，还是迁徙自由；是性爱自由，还是言论自由……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虽然也有漫长的道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史上，它只在政策层面取得过辉煌成就，比如汉唐初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却从未在制度建构上有所作为。对此，需要一个解释，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

2006-10-1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