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总要遭遇几个忧郁期，正如再粗再高的大树也会有几个结疤。我最早被忧郁症盯上，是一九五八年，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上。那年，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祖父去世；二是大饥荒随着大跃进悄悄袭来；三是我左大腿根生了一个毒疮，红肿高大，疼痛难挨，无法行走，只能卧床。
在我家里，祖父是最有学问的，他是长子，曾祖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供他读书；父亲学问次之，只念到十六岁，曾祖父过世，他成了家里主要劳力；长兄学问逊于祖父而胜于父亲，书法尤佳。
我从小跟祖父生活，祖父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我为人处事的偶像。举一例，一年冬天，下雪，他清早穿着祖母新做的棉裤出外办事，晚间回来，只穿了一条短裤，祖母问他棉裤哪里去了。祖父说，路上看见一个穷人，冻得发抖，他就把棉裤脱给人家了。
再举一件小事，刚上学堂那会，不少同学有笔记本，我没有。祖父上街买回一张白光纸，让我按照笔记本的尺寸，裁开，拿针线装订成册。我嫌土，丢人，一气之下，把它撕成两半，扔到地上。祖父弯腰将撕破的纸捡起，摊到桌上，左叠过来，右叠过去，然后，拿小刀裁成大小尽量一致的方块，又用针线订好。
那其间，那之后，祖父一句也没有批评我。我却是面红耳赤，惭愧之极，如冬日饮冷水，滴滴在心头。《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是白念了，白背了。事后想起，及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追忆起，仍对祖父怀着深深的内疚(自那以后，我在物质上从不与流俗攀比，祖父无言的教诲，远比那些圣贤苍白空洞的说教更有力）。
小学功课简单，用不着使力，对付着就成。小学毕业，我门门功课五分（五分制）。升初中（射阳县初级中学），遇到第一次考验，全班五十多人，仅考取五个，分别是胡礼仁、曹如璧、郭本富、童艾培（女），和我。发榜那天，班主任耿啸天老师上门报喜。祖父比我还高兴，他随即上街买了一个带红十字的小木箱，是乡镇卫生员常背的那种，说是给我当书箱。沿途不断跟熟识的街坊打招呼，说：“我孙子考上秀才了！”
五八年初夏，祖父不幸病逝。祖父是家里的“主学派”，坚决支持我念书。祖父一死，“主工派”抬头，以哥嫂、姐夫为代表。此处的“工”，不是工人的工，也不是现在讲的工作的工，简言之，就是回家干活。父亲是无可无不可，母亲呢，想让我念，但她没有财权，爱莫能助。
到了深秋，大跃进隐隐让人感到了大不妙，一方面是高产卫星满天飞，一方面是人人都在勒紧裤腰带，粮食越来越少，红薯、胡萝卜、豆饼、野菜唱起主角。“风水”属于封建迷信，理所当然地遭到取缔。父兄改行搞副业。母亲整夜整夜地扎条帚，一把仅赚几分钱。生活跌落谷底，生存成了头等大事，“主工派”把矛头指向我，说长这么大了，念什么“倒头”书，初中还要两年，高中还要三年，大学还不知要念多少年，有什么指望，不如早早退学，好歹能帮家里做点事。
形势如此严峻，偏生又害了毒疮，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敷贴膏药无数，全不见效，请镇上的医生来家做手术，说是痈，没有熟透，不敢动刀。
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忧郁症便乘虚而入。
母亲爱子心切，到处寻医问药，一天，她请来一位道士，形容打扮，与农民无异。道士看了看毒疮，又看了看房里房外，说了一些神神叨叨的话。大意，我是被什么什么阴魂缠上了，现在请它走开。我对这种话，自然不信。病就是病，说这种鬼话有什么用。但见道士让母亲倒了半碗开水，拿出自备的纸笔，画了一道符，点燃烧了，将灰烬撒在碗里，拿筷子搅和搅和，让我喝下。
嘱咐，睡一觉，就没事了。
喝罢，我遵嘱睡了一觉，也没多久，顶多一个时辰，醒来，咦，不痛了！试着下地走几步，一点不碍事。再看毒疮，居然消了，没见流脓，仅是裤子沾了一点水，若不是患处留下一个绿豆大的收口，几乎看不出痕迹。
一场大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化解了。
这件事，六十年来，一直搁在心头。我无法解释。讲迷信，说是符的灵验，可符为什么会有这种灵验？讲科学，说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能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以宇宙之大，之古，之玄奥，之无解，我无法排除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每个人向前走。
那就是命运了。
世间万物各有其命运，地球也有其命运，宇宙也有其命运。
从此对世间万物，尤其是大自然，多了一层敬畏。
病好了，退学似乎既成事实，事先并没有向学校请假，学校也没来人过问。“主工派”认为这是天意，这下你好死了读书的心，留在家里干活。
茫然。痛苦。
按我的底子，重回课堂，补上拉下的课，不成问题。
可我身体还虚，家里又面临揭不开锅，再说，我也不知道学校还要不要我。
正巧这时，班主任季汉田老师登门家访。我看到老师，失落，伤心，绝望，一起涌上心头。但喉咙紧锁，一句也吐不出，遂伏在桌上，放声大哭。季老师问明了情况，检讨自己失误，这么长时间，也没来看望。末了，对我母亲说，毓方成绩不错，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证明他还想念书，这样吧，我回去开一个休学证明，这学期就在家里休养，明年秋天再去复学。
季老师挽救了我，我一辈子都记着他的大恩。
有了复学的指望，我开始重新规划未来。
在这次病倒之前，我揣着两个梦想：一是想当运动员，我练的是三级跳和标枪，冷门；二是想当画家。这不是成人的择业概念，而是一个拔节生长中的少年对世界的拥抱，是一身骚动不安的精力在寻找释放的渠道。说来也是应运而生，因地制宜。家里养兔子，我放学回来负责挑兔草，这是件惬意的活，就是要多跑路，多弯腰，野地土质松软，沟呀渠呀特别的多，设想自己就是古代的侠客，一纵身就能上房，一跨步就能越沟。而夕阳西下，四顾无人，手里有一杆标枪（自制的），就多了一分胆量，想像它就是张飞的丈八长矛，赵云的亮银枪，助跑，交叉步，急停，返身展臂引枪，迅速向前方掷去——掷到哪儿，就在哪儿挑草。说到绘画嘛，从小描惯了《芥子园画谱》《麻姑献寿》《钟馗捉鬼》，偶尔看到伊利亚·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顿时被震撼了，震撼了又鼓舞了，说干就干，改水墨水彩为油画。搞不来画布，就用马粪纸代，买不起全部颜料，就使用红黄蓝三色。现在呢，这一病，加上吃不饱饭，走路都费劲，运动的事，只好拜拜。油画成本太高，又没老师教，我深知无师之徒折腾不出名堂，也只好放弃。
一天，从县图书馆借回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一读之下，大为倾心。我看到郭沫若也曾有过青春的忧郁，和“拔剑四顾心茫然”那种志士的悲痛，最终，他是通过狂飙突进的新诗，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比如他的《天狗》：
一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二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三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四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还有他的《欲海》《立在地球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匪徒颂》《凤凰涅盘》等等，使我的胸襟为之大开，视线越过小镇，越过县省，越过邦国，仿佛一个初生的婴儿，站在了云头看世界。我感到我也要在我的神经上飞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我也要像郭沫若那样，在苦闷中涅盘，高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文学。
图书馆的书，每次只能借一本，我是速战速决，拿到手就看，见到美文佳句就抄，隔天，最多是隔两天缴回重借。内容，起于诗，从郭沫若跳到普希金，转而拜伦、歌德、雪莱、惠特曼、泰戈尔，再回到屈原、李白、苏东坡。渐渐转到小说，从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读起，一直读到马克吐温、狄更斯、儒勒凡尔纳等等。巴金、茅盾的小说也看，但提不起劲，我那时特别喜欢看外国小说，觉得异域风物人事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说不出的向往。现在想来，这是人性，人都是好高骛远，喜新厌旧。但归结到政治，却是不合时宜，那时闭关锁国，眼睛盯着国外望，就有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
最憋屈的记忆：家里人口多，房屋少，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读书，也不可得。我看中了人家堆在西河沿的芦苇垛，是那种芟光苇叶的苇秆，用草绳捆好，码得高高低低，形如起伏的峰峦。我给它们动了个小手术，选择中间最凹的地方，从底部抽走若干捆，搁到一侧的顶端，使凹处更凹，高处更高，构成一个隐蔽的峡谷——正好拿它作了天然的书斋。苇垛的主人听之任之，他一定在暗中注视过我，觉得只是挪动了几捆苇秆的位置，于他并无任何损失。我则像农民下地、工人上班，每天背了书包，按时到那儿自修。一日，正在其间耽读惠特曼的《草叶集》，大概这书名讨厌，犯了苇秆的忌，触动它们“落叶饶秋恨，鸣蛩减夜眠”的离愁，突然，哗啦一响，那被我垒得高高的苇捆挨次砸下，我躲避不及，险险乎被砸晕。
最浪漫的记忆：冬日，月色如银的晚上，我挟了一本唐诗，徘徊在收获后的棉田，边背诵，边孤芳自赏。有意放开喉咙，潜意识里，仿佛是要背给清风听，背给明月听，背给深藏在清风明月里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们听，当然，我嘴上不会承认，但对语言的魔力又笃信无疑，否则，你想，那些信徒们诚惶诚恐的祷告又说给谁听。有时遇到忘句，卡了壳，赶忙从衣兜掏出一面小圆镜，对着月亮，把光线反射到书本上。记得有一次掀开书页，月光聚焦之处，正好是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木工师傅懂得，树干结疤的地方，也是它通体最坚硬的地方。我的人生在初二阶段结了一个大疤，在余下的中学岁月，校内校外，每当和原来同班而现在高我一级的同学走碰面，我总为自己的留级生身份羞愧，感到矮人一头。这种动不动就冒出来的自卑感，直到那一届同学高中毕业，离开校园，各奔前程，我也升入高三，才烟消云散。老来回顾，那个倒霉的结疤，其实是生命的重新规整。海明威说得好：“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人生最负气也是最反败为胜的收获，是退一步，进两步。试想，我后来选择文科，并能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脱不了它种下的因。现在，不，将来，倘若有幸在文学这座殿堂之外，在离它不算太远的地方，充当一块小小的指路牌，则欹欤盛哉！欹欤盛哉！——仔细推究起来，也定然得力于那处结疤在远年的支撑。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