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不仅仅是受了西方那几部《忏悔录》的影响，我觉得一个人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其意义不完全在自身灵魂的扣问与活之坦然，作为文字记载，重在对后世的心向的启迪。瞿秋白的《历史的误会》就是这样一篇具“一个人真实意义”的文章。
——在我心目中，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篇奇文，可称之“现代离骚”。
古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设想一下，秋白先生在面临被处死，连能吃上一口豆腐都大发感喟说“中国的豆腐真好吃”的时际，他在反思自己几十年生命之时，其言其文能不“善”嘛。何况他本来就不是赳赳武夫，他文学素养是那么高超，他的心灵那么优美纤细，他出身世家自带高贵气质。且他已不再是狂热的五四青年了，他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着旁观透僻的冷静——这是他有别于时代的其他同行者的罹难际遇换来的，是他生命里饱蕴的人文情愫的一种必然的宿求走势。由是，死亡成全了他可贵的笔墨。
——他，才真真配得上“杀身成仁”之谓。
我华族人原本不乏有骨气的文士，苏武文天祥也好，史可法夏完淳也罢，都是孟夫子三条“人格审美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履行者；且把信念与人生执著化——为“照汗青”而“留丹心”。然秋白先生还不同，他是现代人，对人生对社会有旷达并能内敛的思辨；既能慷慨赴死又肯真诚地倾诉自我心识。就这意义说，他的死他的笔墨已超越时代和他所处的现实；他那充满伤情的的灵犀，挣脱眼前的泥泞，穿越漫空的愁云缓缓延伸向来世、延伸向了我们后辈的思想领域，向我们诉说着。
其实，秋白内心的孤独难以言说。他开始就写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1——这真真就跟数千年前那位站在田野里，望着遍野的小米高粱而莫名怅惘的远古哲人，融为一体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民族文化情怀的传承？然而，秋白的这种情怀肯定与他投身的武民运动，不相宜。这怕也是所有心底纯真、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文化人与带目的性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质的冲突——或蜕变自身或清醒后毅然离去。
——秋白正是临此当儿遇难的。由是，他也才能写出如此景深的大文章。
我们设想，一个“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只身来京求学又身无分的文学青年，进了一家“不要学费”的“俄文专修馆”是怎样的一种现实情势和生命况味？要知道，那正是全世界都为之动荡的1917年呀。而这个青年当时只想“将来谋一碗饭吃”。于是，他接触《新青年》《新社会》向往“新国家”、参予“五四”并成为“俄文专修馆总代表之一”，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他也就有了去俄国的契机，有了给陈独秀当翻译的机缘。然而这时，他也愀然明悉了一个事实——向往钻研俄罗斯文学与仿俄在华闹革命，是冰炭不融的。只是，这时他在“形格势禁”（请注意：秋白两次用到这个词汇）中，已身不由己。于是乎到了中国那躁动的1927年，“历史的误会”更显吊诡——他居然在一场大病之后，当上了毫不懂军事的“总书记”。用他的话说，因为他“偷得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而这时，他那“心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脾气”，就无可避免地要跟“武民运动”要跟留苏帮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严重冲突起来——他也就无可避免地受批判、遭冷落、被遗弃——乃至可悲又很滑稽的落入敌手。
秋白称自己“根本上我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话再痛切不过了；还称自己是“戏子”，称自己的人生是“滑稽剧”——说“就是对之华（他爱人杨之华），我也只透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听，这是怎样的一种通灵与悖谬之间的、无法言表的心魂苦旅？尤其在总结一生、面对生命即将结束之际，这是怎样的一种回悔与自省。
谨此，这还不足以让后辈文化人在人生、信仰、社会这三维上有大警觉嘛。由是，透过秋白之文我也常常听到冥冥上苍传来的声声浩叹——抬头看，那是位白发苍苍的历史老人和另一位白发苍苍的文化老人在那里相对凝视，他们的叹息响彻整个中华大地……
——这也让我再次想到《马拉之死》这幅名画。
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患皮肤病，必须数小时在浴缸里水疗。他文笔如刀，遭到对立的吉伦特派深深忌恨，于是精心策划了这次谋杀——让一个保皇党女人夏洛特•科尔黛，谎称是共和党人的遗孀，有5个孩子——接近并剌杀了马拉。
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大卫正好是马拉的朋友，气愤填膺。在马拉遇害的三个月后，他画就了这幅既是缅怀亡友又具强烈喻世意味的名画《马拉之死》。画面上：马拉斜靠在浴缸里，血已染红那缸里的水和浴巾。他的头向后仰着，面上平静，睡去了一样的；一把血淋淋的匕首落在地上，而马拉那握着鹅毛笔的右手也相映成“趣”地垂落在离那匕首不远的地上。但他左手却捏着一张纸，上面清楚写着：“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娜•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不幸的，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马拉面前还放着一个临时拿来充当小桌用的旧木箱，放着墨水瓶和公文用纸。其中放在桌边上还有一张似乎将要跌落的便条，上面写着：“请把五个法郎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共和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啊，这是多么大的嘲讽。
那落在地上的匕首和触地的鹅毛笔，那死者与凶手的两张表达得十分清楚的字纸——既使这画的浅层解意准确无误——传递出马拉是被谁杀害的，是怎样被杀害的，同时她还具有一种深层面的具嘲讽意味的余韵。嘲讽什么呐？那就只能靠后辈读众来想象了——当时的雅各宾派无论如何拥有所谓的人民性正义性，最终还是失败了——先是拿破伦称帝把法国导入无休止的战争。尔后，是保皇党重新掌权执政……我这里不想讨论法国革命史。但要说，激进的事物最终总是要翻回头来重履历史安排好的脚步。只是这些激进者在当时却绝对的自以为是，总想用绝决之法重组社会，到头来却接受不了历史检验。
我实在不知这是不是一则规律？一则适于古今中外的事物规律？思来想去，韩非子的一句话落在我耳畔：“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善之吏”※2。
——由是，我似乎更困惑了。
※1 参见《诗经》“黍离”篇
※2 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