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秋七月”条，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与大臣赵普关于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则及其方法的对话，后人因这次对话发生于某个雪花纷飞的夜晚，故将它简要但又准确地概括为“雪夜对”。它生动地再现了宋初君臣统一全国的战略谋划，尤其是统一战争的战略方向选择的决策过程。

宋太祖在消灭了中原的主要军阀，解除禁军将帅兵权加强中央集权之后，内部基本稳定，开始着手统一战争的准备。

而要结局分裂割据的局面，摆在北宋君臣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换句话说是“先易后难”还是“先难后易”？据史载，赵匡胤为此颇费踌躇，并反复征询军界及政界的意见，迟迟未能做出决断。其实，赵宋建国前，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中，就胸怀统一中国之雄心。当时他就很佩服谋士王朴献给周世宗的《平边策》中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方针，所谓“攻取之道，必先其之易者”，即先并吞江南，再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后消灭北汉。

可惜，周世宗对战略目标缺乏坚持，在取得南唐国的江北之地后，便转锋北上，直指幽燕，后因中途患病才罢兵。而赵匡胤佩服王朴的才学，即帝位后，虽因王朴已经去世，但在制定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时，却始终受到王朴思想的影响。为了“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他多次召集大臣共议统一战争的方略。武胜节度使张永德得知宋太祖有先攻北汉的想法，曾提出北汉虽兵力不多，但战斗力强悍，加上与契丹为邻，宋军如攻打北汉，契丹为避免唇亡齿寒，一定会加以援助，这样宋军很不容易取胜。为长远计，只有每年多出游兵，破坏其农业生产，设法离间其与契丹关系，断其外援，然后再相继进兵。华州团练使张晖也不主张立即进攻北汉。赵匡胤虽对二张主张表示赞同，但仍觉事关全局，有必要听取多方面意见。而且这一关乎统一大业战略方针的重大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统一战争必须展开，“一天下之策”必须确立。为此，赵匡胤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去找赵普商议，由《雪夜对》而最终下定了决心。历史学家誉之为“雪夜定策”。

从对话可知，是赵普的分析坚定了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选择。赵普不同意先北后南的原因是，一旦先北后南，先难后易，以北汉为战略方向，容易陷于战略被动。因为一来北汉是以沙陀族为主体的，沙陀族自唐中后期以来居于山西，以骑兵精锐，武力强悍左右中原政局，五代时曾三入中原建立政权。就唐末五代以来的历史教训而言，中央政府一弱或内部一乱，总是山西的以晋阳为根据地的一个新势力崛起并割据，进而争雄于中原。从战略地理上讲，又因居于山西高原之便，对河南、河北和关中而言，都是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可以攻则取之，退则守之，这在古代的军事条件下，是颇具优势的。

同时，北汉问题的背后是契丹。契丹是契丹族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的政权，早已与长城以南的五代十国相对峙。自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更扩大了其农业区域，作为一个兼有游牧民族骑射之长和农业基础的势力，它的本部是契丹族的部落体制，而燕云等地则实行中原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所以不同于前此的任何游牧民族政权。当时契丹又灭了渤海国，征服了室韦，向西征服了党项、吐谷浑，直至河西回鹘，成为一个横跨整个西亚至东亚的大帝国，其实力之强大，为当时并存的其它割据政权所不能比肩，对中原政局施加着非同寻常的影响。石敬瑭代后唐靠的是契丹的军事支持，辽太宗时，契丹大军甚至深入中原，攻下大梁。此后凡问鼎中原的割据者，多要寻找契丹当作自己的靠山。如在江南的南唐和四川的后蜀，都于暗中结交契丹，以期争夺中原。而郭威代汉建立后周时，后汉高祖之弟刘旻也于同日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政权，称侄于辽。在这种背景下，先进攻受契丹保护的北汉，不仅无取胜的把握，而且无疑会使刚刚建立的北宋政权过早陷入与强辽旷日持久的对抗和战争，徒耗国力，同时影响到对南方的统一战争进行，并进而影响统一大业之大局，即使攻下也得不偿失。所以，宋王朝要完成统一大业，北汉是一个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相反，若先从南方着手，一则以优势兵力专力南指，可以对南方非弱即乱的各割据政权各个击破，容易成功，而且可为日后转锋北上奠定丰厚的物资基础，增强整体国力。因为自中唐以来，南方渐为财源之地，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所以赵普建议缓伐北汉，专力南方，即“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在完成南方地区的统一后，再寻机北上，翦灭北汉，最终实现整个中原地区的统一。对于此一“先南后北”的策略，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中也记载：赵匡胤在与其弟即日后的宋太宗赵光义讨论时，也曾这样向其弟弟解释其原因：“中国（原）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仓廪虚竭。必先取四川（后蜀），次及荆湖（荆南高保勖、湖南周行逢）、广南（南汉）、江南（南唐政权），则国家财用富饶矣。今日之劲敌，只有契丹，自后晋开运年间以后，其更轻视中国（中原政权）。河东（北汉）与契丹接壤，如若攻取之，则我将独当来自契丹的进击。暂且让其存在，为我作屏障，待我富实后则取之。”

统一战争的进程表明赵普的先南后北之策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最为稳健的。建隆三年（962）正月，赵匡胤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先弱后强之策，开展了统一战争。先以“假途灭虢”之计，一箭双雕，袭占了南方六国中势力最弱的南平和武平，将宋的势力伸至天下要冲的荆湖地区，从而左顾南唐，右瞰后蜀，南逼南汉，切断了后蜀和南唐两大割据势力之间的联系，为宋军西灭蜀，东攻南唐，南通南汉，创造了最有利的战略态势。但在宋军顺利南征的开宝元年（968）8月，北汉主刘筠死，因王位继承问题内部变乱，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急功近利，在灭蜀之后，令伐蜀大军调转矛头，向北汉第一次进攻，北汉在契丹的驰援下，合兵御敌，宋军统帅李继勋闻知，怯敌主动退兵。开宝二年二月，赵匡胤亲自督战，第二次挥军进攻北汉，但花了三四个月，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这两次北伐失败，使宋太祖认识到，只能按先南后北战略，才连战皆捷，使统一战争顺利进行。此后，宋军次第灭了后蜀、南汉、南唐，开宝八年（976年），割据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和吴越王钱俶相继纳土归降。至此，经过15年军事、政治、经济斗争，赵匡胤终于完成了统一南方的事业。接着，马不停蹄，挥师北上，向北汉进军，可惜在征战途中病死。次年，宋太宗大举北伐，北汉在抵抗无果后，被迫投降，宋军攻下晋阳，灭了北汉。这时距北宋立国已过了19年了，至此宋朝才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

当然，因为赵宋始终未能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未能恢复汉唐旧疆，留下无穷的后患，因而后人认为其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所以，是“先南后北”的战略好还是“先北后南”的战略好，从宋代起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北宋的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在提到周世宗时，认为“智算英武”的周世宗亲自率军北伐，就攻下了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瀛、莫二州，如果不是突然有病班师，则“克服燕云矣”。《新五代史》的作者也说，周世宗“乘其胜威，击其昏殆，惜其遇疾，功志不就”。意思就是说，“先北后南”也未尝不可，如果不是周世宗亲征途中突然重病，中原政权早就收复燕云十六州了。此后，南宋的陆游，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及清代的全祖望都认为，“先南后北”固然可行，但待收拾南方后，兵力已疲，结果难以彻底解决北方问题，而且从周世宗北伐来看，契丹并非十分强大，因此，“先北后南”、“先难后易”更为上策。陆游就说：“周世宗之谋，诚奇谋也。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江南、后蜀、荆湖、广南，而举兵以取燕京，使燕京悉平，四方何足定哉！刚得三关而遇疾归，则是天意也。”并认为其后宋朝先取后蜀、南汉、江南、吴越、北汉，最后取燕京，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终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宋）之势终弱，然后知周世宗之谋为高也。”

以上论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周世宗北伐并未深入契丹本部，辽国当时在燕云也并未部署重兵防守，周世宗虽在夺取燕京外围之地时不战而胜，但并没攻下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的战略重地燕京。而且当时契丹正处于国力不振的阶段，宋初在至为贫弱的情况下，与国贫兵弱的北汉交战时，也互有胜负，到宋太宗时才攻下，而辽军实力则远在北汉之上。尤其是，到北宋初年进行统一战争时，整个战略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战机已失。就政治环境、经济实力抑或军事实力而言，宋朝均不具压倒优势，不是契丹的对手。宋朝统一南方后，以全国之人力物力两次北伐北汉受挫，至宋太宗时，倾全国之力，积数年准备与契丹对抗，也丝毫不占上风，则宋初之情形自不难想像。可见，在当时中国境内的各割据政权中，契丹是最为强大的。所以《雪夜对》“先南后北”的战略方案虽是无奈之举，但也的确是杂于利害反复筹算后的稳妥选择。因为，所谓战略，无非是在众多选择中辨明利害，趋利避害，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尽量精确的评估，作出最合理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雪夜对》所筹划的统一方略是切实可行的，也是相对正确的。

不过，在今天看来，若北宋统一南方后，先着力收复燕云，处理好与契丹的关系，则灭北汉会更容易，不必坚城之下的旷日持久的攻坚，同时也可为日后防范边患夺取比较有利的战略态势。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凭主观预先设定的，事实是，“先南后北”之策的确取得了成功。至于有宋一代积贫积弱，边患迭至，国势不振，则另有其更深层的政治、军事原因，不可简单地归咎于“先南后北”这一开国之初的统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