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之中，又以《周易》、《道德经》（又称《老子》）、《论语》、《孙子兵法》这四部著作为最杰出的代表。
不过，就这四部不朽经典本身而言，《周易》原为筮占文字的系统归纳与总结，重点是讲阴阳变化，依象数而致预测，探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哲理问题。东汉班固有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也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可见，《周易》陈义至为高深，变化神妙莫测，一般人很难真正读懂它，更遑论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它了，故历来有有“《易》无达占，《诗》无达诂”的说法。
至于《道德经》，无疑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宏著，“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即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存亡祸福”现象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包含有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知雄守雌”、以退为进的策略方法论，以及“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等多重内容。然而，细加探究，可以发现它的本质属性乃是它的思辩方法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于具体的经国治军问题的论述似乎稍显单薄，即所谓“其实易行，其辞难知”（《论六家要旨》）。因此，除少数高明之士外，要真正领略其书精髓要义也的确有一定的困难。毕竟，文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普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经》的影响多少应该打个折扣。
《论语》与《孙子兵法》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们更能从本质上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它们的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中原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地渗透于所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经国治军（“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以师克乱而济百姓”），下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就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两部经典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两根柱石，更能体现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万世师表”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若干弟子，如曾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这一点，早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已有揭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全书共二十篇，约一万五千余字，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大体而言，它包含有四大部分的基本内容：第一，以“仁义”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游之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这中间，“仁”、“礼”学说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孙子兵法》是兵圣孙武军事理论建树的结晶，素有“百世谈兵之祖”的美誉，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为特征的“兵权谋家”的最杰出代表。在战争观上，它提出了“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强调“安国全军”，仁诈统一。在战略上，它提倡进攻速胜，“兵贵胜，不贵久”，主张“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汲汲于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理想境界。在作战指导上，它肯定“兵者诡道”，“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主张积极争取主动权，“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以迂为直”，从而在战争活动中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在治军上，它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信赏明罚，严格训练，拔擢贤能，爱兵善俘。所有这一切，均为中国古代社会军事建设与战争实践提供了最迫切最必要的理论指导，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明代人茅元仪在其《武备志·兵诀评》中称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与《论语》一样，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孙子兵法》也是永垂不朽的。
《左传·成公十二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汉陆贾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可见，文治与武功，是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而《论语》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与武功方面的理论指导之典范。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遂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国治军活动能够长期稳定有序地顺利进行，并为今天的人们从事各类活动提供了弥足珍贵、足资启迪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周末年史伯尝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周语》），如果将《论语》与《孙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恰好能够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代表作的《论语》，其主导的价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耻于言利。所以它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强调“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反映出较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倾向。而《孙子兵法》的主导价值取向则是承认功利，追求功利，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孙子的整个用兵指导思想，成为其指导战争的根本动机，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篇》）；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把“兵不顿而利可全”视为从事战争的理想境界。应该说，《论语》宣扬“仁德”与《孙子兵法》鼓吹“功利”，两者均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无其思维方法上的偏颇性：于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讥诟，于后者，则多少有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局限，无怪乎后代有些人要斥责《孙子兵法》为“盗术”，认为“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索然无余泽矣”（《子略·孙子》）。话虽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孙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有将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取长补短，让它们“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经国治军的实践活动得到最好的理论指导，始终保持着健康发展的方向。
第二，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和谐。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张教化民众，使广大民众归心于仁，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乃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这种治国驭民的基本理念，在《论语》一书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云云，即是这方面的突出主张。而古代兵刑一体，《汉书·刑法志》具体叙述兵制与法律之由来，称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 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说明兵学与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讲求法治。所以，《孙子兵法》基于兵刑同源一体的文化渊源，从敌我双方生死角逐的层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与作用，将“法”与“法令孰行”列为决定战争胜负归属的“五事七计”之一，强调“修道而保法”，“治乱，数也”；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从而在治军和作战中凝聚军心士气，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论语》与《孙子兵法》对“德治”与“法治”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结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国治军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既立足于“法治”，又补充于“德治”。道理很简单，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的效用，用孟子的话来讲，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则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不能发挥积极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
第三，讲求中庸守恒与推重诡诈权变的协调。中庸守恒是儒家对待事物运动规律的一般看法。对儒家而言，讲求原则性，注重稳定性，是其积极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作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之作《论语》，自然要充分反映这个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强调凡事要坚持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云云，就是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写照。《孙子兵法》则根据军事斗争的特点，而合乎逻辑地推重奇谲权变，主张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强调“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与此相联系，对“经”与“权”侧重点关注的不同，使得《论语》更致力于德行操守的养成，而《孙子兵法》尤其热衷于谋略智术的修炼。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现。因为，坚持原则，“允执其中”，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时变化，“因利而制权”，则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与《孙子兵法》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可谓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论语》与《孙子兵法》，一文一武，构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国治军的最好方略，它们并存而共荣，相形而益彰，成为人们体认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导。这种价值，并不因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减损，所以，在今天重温这两部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文韬武略，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加以恰当合宜的互补，依然是十分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注：本文是作者为《文韬武略》一书所撰写的“引言”，有所修改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