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儒学的核心问题是现代转化问题，也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是儒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社会重建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问题。这需要我们对儒学的学科属性和现代转化路径作出新的探索。
儒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领域和共同思想资源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儒学的学科属性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儒学在现代学科分类之内仅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即“中国哲学”而存在，儒家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也只在文献学的门类中延续。实际上，儒学可以涉及哲学问题，可以涉及政治学问题，可以涉及史学和文献学问题，甚至是法学、管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21世纪以来，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九科治儒”的繁荣局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向儒学聚焦。因而儒学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哲学或文献学，更不单纯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它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领域和共同思想资源。
儒学为什么能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思想资源呢？在我看来，就因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格物致知也好，正心修身也好，其实都是儒学起点不是儒学的终点；儒学的全部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小康大同、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学的核心主张。一部《论语》所讨论的不外两大主题，一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即修身问题，一是如何“为政”的问题即社会治理问题。《孟子》一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如何实行“仁政”的问题。宋明新儒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得君行道”“得民行道”，所关注的仍然是建构合理的国家社会治理秩序的问题。
儒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儒学产生于农耕社会短缺型匮乏型经济背景之下。在经济匮乏的同时既要保证百姓的温饱——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又要保证君王和贵族的体面与享受，从而令社会秩序呈现井然安定的局面，儒学的产生，正是为了回应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儒家面对短缺经济所提出的对策就是“克己复礼”，也即把社会秩序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为了应对短缺型经济中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与物质供应匮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欲与物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儒家主张要用礼义来“养人之欲”。由此可见，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主张“温、良、恭、俭、让”，就是为了在短缺型农耕经济中寻求人欲与物质供应的平衡，寻求满足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与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平衡。
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返身向内，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是节欲。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儒学才有性善论、四端（仁义礼智）论，才有“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才有“天下为公”的道义经济。儒家希望通过对“仁”“义”“礼”等一些价值观念的强调，来塑造人性，节制人欲，最终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儒学是经济短缺型农耕社会产生的一套最适合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的思想体系与制度设计，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那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儒学是否已经丧失现代意义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相对于人的欲望，物资永远是短缺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顶尖或高级享受品永远是匮乏的。所以，再高的生产能力，再发达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所以最终问题的解决仍然要“反求诸己”，仍然要“克己复礼”，仍然要借鉴儒学返身向内的智慧，而不管人类社会会进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阶段。
探索儒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
现代社会如何借鉴儒学的智慧呢？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儒学的借鉴必须建立在儒学现代转化的基础上。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儒学的当代社会科学化。通过对儒学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儒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把自己培养成圣贤和君子，然后去担负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引入社会学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概念，把儒家的主张分为伦理与政治。在私人领域是正心修身，在公共领域是治国平天下。在私人领域，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等修身主张，可以直接采用，不需要社会科学化。但在公共领域，儒学必须社会科学化。儒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若能为当代所用，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半部《论语》治天下，已完全不适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当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所以必须用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思想和知识来治理社会；儒学也必须通过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使它进入现代知识体系。
当下学界也在探索儒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我试举几个例子：
关于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思想。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解释了为什么尚贤制比西方民主选举制更适合中国。他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建立模型、证伪、实证，对儒家选贤任能的理念做了分析，然后把选贤任能这个古老人文概念变成和民主政治概念相对应的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并把选贤任能理念奠定在现代政治学的科学基础之上。
关于古代儒家的经济思想。儒家经济思想背后是王道，是仁政。近代的陈焕章有《孔门理财学》，将儒家的义利观念诠释为国家要为社会发展、财富积累提供道德约束。我主张用道义经济概括，为所有的经济行为、市场行为设立道德界限、伦理界限。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11月25日第11版理论周刊·学界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