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以整版篇幅编发孙伟科的专访《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文艺批评家李希凡访谈》，2014年1月24日，又以同样规格编发赵建忠的专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冯其庸生于1924年2月，已是九十高寿；李希凡生于1927年12月，亦届耄耋之年，虽冠以“文艺批评家”“学术大家”，人们关注的却是红学方面的是非功过。《文艺报》此举既体现尊老敬老的美德，亦有促红学健康发展之意，谅非应景而已。
拜读之下，最强烈的印象是受访者自省意识的反差。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欧阳起鸣《论范》进一步发挥道：“善为学者，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一旦反观而内省，境彻而理融，则八荒洞然，皆在吾闼。”二位学识渊博，堪入“耄儒”“耄学”之列；惟于学术生涯之回顾，李希凡与“反观而内省”庶几近之，冯其庸却不免“一己难省”，若以不遮蔽、不粉饰的态度予以比较，当代红学利病将立呈于前。
李希凡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因了特殊机缘，还参与了不少重要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暮年的李希凡，对一生所做事情的“对”和“错”，——包括“对”里面的“错”，“错”里面的“对”，大体皆有诚恳的反省。如对于吕荧，坦承是学生时期崇拜的偶像，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就是被吕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的。后来吕荧受到冲击，违心地在校方组织的批判中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始终感到内疚，上世纪80年代以编辑《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来弥补这一错误和缺憾。又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用“不认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的条条，扣上“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等等。在彼时政治氛围下，做过类似错事的人不止一个，李希凡能主动反观内省，表明他从不自以为是“重要角色”，表现了学者的应有风度。至于和何其芳的关系，既检讨对他有报复情绪和粗暴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仍不赞成他的“典型共名”说（爱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喜欢很多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喜欢，就会被称为“贾宝玉”），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
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否认《红楼梦》反映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在阶级观点逐渐“淡出”乃至“失宠”的当今，这样说是要有理论勇气的。针对某些红学史家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那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对俞平伯著作的“误读”，李希凡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因为有许多文章都是出自名家，而且切中了新红学的要害。“新红学派”认定《红楼梦》是作者自传，并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琐细，对于《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艺术，真的是在“误读”。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
即便如此，李希凡并未找到最好的自我辩护词。我和曲沐、吴国柱在《红学百年风云录》中说：“李、蓝自以为超胜俞平伯的是什么呢？那就他们找到了当时最新最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判定《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然后再运用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套理论去解读《红楼梦》。将《红楼梦》看作一部反映了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政治历史小说，这种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示范，对于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模式，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普遍意义。”现在看来，运用当时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尽管有不完善甚至牵强之处，比起时下套用“符号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之类的新方法来，仍然要切实有效得多。
而冯其庸早以“红学巨擘”自居，专访中看不到丝毫的自省意识。访谈一开始，就借“冯其庸学术馆”大肆自我标榜。我曾三次去前洲冯公馆朝圣，此馆为无锡市惠山区政府文化建设工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300多平方米，总投资2000余万元，设有成长历程、学术成就、书法绘画、西部文化摄影、古代石刻收藏五个展厅，其《序言》赫然写道：
在红学研究中，从曹雪芹家世谜团的解疑、各种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到对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作出新解，冯其庸不仅扫清了红学研究中久存的重重疑云，创立了新的排列校勘法，还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有着独辟蹊径的解读，在中国红学研究上创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作为艺术珍品的《红楼梦》熠熠闪光，冯其庸的红学研究也将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序言将冯其庸的红学研究成就归纳为曹雪芹家世、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与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三大块。其实，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的论述，未脱“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一段经历，仿佛是黄粱一梦一样”（《红楼梦概论》）的套路，艺术感受上就更难望何其芳、蒋和森的项背了。所以在专访中承认：“我在红学方面从实证出发，最早、用力最多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所能夸耀的关于作者与版本考证，也无一不疑团重重，绝对经不起“历史的大浪淘沙”。他心知肚明，对敏感论题访谈时就采用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敷衍搪塞。如“程先脂后、程优脂劣”，是当前红学论争中最尖锐最重大的的论题，对于提问并不正面回应，仅以“我曾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作有《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的长文，你可以参考”，就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
我1991年提出，在《红楼梦》现存的版本中，程甲本是最早的，它是后世一切《红楼梦》据以翻刻抄写的祖本；现存的脂砚斋评本，不是什么“早期抄本”或“早期抄本的过录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冯其庸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问题捅到国际汉学会议上去了。不知道1993年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但大约只有冯其庸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在没有对手、不受质疑的情况下顺利发表了。争论的焦点是：程本、脂本，谁先谁后？谁优谁劣？冯其庸在这次国际会议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说：“被欧阳健认为是最早的《红楼梦》的程甲本，它实际上是一个脂本”，“如果说脂本是伪本，那末程本岂不同样也是伪本了吗？”既然他将程本等同于脂本了，哪还有什么先后、优劣之分，冯其庸岂不是不战而胜了么？我在《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发表《真伪判然岂可混同》，反驳了他的“程甲本删去脂评”论，指出将程乙本《引言》“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解释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书开始采用木活字印刷，因为篇幅太大，故只取正文，没有将评点文字一起加上。这就是说他们采用的前八十回是脂评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如要印上评文，卷帙太大，所以把评文删去了”是错误的。“未加评点”只能解释为“没有加以评点”，绝不能解释为“把评点文字删去”。纵观明清小说传播史，书坊刻印小说，往往喜欢加上新的评点，以招徕读者。《红楼梦》之初印，由于“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而决不会说此书原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种种缘故（主要是本钱不够，工力浩繁）删去了——那样做，无异于自贬身价，不啻为自己做了一次反面的广告，任何出版商都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针对冯其庸搜寻出来的几条所谓“程甲本中残留的脂评文字”，我也逐条作了辨析。如第三十七回贾芸信后，落款“男芸跪书一笑”，冯其庸认为“一笑”两字应是混入正文的批语。我反驳说，在小说批语中，确有统计正文中用“笑”次数的批语，如甲戌本第六回在“凤姐笑道”行侧加批：“二笑”、“三笑”，“又一笑，凡五”、“又一笑，凡六”之类。但贾芸“跪书”后并无“二笑”、“三笑”，所批“一笑”，不属此类。“一笑”，又系书信中常用之调侃语，如俞平伯致邓云乡书云：“癸若近写长文，开头一段，述我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事确有之，早已忘却。如稿不找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笑！”（《俞平伯书信集》第79页）贾芸与宝玉的关系，宝玉笑说他像自已的儿子，乖觉的贾芸便趁势认宝玉为父，原本就是一场玩笑，此帖中却一本正经尊宝玉为“父亲大人”，自称“不肖男”，未免有点过份，故于落款下加“一笑”二字以自嘲之，十分得宜。甲辰本“一笑”亦为正文，复加双行小字批曰：“接连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所谓“接连二启”，指的是探春和贾芸的二启，也是承认“一笑”系落款的组成部分的。
要之，程甲本并没有把脂批抄入正文，程甲本的底本也不是现存的什么抄本。程本与脂本，一优一劣，一真一假，是绝然不可混同的。真假《红楼梦》之辨，关系到以哪种本子作为阅读和研究的对象，亦即红学大厦应建造在何种基础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抑程扬脂，是不行的；勾消二者的界限，也是不行的。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没见冯其庸有过回应，如今装着“没事人”的样子，仿佛问题早已解决，脸红也不红一下，这能叫“扫清疑云”？
要说冯其庸一点改变也没有，也不尽然。2010年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将作者署名由原来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就是最突出的一条。面对这一质疑，冯其庸解释说，“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很充分。”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终于将“高鹗伪续”之说抛弃了，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后四十回是否原著，仍不肯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这不是岂有此理？
冯其庸既然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请看程伟元是怎么说的：“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程伟元的叙既然是可靠的，则其中“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得只八十卷”，也应该是可靠的。须知，总回目一般多置于全书卷首，一百廿回之目的存在，就表明程甲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全本，只是失却了后四十回而已。其后，程伟元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搜罗到的残卷，不仅在情节上“尚属接笋”，而且在回目上亦与总目契合，从而证明它正是散失的部分。承认高鹗“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那位“无名氏”又怎么知道程伟元要刊刻《红楼梦》全书，急忙续成后四十回，并通过“鼓担”送到程伟元手中的呢？明明意识到错了，却咬紧牙关不认帐。这种红学研究竟会“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冯其庸不情愿承认一百廿卷的全本《红楼梦》统出于曹雪芹之手，目的是为了坚守是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时离开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的谬见。冯其庸要证明庚辰本的价值，就要以己卯本与曹家的“特殊亲密关系”为中介，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存己卯本不是“己卯（1759）原本”，而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以后的过录本，既然这样，此后再根据这个本子过录的本子就必在丁亥以后，绝对不能称作“庚辰本”，那时他曹雪芹已经去世多年，哪里会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
冯其庸说：“在具体校注《红楼梦》时，更重要的还是要选择好底本。校勘学的原则，一定要有一个底本作为依据，然后再采纳各个不同的本子参考。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现存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的其它抄本都无法与‘庚辰本’相比。庚辰本上有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但没有有意修改、歪曲的文字。”完全不是事实，俞平伯说它“不能卒读”。苏雪林说它“别字连篇”，“文理蹇涩”，“造句常不自然”，严重糟蹋了《红楼梦》。周策纵从开卷第一回第一页就指出其中不少文字“不通”“累赘”，甚至“大煞风景”“大不合情理”，一点也不过分。冯其庸说他在文革中曾手抄过“庚辰本”，对这个本子的文字也比较熟悉，居然会品不出其中的错乱、悖谬，真是匪夷所思。出自多人之手的人文本《红楼梦》校注本，注释也有许多不该有的毛病。如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次日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请了安，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过来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饬就是了。’说着，捧过通书来。”，人文本在“通书”下加了一个注，冯其庸不知通书即历书，俗称皇历，注文为：“这里指旧时男家通知女家迎娶日期的帖子”（第1366页），就是极其低级的错误。
对于陈林揭露陶洙伪造《红楼梦》脂本，考证卖甲戌本的胡星垣就是陶洙的化名，连他发信的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与作假的窝点“安平里”都给找了出来，还画了详细的地图。冯其庸与主流红学一律噤若寒蝉，不予回应，沉默，沉默，再沉默。但在“冯其庸学术馆”张挂的己卯本批语中，冯其庸明白写道：“此页起方是怡府抄己卯本原抄，此前都是陶洙所补，此本已删除。”“凡陶洙所录甲戌、庚辰两本文字，悉加清除，以复怡府抄己卯本今存原貌，且陶抄错漏甚多，不足为据。删除陶抄，亦可免贻误。”冯其庸可以说是最早知悉陶洙炮制脂本内幕的人，却说“安平里”是在上海，面对陈林指证这个“土作坊”就在北京，确认就是陶洙造假的窝点，冯其庸难道不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吗？
冯其庸一面将“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的庚辰本作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发行了四百万套，糟蹋经典，惑乱人心，一面又反对研究《红楼梦》的文本，口口声声要“知人论世”，为的是要替他的“曹学”张目。冯其庸宣扬的曹雪芹著作权的“证据链”，全是遭到严重质疑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在曹雪芹家世考证方面，冯其庸既没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全，也没有吴新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的深，属于冯其庸发现的“曹雪芹家谱”，里没有曹雪芹；判定是真文物的“墓石”，显为时人所造假。号称曹学专家的冯其庸，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也不能判定，自著的《曹雪芹小传》说：“曹寅生子曹顒，据红学家们研究，曹雪芹即曹顒的遗腹子，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曹寅嗣子曹頫之子。”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曹氏世系简表》中，曹頫下面有条虚线，下挂“霑”（雪芹），却对八竿子打不着的曹振彦、曹锡远津津乐道，大肆宣扬是重大发现。有趣的是，针对曾据书箱“芳卿悼亡诗”判定曹雪芹卒于“癸未年”，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后又判定卒于“壬午年”的发问，冯其庸访谈中慌不择言地说：“我现在的认识，认为雪芹确实死于‘壬午除夕’，因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旧俗，立春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了，也就是已入羊年的节令了。”既然立春以后已经进入羊年的节令，那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天以后的除夕，不就更是羊年的癸未么？
口口声声要“知人论世”的冯其庸，不明白实际上有两种“曹雪芹观”。从“论世”看，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康熙间人，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乾隆间人。从“知人”看，主要分野在曹寅家族说与非曹寅家族说，前者除“新红学派”认定曹寅之孙外，人选有曹宣、曹渊、曹颜、曹頫、曹天佑、曹若玮等；后者的人选则有洪昇、吴伟业、李渔、顾景星、谢三娘等。以曹雪芹为康熙间人，认他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蔡元培谓《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是也。曹雪芹是由明入清的，对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勃兴，有很深痛的真切的时代感受。而以曹雪芹为乾隆间人，则以《红楼梦》的主题为痛悼家族衰落，或揭发宫闱秘史，曹雪芹的友朋多是满人，有人甚至说《红楼梦》是“满族文学”。冯其庸“知人论世”的结果，是坐实曹雪芹的“包衣”身份，离《红楼梦》所包涵的“民族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曹学越昌，“红学”越晦。克非先生指出：“曹学，只能称着曹家学，跟《红楼梦》没有关系，甚至和曹雪芹本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曹学’里，没有曹雪芹”，“曹学最好主动从红学范围撤离，撤到清史研究领域中去”。
凤凰网2012年6月1日借两版电视剧《红楼梦》，炒作“红学”的派别之争，说“胡俞派”推断《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李冯派”的核心观点是《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将周汝昌归入“胡俞派”，又将冯其庸归入李希凡一派，可谓皮相之见。冯其庸反对回归《红楼梦》文本，关于曹雪芹的所有“常识”，都是胡适早已“考证”好了的，这就泄露了天机，证明他是胡适的徒子徒孙，铁板钉钉。冯其庸与周汝昌是“胡俞派”的两大支，在曹雪芹问题上，一主辽阳说，一主丰润说：在版本问题上，一主庚辰本，一主甲戌本，异曲同工，半斤八两。不同的是，冯其庸拥有权势，周汝昌拥有粉丝。我的《还原脂砚斋》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排印时，冯其庸曾命张庆善两次打电话给程俊仁，要他把书撤下来；而周汝昌则说，我虽然不同意欧阳健的观点，但支持出版他的著作。梁归智在悼念周汝昌时说：“有些人把他想象得很狡猾，这是误解。他性情天真，对后辈们都热情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有些人拼命攻击周汝昌，又竭力恭维冯其庸，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至于冯其庸与李希凡，即从专访看也绝不能算作一派。李希凡反感索隐和考证，说他关于《红楼梦》的书，没有一篇是做考证的。他认为《红楼梦》的感人的艺术魅力，主要是它的艺术形象，“自传说”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是对曹雪芹卓越创作才华的贬低，是对《红楼梦》艺术画卷反映的广阔生活内容的漠视，就与冯其庸有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李希凡在胡适模式的两大支柱——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底气不足，既没有深入钻研，更谈不上洞悉其弊，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胡适红学体系全面回归后，他与冯其庸在红学界的地位，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升降与转换。
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始于1974年以“洪广思”笔名写出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第一本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于1981年。当1975年受命校注《红楼梦》之时，职称仅是讲师的冯其庸，需要借重二十一年前就名扬天下的李希凡。然自1986年谋得中国红学会会长，又陆续成了《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社长兼主编、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冯其庸就逐渐将李希凡变成了帮衬。二人虽并列《红楼梦学刊》主编，但冯其庸固执专断，凡涉及曹雪芹身世与质疑《红楼梦》版本的文章，都必须经冯其庸点头方能发表。冯其庸排斥异己，压制青年，今天组织攻击这个，明天组织围剿那个。在1994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南批欧阳健，北批杨向奎”，连李希凡也十分恼火，说：“批我的老师杨向奎，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侯忠义先生指出，1994莱阳会议是冯其庸学术生涯中最不光彩的一页，是他日后不敢正视的最不光彩的一页。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中，张挂着1993年11月在马来西亚大学演讲的照片，却没有1994年8月莱阳会议的照片和任何材料，道理就在这里。
说到“冯其庸学术馆”的照片，有一帧是“冯巷西头的一步两顶桥”，一帧是“冯巷西头的河道，居民在洗涤”，都署“冯其庸摄于1940年”。冯其庸说他童年的时候经常饿肚子，没有饭吃，以南瓜代饭。1940年他年十六岁，正是“常饿肚子”的当儿，但却用相机拍摄了这两帧照片。试想，那年头有照相机的人家，会是“常饿肚子”的穷人么？座落通县张家湾的如今的“瓜饭楼”，则与1992年8月“发现”的“曹公讳霑墓”石碑有关。这块假得不能再假的墓石，冯其庸偏说是“可信的，无可怀疑的”，让当地的官员感激异常，于是双方达成交易。一种说法是：“当时镇里的官员即动员老先生离休后到张家湾定居。冯先生的夫人夏老师说，那时候城里的房子也买不起，于是就掏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请人盖了这所‘瓜饭楼’。”（《对话红学家冯其庸：一部红楼梦，几多是非》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9/06/content_18470635.htm）一种说法是：“冯先生早年住在城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中京东张家湾，来这儿建了一栋两层小楼。”（《京东“瓜饭楼”》http://www.news365.com.cn/wxpd/bhygb/mjbh/201009/t20100903_2818220.htm）联想1992年10月扬州1992年国际《红楼梦》学术研究会上，冯其庸强行将墓碑列为重要议题，媒体秉承冯其庸的意旨，宣扬：“与会者一致认定”曹霑墓石是可靠的。江苏省红学会会长姚北桦说，会是在我们江苏开的，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态度，便在《扬子晚报》发表署名文章《不能认定》。面对以“假话”换来这座小楼的指责，冯其庸表白道：“造谣说是我肯定了那块石头，所以政府就给了我这个房子。……那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张家湾政府不就垮台了？贪污怎么行啊？这等于是贪污钱啊！”（《对话红学家冯其庸：一部红楼梦，几多是非》）动员也好，相中也好；给的也好，买的也好，难脱因虚假鉴定而收礼之嫌。史树青不是为了丰厚的鉴定费，在“金缕玉衣”鉴定书上签下自己名字吗？不然，镇里的官员为什么不动员周汝昌或者李希凡来住呢？张家湾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土地，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外来户的房屋，是非法的。根据中央政策，对于各个环节涉及腐败问题的，应该追究犯罪责任；对于违规的客户应该追缴非法利益，并作出应有的经济处罚，以维护法律和政策的尊严，对冯其庸是否可以法外施恩？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4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