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

张虹同志邀我参加“2018全国水浒学术研讨会”，虽因膝伤难以远行，但还是下决心勉力一行。一则为了表达对张国光先生的敬意，二则对自己的《水浒》研究生涯作必要的交代。

我1979年3月发表第一篇论《水浒》的《柴进·晁盖·宋江》，至今已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风云翻卷，潮流涌动，但我自问没有趋奉，没有屈从，没发过违心之论，所写的文字，都经得起道义与学术的追责；唯一“悔其少作”的，是一篇《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而对这一原则性错误及时敲响警钟的，就是张国光先生。

1979年还在苏北的农村中学，毫不了解学术界“重提胡适”的动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既不是个人的揣摩形势，也没有什么机构领导来布置，不过是初读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对他所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感到很新鲜；对他“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感到很佩服，便望文生义地写出来，我的姨丈杜念兴教授看了说：“你的胆子不小！”文章居然被《学术月刊》看中，刊登在1980年第5期，当时还是很得意的。文章为胡适摆了三条功绩：一、提出了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待《水浒》的主张，从而为正确认识《水浒》的价值找到了一把钥匙；二、头一个以现代的“文学”的观点来看待《水浒》，从而把长期被湮没歪曲了的《水浒》的文学价值显露在人们的面前；三、明确提出了一条研究《水浒》的科学途径：即“让读书的人自己去直接研究《水浒传》的文学”。

就在《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刊出三月之后的1980年8月，张国光在写了《需要从胡适水浒考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读〈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异议》，对我提出了尖锐批评，说文章多是溢美之辞，“胡适的《水浒》考证，尽管多至七万字，但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而且错误甚多，影响很不好”，严正指出：“摆在《水浒》研究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批判胡适‘考证’《水浒》的错误，从而使研究工作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如果今后仍然停留在胡适‘开辟’的那条非科学的老路上，肯定是出现不了新成果的。”中州书画社1981年出版他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把对我提出异议的这篇文章置于首篇，可见是多么地重视这个问题。我光知道张国光是以“好辩”著称的，读了以后只是摇一摇头，叹为“僵化”，未予置评，更未深思。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对胡适的全人并不了解，更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单凭一篇《〈水浒传〉考证》，就称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以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实是极其幼稚可笑的。

十年以后的1990年，我重新面对《红楼梦》版本，意外地发现胡适不仅理论上存在漏洞，而且在版本来历上撒了谎，开始认同张国光“关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不正确观点，追本穷源都来自胡适，确实需要从胡适考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写了《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刊于台湾《书目季刊》22卷2期，这是我研究道路的一大转折，即从“信胡”变成“疑胡”，又进一步变成“批胡”。

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产生了彻底了解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的愿望，便购齐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八大本，并认真地加以阅读。我感觉多数批判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决不仅仅是扣帽子、打棍子。而当我读第四辑张绪荣的《清除胡适反动的文学思想》，就感到特别切题，怦然心动。原来早在1955年，张国光先生就凭着自己的深厚功力，揭露了胡适“八不主义”的改良主义形式主义实质，揭露了借“提倡白话文”否认一切古代优秀作品的卑劣用心，揭露了通过考证小说散播民族自卑感、兜售“全盘西化”的目的，他尖锐地指出：

胡适自动出马来做“历史的考据”，其目的一方面转移读者及研究者的视线到为考据而考据的路上来，“开了搜求水浒古本的风气”（《水浒传新考》）；另一方面他又混淆是非，把施耐庵“考证”成“‘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物”（《水浒传考证”）。其次，他号召读者不要体会书中革命深意。如水浒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命：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胡适说“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同上）他又把张献忠李自成诋毁为“流毒全国”的“强盗”，又诬他们为“猖獗”的“流贼”，诬一百单八位英雄是“一班强盗”，诬梁山泊为“强盗山寨”（“水浒传考证》）。他又割裂水浒传认为“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采的地方”。甚至把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金本）这一阶段革命发展到最高潮的阶段诬为“强弩之末”。胡适仅承认武松的传是水浒中“最精采的一大部分”，但其所以精采，只不过是由于它的篇幅“占了全书七分之一”（同上），他又怕读者推崇那个具有彻底反抗性的英雄武松，于是又诋武松“无人道”（《答钱玄同书》）。他为了抽去“水浒”的革命主题，甚至于责备施耐庵不该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他主张丢弃这支革命力量，单来写七八个人。把《水浒》降低到《三侠五义》的水平。还曲折地指出施耐庵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说他“潦草”、“杂凄”、“敷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八人挤上梁山去”（《水浒传考证》）。这就是他对施耐庵的评价。这就是他“考证”水浒的“功绩”。

尤其重要的是，他揭露了胡适“无朝无夕不在散播民族自卑感，兜售其‘全盘西化’的货色”；胡适一面尽量地捧西欧的小说来打垮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一面对于中国的小说极尽诋毁之能事，说“好的只不过是三四部”；又宣称《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胡适运用极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取消这三四部“比较好的”但是有着“许多疵病”的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伎俩就是借提倡短篇小说来抹煞长篇小说，说什么“小说进化的规律”就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就是要我们不必去读这些中国的长篇小说。但中国的短篇小说有没有值得学习呢？胡适的答覆也是否定的。在胡适看来，只有西欧“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藏着大干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于是又趁机兜售其“全盘西化”论这种牌子的“万应灵药”了。

张国光是小说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以学问为生命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拼命的人。他批判胡适的文章，观点新颖，目光犀利，堪称虎虎生风的檄文（建议《水浒争鸣》转载这篇连张先生自己也忘却的文章，并作深入的研究）；而最令人钦佩的，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贯彻始终，决不见风使舵，决不阳奉阴违。现在学术界对胡适越捧越高，什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竟然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我在1979年关于“胡适排斥以致敌视马列主义的‘流毒’，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市场”的预想，完全是一厢情愿。缅怀毕生向胡适挑战的张国光，做磊荦学人，就是我此刻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