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将胡适诋毁文言，说成是“进步”的、“开放”的；林纾、陈衍反对废除文言，却成了“保守”的、“封闭”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一
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义”；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更露骨地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把中国二千年用文言做的文学，蛮横地彻底地否定了。
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说：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在此基点上，胡适大力鼓吹：“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借着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
仅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以《论古文之不宜废》作出回应。文章开首曰：“文无所谓古也。”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作为有民族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文中提到的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虽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
1919年4月，林纾又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1901年）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特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1901年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大受欢迎。行文本意在于提示胡适：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如论明人之学汉，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十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他看到了“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的一面，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都是十分通达的。
《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林纾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揸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二
为了捍卫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林纾不仅是坐而论道者，而且是起而行动者。且让先来看几则《申报》刊登的广告。
1917年1月1日，《申报》有“丁巳年正月初五，《国文周刊》出版”的广告：
诸君：知道国文的关系么？既然为了国人，别的学问，不懂还可；国文不能通，究竟有怎样的受累，诸君是知道了。本社同人，都肄业于上海国文专科学校，于国文的知识，本是粗浅不通；近年以来，得有一知半解，从此都起一心愿，要把这国文的题目，设法普及，所以联合同学，发起《国文周刊》，第一期于明年阴历正月初五，准定出版，以后每七日出一本。里头的材料，有为同学在校中研究的种种知识，有为校长教员指示文字上的门径，以及性情品行上学术上的指南，真是字字珠玑，语语金石。此外又有各省各县，及海外各埠，工界、商界、军界、路界、电界、矿界、航空界、美术界、译界等，许多同学的专门著述，分门别类，按期登载，甚是可观。每本只要六分，诸君所费不多，得了一定有许多利益。无论男女，要补习，要自修，要消遣，都离不了这本周刊。如愿预定，四个月是一元，定全年是三元，另给纪念优待券一纸。出版不远，快来预定，各处批发，又有折扣，预先接洽，勿错机会。
1917年1月3日，又刊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兼收学员”的广告，落款为“主任陈石遗”。
两年后的1919年5月1日，《申报》有《林纾主干函授部招生》的广告，内容包括：
组织：本函授部为海内文人所组织创设，自民国四年，于今已有四载。宗旨：专门函授中国旧文学，旨在普及国文而维坠绪。分科：内部分文学选科、文科简易国文科。教员：林琴南、陈石遗、易实甫、天虚我生、王钝根、许指严、李涵秋、刘哲庐、李定夷、吴东园、潘兰史、蒋箸超诸先生。教法：讲义，改课，批答，观座。
同日，又有《文艺丛报》的广告：
▲预约宽限半月
▲廉价赠品照旧
▲反对文学革命者
▲不可不读
文学革命之声浪，喧传已非一日，至今益烈。本报旨在保存国粹，不能不竭力扶持，爰请文学名家林琴南先生及本报主任陈石遗先生，各著论说，以辟其谬。大凡事理，愈辩愈明，爱护国学者，诚不可不读本报，以明其旨也。
可见，林纾、陈衍等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通过办丛报、开函授班的方式，团结了一批文人学者，获得社会相当程度的响应。
然而，握有真理的林纾、陈衍，并没有阻止“废除文言”的潮流；绝无学理根据的胡适，最后竟然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
1923年，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209页））
那么，一年多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耿云志是这样解释的：“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的统治下，白话文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为何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岂不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么？
1920年1月2日，北洋政府颁布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胡适于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便可窥见这一切都是胡适操弄的结果。请看他1920年5月的日记（日记是表格式的，分“预算”与“实行”二项）：
20日，下午三点，预算：“国语会？”；实行：空白。
22日，下午三到四点，预算：国语；实行：只讲了一点，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3日，上午九到十点，预算：国语；实行：√。下午三点，预算：空白；实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5日，下午四到六点，通栏：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是日大会，前日之委员会议案都通过。大会闭会。共开了五天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附设机构，成立于1919年 4月21日。会长张一麐，1915年任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辞职南归，其时挂名而已。副会长袁希涛，1917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1919年代理教育总长，不久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洋考察。真正理事的副会长是吴敬恒，会员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等，还包括由部辖学校推选的胡适、钱玄同、刘复、周作人、马裕藻等，与胡适关系都不错，遂让他主宰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务。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主要成员包括胡适、陈鹤琴、张彭春等，主导权又落入胡适手中。1922年7月5日胡适日记：“二时，分组会议，内中一项是我修正的，文在下页。”编者注：
“手稿本”附有中华教育改进社汇编的该“议案”的剪报。“议案主文”原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胡适修改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要于国语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将来小学七年实行国语教育之后，中等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
与此同时，胡适又把手伸到了出版界。科举废除之后的新型学校，本来就需要新的教材，国文课本最是厚利之源。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为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其财。1917年的《申报》登有此类似广告，如1月1日有商务印书馆“通俗教学用书”的广告；1月5日有中华书局沈恩孚“国文自修书辑要”的广告、商务印书馆“普及教育之利器，教育部审定单级教科授书”的广告；1月14日有中华书局“国文教授之革新”的广告……随着“新精神”的贯彻，出版界必定会调整对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成了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
胡适是最有商业头脑的。1921年11月14日，他参与了商务编译所政策的策划，日记中说：
外人（如我们）对于商务的期望，是望商务能利用他的势力做社会先导，替社会开新路，引社会到新的兴趣、新的嗜好上去。替商务辩护的人对于这个冀望总是说，商务是一个营业机关，只能供现成的需求，也不能造新的需求。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片面的见解。天下没有完全天然现成的需求，也没有完全“无中生有”的新需求，天然的需求若没有人力去谋充分的满足，不久就会苟且敷衍的将就过去了。譬如行路的困难自然发生“引重致远”需求，但人们几千年来觉得轿子、帆船、小车、骡马等物已很可供应这个需求了；火车、电车、汽船、飞机等物的发明，表面上看来是供一种固有的需求，骨子里是同时造出许多新的需求。故我们可以说，供应固有的需求与创造新的需求，并不是两件不可并立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固有的需求如果他能继续存在，也可说是一种新需求，新的需求如果是可以提倡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固有的需求，不过从前不大现罢了。故提倡白话并非完全造新的需求，只是供应一种显而未大现的旧需求。故市面上许多极不堪的小书——如男女合欢、新编牛皮大王趣史等——并非真能供应一种天然的需求，其实只可算是社会上本有一种看新书的新需求，而不幸遇着一种不满意的供应罢了。提倡新的需求（只要是真的需求）并不很难，也许极容易；供应固有的需求（若求供应的满意）并不容易，有时也许极易（难）做到。故提倡白话并不甚难，而编一部应用的字典反觉不易。
这番对于需求以及创造需求的剖析，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还来得高明。在胡适看来，提倡白话本身，就是在创造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他还直截了当地说：
商务是一个营业公司，不应该牺牲营业的利益来应酬学者，学者也没有权利可以要求商务牺牲股东的资本来应酬他们。商务不印此书也罢，既印了一部书，就应该使这部书尽量畅销，使这部书尽量赚钱（即如我的《中国哲学史》，若每一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广告，决不止销售一万三千部）。故我以为编译所对于这一类书的政策应该是：凡认为值得提倡的书，应该用全力提倡，使他尽量销售，决不可错认准备为提倡。换一句话说：要拿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做提倡的事业。
胡适最有创意的是设立教科书试验学校的建议，所提和方法又极为具体，如择定若干良好学校，小学中学皆有，不限于一地，但取成绩良好、有试验的精神与人才的（例如江苏第一师范的附小，如南京高师的附小），并捐助经费以为奖励，试验后再行推广之类。可见，掌握市场规律、运用商业手段来推行白话教科书，既为出版商觅到赚钱的新渠道，也为彻底废除文言文找到最有效的手段。1921年8月5日的日记，终于将他的战略目标挑明了：
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在这新形势下，出版社纷纷跟进。1919年中，《申报》刊出了中华书局出版新教材《国语读本》的广告，打出了醒目的标题：“教科书大革新，又进步了”，广告词不啻一篇文章：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是进步的，不是守旧的。自从有了中华书局以来，教科书的进步革新，和从前迥不相同。
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是我们向来主张的。教育部最近通令，从今年秋季始业起，第一二年一律改用语体文。
这部国语读本，是用最进步的方法编的。第一册开首是注音字母，编制的方法和次序，都是最合于教授的。注音字母完了，接着是极短的语体文。第二册到第四册，由篇短语体文慢慢的加长，第五册到第八册，由国语进步到国文，生字一律用注音字母注音，总期四年毕业，语体文可以看，可以写，普通的国文，也可以大略明白。
这部国语读本，还适合儿童心理的教材，适合现在世界和我国大势的教材，活泼有用的教材，切实有用的教材，总期儿童易于了解，四年上可以具完全做人做国民的知识。
这部书编订的人，有国语大家王朴先生，国语学大家黎锦熙先生，研究各省方言的陆费逵先生，研究语法的沈颐先生，和学识经验很丰富的黎均荃、陆衣言、张相、戴克敦、刘传厚几位先生。
这部书共八册，每册定价银一角，对折实售五分。第一二册已经出版，第三四册即可出版，全书于暑假中出全。
面对由官方与商界联合组成的攻势，林琴南、陈石遗辈即便是满腹经纶、笔生莲花，编再多的《文艺丛报》，办再多的函授讲习班，统统无济于事，只能让文言教育淹没在《国语读本》的汪洋大海之中。耿云志描绘其时形势道：“胡适等人登高一呼，奋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但几个旧文人不能阻遏，就是军阀政府的当权者们也无可奈何。1925年，当上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想利用权势来剿杀白话文运动。他点名嘲骂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胡适则直指章士钊是‘反动激’，是‘落伍者的首领’。以致那时本已分裂的新文学各派人物一致对章实行反击。章士钊招架不住，失败而止。”（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章士钊根本没有想到：教育体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木已成舟，生米早已做成熟饭，司法总长纵有三头六臂，管得了司法以外的事情吗？
三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林纾、陈衍没能阻止的“废除文言”，一百年后由胡适后辈搬到台湾上演了。台独分子大搞“去孔”，“去郑”，“去孙”，“去蒋”，却从来不“去胡”，因为他们都怀有“去中国化”的不良用心。
“独派”一直视文言文为眼中钉，说它“充满中华民族主义色彩”，“阻碍台湾文学发展”。台湾教育部门的“国教课纲课审大会”，将高中“国文科必读古文”由20篇减为10或15篇，裁掉历代名家的经典之作。为了“顺理成章”让文言文在课本中缩水，他们把胡适搬出来以为护法，甚至打着“专业”的幌子称：“胡适曾批评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宣称“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要将台湾学生从这种“半死”的文字中解放出来。与胡适当年夸大“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同，“独派”却将日本人的文言文变成必修，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结，妄想在本土文化中加入日本元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针对台湾当局删减语文课本文言文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台湾岛内关于语文文言比例的争议，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白之争”，而是又一次“去中国化”的动作。其实质是要“灭其文”、“灭其史”，最终来一点一滴的去磨灭深刻在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的痕迹，让台湾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删减文言文比例的倒行逆施，虽也遭到岛内的强烈反对，但批判的力度是不够的。请看媒体的报道：
曹若梅调侃地说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要胡适怎么用白话文翻译？难道要说“两边的猴子一直叫吗？”
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文言文是汉语的淬炼艺术，“从文言文学到什么是语言的精锤淬炼，才能更懂得怎么在白话文中挥洒自如、行云流水。”她对台湾教育现状表露出忧虑，“这样的教育政策，是要把下一代的年轻人带到哪里去？”
台师大国文系教授徐国能说：近年日、韩、中国大陆甚至越南，都急着把中国古典文献和文言文转化成自己的文创资产，“我们却连这个都不留给下一代，难道要让中文经典未来都变成日本、韩国的吗？”
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主任须文蔚指出：大陆从小学开始加强文言文教育，且陆生的阅读量非常大，台生跟陆生的语言能力差异很大。
所有的批判，都未臻百年前林纾的高度。我们要把被颠倒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颠倒过来，大力肯定林纾、陈衍当年反对废除文言的精神，并给以崇高的评价。
（《闽都文化与开放的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