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诸子"，小说家与其他九家地位是对等的，这是没有产生"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中国小说不是属于形式范畴的文体，而是荷载中华文化的实体。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写的是作者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关键词：小说 标准 中国 西方
一
李灵年教授序《全清小说》，提到谈凤梁先生主编《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请吴组缃先生赐序一事。吴先生读了《〈任氏传〉赏析》样稿，见有这样的话："《任氏传》可以当作唐人传奇的标准性文体看待；在某种意义上，它凝聚着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和小说文化的几乎全部因素。"突然表示序不能写了，理由是："什么叫标准小说？世上有没有标准小说？"
--这让我想起了好些往事。谈凤梁先生是新时期起步较早的古代小说专家，著有《中国古代小说简史》《古小说论稿》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主持《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还约我写了《埋忧集》中《金蝴蝶》《空空儿》《真生》《陶公轶事》赏析，这是我有关文言小说最早的文字。撰写《〈任氏传〉赏析》的何满子先生，则是治古代小说的大家，既有旧学的根底，对西方文化也极熟稔。由于用西方小说的"尺码"（以情节的虚构和人物的塑造为核心）来衡量，才断言《任氏传》是"标准文本"："作家以史传的简洁笔法，集中笔力于刻画人，从人物活动中勾勒出唐代上层社会风俗画，从风俗画中烘托出人，更其是人的灵魂，从中贯注着作家自己的人生评价和爱情--人生的价值观，直达哲理层次的美学高品位。"（《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5页）
何满子先生忽略了一点：《任氏传》只是"历代文言小说"的一篇，若将它树为"标准"，众多历代文言小说又将置于何地？吴组缃先生以为，古代小说文备众体，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标准"；即便是成熟的《聊斋志异》，在他看来也有三种文体：一是魏晋"志怪式"，二是唐人"传奇式"，三是专写一个场面、一个片段的散文特写（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16-17页）。而早在1928年，俞平伯《谈中国小说》就说过："唯若求了解中国小说之实况，必先明白古今人虽同用小说这名称而释义有别，尤宜知这些传统的观念对于自来小说创作之成就，有深切之关系。我们用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去衡量古之小说，而发现种种的有趣的龃龉，这倒是当然的现象。若古人能预知我们的标准，处处合式，这才是真的奇异呢。"（《小说月报》第19卷第2期；转引自汪正龙等：《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要问"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是从哪里来？就要追溯到1918年。服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胡适断言：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相比之下，"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232、233页）。钱玄同给陈独秀写信，认为："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新青年》第三卷，第449页）又给胡适写信，说："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新青年》第四卷，第63页）
"西洋的文学方法"之所以完备、高明，在胡适之辈看来，就在于他们的小说观。周策纵解释说："我们现在的所谓'小说'，和英文的fiction相当。可是fiction的初义是'虚构'，中文'小说'一词却没有'虚构'的意思。"（《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和宗教关怀》，《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于是，有着几千历史的中国小说，因为不符"虚构"的标准，其价值便被大大地低估了。
其实，矮化、贬低、颠覆中国小说的，最致命的一击，还不在是西方的小说观念，更在他们倡导的文体论。西方人把小说与诗歌、戏剧平列，看成是属于形式范畴的文体，所谓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典型环境的"小说三要素"，成了小说学的ABC。不具备上述种种的中国古代小说，岂不要自惭形秽、望尘莫及了么？
胡适之辈不懂得，《堂吉诃德》《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等，与中国古代小说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西方的一套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录有诸子十家，他是怎校界定这十家的呢？--"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班固的意思非常清楚：小说家与其他九家，虽各有出处，各有内涵，但作为"诸子"的地位，却是对等的。如若诸子九家是文体，那么也可以承认小说是文体：谁都明白，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谁也不会胡涂到这种地步，说儒家、道家之间的区别，是文体的差别。谁都可以清楚地判明，《孟子》与《庄子》的差异，不是文体的差异，而是实体的差异。同样道理，小说也不是文体，而是荷载中华文化的实体。这一客观事实，是没有产生"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俞平伯当年说得对："我们评量中国的旧有小说，与其用我们的准则，不如用他们自己的准则，尤为妥切。"这里的"我们的准则"，是当时人们服膺的西方小说的准则；"他们自己的准则"，则是中国古人的小说的准则。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西方小说的准则（或曰标准）推倒，重新回到中国古人的小说准则（或曰标准）上来。
班固说，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又引孔子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乍一看，仿佛是对小说的贬抑。桓谭则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语气就大有不同。作为"诸子"，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既没有自高身价，更没有自限门槛，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试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诸子九家，到后来还剩下多少？不要说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就连儒家、道家，也都没了真正的后继者。用班固的话说，儒家是"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道家是"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但对于小说家，班固没有说及它的衰亡，却道："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为什么它会"然亦弗灭也"？且将"小说"二字，作点分解就明白了。"说"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是"刍荛狂夫之议"，故小说的书名，往往以"说""话""语""谈（谭）"命之；为显示其小，其卑，其微，又往往以"小""琐""蠡""脞"修饰之。然放言高谈，难留痕迹，还得记录下来方能传世，故又往往以"笔""记""志""录"命之；但这种记录的行为，并不具庄严的意味，"随""漫""杂""妄"，倒是常采用的修饰词。小说之所"说"，之所"录"，究竟是什么呢？是作者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有人以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不是一个与西方fiction或novel对等的一个纯文艺学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中，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其它边缘性文化话语的统称，是一个具有知识论和价值论内涵的文化概念。"（张开焱：《文化二元对立格局中定位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是讲得相当不错的。中国古代小说确实是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至于中国古代小说是不是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边缘性"文化话语，则需要作具体分析。虽说是"刍荛狂夫之议"，但古代最正宗的文人，都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小说的写作，小说家生平百分之九十可考，就是明证。写小说既无官方压力，也无市场诱惑；谀墓之文，应酬之诗，人情牵绊，难免违心。小说却是自主行为，表达的是自我认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善其所善，恶其所恶，堪称道德观与审美取向的汇集，三千年中华人文精神的总呈现。
二
不过，中国小说本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明代胡应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这就是说，在"小说"的总名目下，实际上有两大分支：一是"谈说道理"，一是"纪述事迹"。胡应麟所分的六类中，志怪（以《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为代表）、传奇（以《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为代表）、杂录（以《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为代表），属于纪述事迹；而丛谈（以《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为代表）、辩订（以《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为代表）、箴规（以《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为代表），则属于谈说道理。
今天读者，多持小说是"文学"的观念，读到名为小说的"谈说道理"之作，就会因无文学意趣而茫然。怎么处理古小说中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人们曾有过多种尝试。《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委会的《前言》，是这样分析文言小说状况的："某一部书，古人当作小说对待，今人可能认为它根本就不能算是小说；某一部书，它当中的某一部分作品或许还能被今人隶置于小说名下，但它的另一部分或多或少的作品却无论如何也和今人心目中的小说有很大的距离。"它还举《聊斋志异》为例，道是："书中的某几篇作品，寥寥数行，内容不外是七零八碎的纪事，例如某年某月在某地发生了某种灾异现象之类，它们没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没有任何出场的人物，就篇而论，你能把它们叫做小说吗？"这种意见，与吴组缃先生如出一辙。
那么，他们是如何取舍的呢？《前言》说：
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那么，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
因此，对待古人的小说概念和今人的小说概念，我们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原则。
在具体作法上，关于文言小说的条目，是这样的：举凡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古小说"），不管是符合古人的概念，或是符合今人的概念的，只要是可考的，就尽可能全部收入；宋代、元代的文言小说，大部分收入；对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则作有选择的收入，入选者大抵是那些符合或接近于今人的概念而又比较重要的作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这种"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的原则，说起来似乎有理，其实很难照办。特别是明、清两代，是文言小说写作的高峰，对上千部作品"有选择的收入"，那些被舍弃的作品又该怎么办呢？
时代要求制订新的界定小说的"标准"。1998年10月在南京、1999年4月在长春，先后开了两次文言小说研讨会。在侯忠义先生主持下，着重讨论的正是"小说"的界定。与会专家最终达成以"叙事性"作为区分小说与非小说的共识：举凡具备一定情节与审美意趣的叙事作品，均视为小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大突破，而编纂《全清小说》的二十年，就是执行这种新"标准"的学术实践。
从消极方面看，对历代书目中小说家类的作品，一一进行鉴别，剔除了非叙事性的"丛谈""辨订""箴规"，仿佛使小说的总量减少了；但从积极方面看，我们所做的不光是减法，更多的却是加法。
郑樵《通志略·编次之讹论》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可见在古人看来，最易混淆的书是小说。而在他一百年之前，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就已经把《旧唐书·经籍志》"志神志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六百年后的清乾隆朝，《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言道："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因而将小说的一部分归入杂家，都是由于分类的相紊，既可能把不是小说的算作小说，也可能把是小说的不算作小说的典型事例。
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提出过"偏记小说"的概念：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馀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第三十四）
其中"偏记""小录""逸事""琐言""杂记""别传"，乃至部分"地理书""都邑簿"，都具有显著的叙事性，视具体情况将其入选为小说，就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领地。
当然，这项工作既不能从概念出发，也不能从目录出发，而只能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欧阳修不过是把《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部分书目，搬到《新唐书·艺文志》而已。《全清小说》则要对现存作品进行查阅和鉴定，工作量之巨是不言而喻的。《全清小说》共收录清代小说500馀种，3000万字，其中约100种未经小说书目著录。如《无名氏笔记》（不题撰人）、《书事七则》（陈贞慧撰）、《原李耳载》（李中馥撰）、《馀生录》（张茂滋撰）、《瘿史》（梁清远撰）、《物感》（李世熊撰）、《花间谈往》（花村看行侍者撰）、《惕斋见闻录》（苏瀜撰）、《胪传纪事》（缪彤撰）、《浔阳跖醢》（文行远撰）、《嗒史》（王炜撰）、《天香阁随笔》（李介撰）、《闽中纪略》（许旭撰）、《仁恕堂笔记》（黎士宏撰）、《海上随笔》（刘翼明撰）、《暑窗臆说》（王钺撰）、《洱海丛谈》（同揆撰）、《志壑堂杂记》（唐梦赉撰）、《瓯江逸志录》（劳大与撰）、《西神丛语》（黄蛟起撰）、《知我录》（梅庚撰）、《青社遗闻》（安致远撰）、《海外记事》（大汕撰）、《北墅奇书》（陆次云撰）、《蓉槎蠡说》（程哲撰）、《漫游小钞》（魏坤撰）、《谔厓脞说》（章楹撰）、《玉錞于》（吴元枢撰）、《闲居偶录》（徐时作撰）、《沮江随笔》（朱锡绶撰）、《左庵琐语》（李佳继撰）、《隻麈谭》（不题撰人）、《凉棚夜话》（海槎客撰）等，在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都未著录。
由于古代小说的情况各异，全书均为叙事性小说的，自应全部收录；全书均非叙事性小说的，则不予收录。问题在于，有的杂传类著作，仅有部分叙事性小说，本应剔除非叙事的成分；但考虑操作之不易，故仍将全书收录。当然，叙事性外延也不能过于扩张，某些叙事性很强的文类，如诗话、游记、日记、年谱、志传之类，也都不再列入。
三
为了展示以新"标准"对小说的鉴定与评析，且以《天香阁随笔》为例。
按照传统目录学，《天香阁随笔》一书，应著录为"子部·杂传类"，它不曾被小说书目著录，小说研究界也没有以《天香阁随笔》为对象的成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知网试以"篇名"输入"天香阁随笔"，搜索结果为0；而以"关键词"输入"天香阁随笔"，结果得四篇文章：1、《童谣〈张打铁〉如何风靡南方》，2、《〈点绛唇·湖歌〉版本及其作者考略》，3、《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4、《探觅山居庵旧址--李寄辑理〈徐霞客游记〉的地方》。前两篇是因《天香阁随笔》记录了《张打铁》与《点绛唇·湖歌》，后两篇是因《天香阁随笔》作者辑理了《徐霞客游记》，才得进入"徐学"研究者的视线，都与《天香阁随笔》自身的文学价值无关。
今本《天香阁随笔》二卷，题"江阴李介介立撰"，收录于《粤雅堂丛书》。作者李介（1619-1690），又名寄，字介立，号昆仑山樵、萍客、白眼狂生、因庵，江阴人。母周氏，为徐弘祖（徐霞客）之妾，因不容于嫡母，有孕而出之，生介，育於李氏，遂以李为姓。李介性颖异，博闻强识，少应郡试，拔第一，既而悔之，弃去。顺治六年（1649）奉母居定山，授徒为业，终身不娶。母卒，隐居由里山（花山）之山居庵。著有《天香阁文集》七卷，《天香阁外集》一卷，《停車》《髡春》《谷口》《附游》《偕隐》《晴川》《鸣蝉》《听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等诗集二十四卷，并搜集整理《徐霞客游记》，推为最佳版本。
咸丰壬子（1852），伍崇曜为《天香阁随笔》作跋，引原书徐恪题识曰："《随笔》八卷，杂记鼎革间琐事及遗闻佚诗，予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录存若干页，亦可以见先生大概矣。"《天香阁随笔》原为八卷，经徐恪"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粤雅堂丛书》厘为二卷。伍崇曜评论道：
内如备载万元吉《筹军录序》全文，暨将赴滁阳上疏《疆事不堪再坏疏》等，均足补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详载。又如纪吴三桂伎陈元事，与钮玉樵《觚賸》及各说部互异，亦足以备参考。又如痛诋洪文襄，不遗馀力，亦无怪其然。至如史阁部"将略或非所长"，而身骑箕尾、气壮山河，论古者作恕词焉可耳。
伍崇曜关注的是四大要点：
第一，备载万元吉《筹军录序》《疆事不堪再坏疏》，均足补史乘之缺。万元吉是作者最推崇的人物，评论道："元吉久在行间，熟谙兵事，故南渡后所上诸疏，俱凿凿可行。此则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聋者之侧，耀五釆于瞽者之前。予录此疏，以见当时非无人也，有人而不能用，千百年后，同一发嘅耳。"同样的感慨，在抄录张亮奏"复雠义不容缓"议论道："当其时，神京既失，中原板荡，而两淮安帖如故者，西有亮而东有路振飞、王燮也。诸公才气，皆足以办贼；而庸奴当璧，奸相当轴，腐儒当阃，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第二，纪吴三桂伎陈元事，与各说部互异。《天香阁随笔》最关键的要点是：
田皇亲觅女优于姑苏，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既破闯贼，入京都，宴于皇亲家，出女乐侑酒。时平西入关讨贼，苦形劳神，必报君父雠，以五千兵破贼数十万，于永平连战，至都邑，疲敝数月矣。至是贼走，复始解甲欢饮，有一夕之乐。见元艳甚，而音歌又精，独数数顾视元。及元捧觞为寿平西前，平西连举数大觥。是夜，皇亲送元平西军中。
据《天香阁随笔》，吴三桂是在"既破闯贼，入京都，宴于皇亲家"时，方第一次见到陈元的。吴伟业《圆圆曲》云："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颠倒时空，竭力回护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罪行，也许是为自己的屈节仕清解脱。
第三，痛诋洪文襄，不遗馀力；第四，史阁部"将略或非所长"，论古者作恕词焉可耳，说得不错。因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了。
--要之，以上四条，皆从"可补史乘之缺"着眼。然以新小说"标准"衡量，《天香阁随笔》是"标准"的叙事性小说。
先说书名"天香阁随笔"。季芝昌《丹魁堂詩集·九日游由里山九莲禅院》云："朝朝排闼送遥青，真面相看别有情。选佛登临九莲界，老僧消受万松声。天香颓阁空怀古（寺旧有天香阁），云影归山喜放晴。多感三舟学陶岘，邀宾载酒证诗盟。"李介晚年，隐居由里山之山居庵，号由里山人，当时至九莲禅院天香阁，故引作书名。至于"随笔"，恰是小说书名之最常见者，洪迈《<容斋随笔>序》谓："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
李介以"介两姓，历两朝"，怀有强烈民族身世之感。他是乙酉（1645）江阴民众反清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江阴守城八十一日，原已决心与江阴城共存亡，绝食待死，惟因老母尚在，经朋友力劝，方饮下汤水。但清兵的残暴，烈士的抗争，都印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天香阁随笔》的主轴，便是民众的抗清之志。如：
王云冈，镇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变，兵至城下，死于弩者无数。城破，逸去。王善制弩，有求弩者，相其人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发百中。不经指点，虽得其弩，无用也。有人受其弩与法，发不准，请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属，一拨之间，其人乃悟。唐时润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犹有人得其遗妙如此。
邵贰公，徽人，贾吾邑，有胆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发二矢，连毙二人。回顾，无一人在者，因反走。后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群噪而下之狱，城守事急出之，并力堵御，大有功焉。城破被获，不屈而死。
顺治二年乙酉（1645），是明末清初之痛。"乙酉"二字，在清初小说频率最高。"兵"与"大兵"，指的是南下的清兵。《天香阁随笔》写于康熙十三年，其时清政权已经基本稳定，倒叙十年多前的抗清事迹，是需要勇气，也需要策略的。两位义士，一是王云冈，一是邵贰公，虽不是江阴人，但同样参与了抗争。作者巧妙地写他们的弩与矢，前者是"兵至城下，死于者无数"，后者是"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发二矢，连毙二人"，结果是：一"城破，逸去"，一"城破被获，不屈而死"。着力渲染其弩与法，意在转移视线耳。
平民之外，《天香阁随笔》又写了两个士人，是从"文运"入手的："癸未科文运，剥蚀尽矣，独吴江吴日生，英伟浩瀚；嘉定黄蕴生，博大严正。然二公不特异其文，其识见亦异是。科考选庶吉士，皆百计钻谋。人有为二公地者，二公弃之不顾，策骑出都。"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南直文运不济，仅吴日生、黄蕴生二人得镌。及科考庶吉士，又不屑钻谋，弃之不顾：仿佛在议论科举与人品，然笔锋一转，曰：
未几变作。后大兵下江南，蕴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节义又异。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运，非仅一科生色也。
吴昜（?-1646），字日生，号朔清，吴江人。弘光立，史可法奇其才，题授职方主事。乙酉，奉檄征饷未还而扬州失。率船队开赴吴江，吴江亦失。前往太湖扎营，与同邑孙兆奎、沈自駉起义，屯兵长白荡，出没太湖、三泖间。曾率兵三次占领吴江城，被俘，不屈而死。黄淳耀（1605-1645），初名金耀，字蕴生，一字松厓，号陶庵，又号水镜居士，嘉定人。弘光元年，嘉定抗清起义，与侯峒曾被推为首领。城破后，与弟黄渊耀自缢于馆舍。淡淡几笔，却隐藏了无限事件，无限感慨："砥柱三百年文运，非仅一科生色也。"
至于坚不薙发以保全气节者，则有无锡华凤超。他鬓发宛然，已七年矣。为奸人所首，抚院下县捕之。县官捧檄至，劝其少薙，即可报命，不听。抚院姓周，出缨帽并薙具，终不听。胁之跪，不可，击碎其膝，下之狱，解北死。这些，都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
《天香阁随笔》揭露了清兵的暴行："江邑城破后，人见万寿冈上裸缚一妇人，被丛箭死。""江邑破后，学使署楼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尸影宛然，体侧卧，而发植如竿，丝丝皆见，见者无不耸然。"为冲淡气氛，前者引"予友汤伯蕃作一诗吊之"，后者对比"昔永新赵烈妇死于明伦堂，每阴雨，则血痕毕露，怀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见"，感叹道："此皆英灵结成，非偶然也。"
要之，对于江阴烈士的英名，李介是一心要留存记录的。但他用的是春秋笔法，曲折地表达强烈民族感情。他不能分类而列，作"忠义""节烈""暴行"，而只能采用小说的杂，内容的杂，排列的杂，有意将诸条先后错乱，无复诠次，让人无所觉察，亦无所追责。
《天香阁随笔》流露出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抒发着积郁的"孤愤"之情：
顺治二年乙酉，避兵陈市，因往顾山，观所传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发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胆，何暇操觚，作不情风雅事耶？己丑过此，登楼眺玩，见壁间题咏甚多，有崑山顾潜一律颇佳："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与此楼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胜刘郎观里桃。壶榼尚期他日到（"到"字予所改，原本"往"字），斧斤闻说有人操。叮咛地主勤呵护，莫遣灵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迎送之烦，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缓死，僧强花立死，比比皆然。即如劝忠寺之宋梅，掩映苍崖；庆云庵之垂丝海棠、半天红雨，因兹遭伐。予和一律，答顾君之意，兼为寺僧解嘲、游人惊目云："闻说昭明植甚真，孙枝犹见昔时春。废兴一物非无数，呵护千年定有神。狂客醉呼汤般若，恶奴狠踏瓦乌鳞。激成斫伐由吾辈，莫怪山僧太俗人。"
沉痛之馀，也思考了明代之亡："废兴一物非无数"，"激成斫伐由吾辈"，亦有值得追思的原由。
在江北四镇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中，李介最赞赏的是黄得功。《天香阁随笔》卷二的首则与末则，写的都是黄得功。首则借曾隶黄得功麾下姚姓者之口云：
左兵东下，将军师太平扼之。前锋为左所败，得功怒，呼酒饮三椀，一马直奔左营。时左兵胜还，方解甲坐卧，望见一骑，殊不在意。得功踹入营门，大呼："黄闯子来！"皆大惊抢攘，后骑亦至，遂大破之。
寥寥数笔，"黄闯子"的威风，跃然纸上。而末则云：
黄将军得功，宏光初与高杰、刘良佐分驻淮上捍金陵。左兵东下，移将军师太平扼之。左兵败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仓卒走依将军，而豫王以重兵晨压将军营，使良佐来，说词甚曲。将军怒责以大义，出不意旁□箭，射将军中喉，因慷慨语其下曰："将与诸君死敌。"三问无一应者，遂拔剑死。
大兵渡江，福王至黄得功营，护之甚谨。刘良佐既降，即遣袭王。刘良佐乃潜结黄得功部将马得功，使为内应。黄得功促兵前进，而马得功断浮桥，兵溺死无算。黄得功不知刘良佐已降，犹欲就而计事，流矢贯喉，乃引刀自刎。作者信手写来，读来饶有生气。作品中真正具备文学价值的，恰是这些动人心魄的故事。
而左良玉，则记曾客左军中棒师之言，云："左兵掠子女玉帛满舟中，其将领皆方巾大袖，雍容养威。重闻敌先股战，甚有以金钱倩予代行者，其言如此此，岂黄将军敌耶？"对于左兵之东下也，则以为："使其时得一威望重臣宣慰军中，责以社稷大义，把梦庚衣，声泪俱发，未必不回犯上之师，为勤王之举。譬如人家，盗已进门，而家人犹争斗不解，无怪乎其竟入堂阃也。"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南明统治者，仓卒走依黃得功的宏光，自不必说；即如令人寄予厚望的鲁监国，也令人扼腕。不仅"守边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馀里"，鲁监国本人也"召百官宴于廷，出优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帘开宴"，其场面：
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紧，王鼓颐张唇，手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杳，声闻帘外。外人咸目射帘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履交错，傞傞而舞。官人优人，几几不能辨矣。
结论是："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又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戏占一绝曰："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吴。"言戏而意则苦矣。
《天香阁随笔》还记了两种类型的官员。一是常郡司理吴兆壆。司理是推事的别称，其职责是审案，但他最想做的是"出人罪"："虽上司严驳，十驳十上，必出之而后已"。去任之日，有曾为其所出者之子，赍银三百，请少备道途费。吴兆壆曰："彼时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坚却不受。作者感叹道："吾每见循良之吏，有活民之心，而民终不能活者，不刚也：刚矣，而掣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刚以行其德，清以伸其刚，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一为广信府康镇将。此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徧，致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后将移镇袁州，谓其所掠侍妾曰："尔辈有亲戚欲归省者，可自言。"群妾喜，欲归者三十馀人，皆令治装上轿。发三十里，封刀授健儿，取首以验。作者虽无评语，然不着一字，对政治的黑暗、官员的残暴的谴责，已力透纸背。
徐恪题识，谓"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说明原书神怪内容是不少的。神怪之说，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关注。从删剩的几条看，如："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貍，入人家作横，爪利甚，专伤妇人。家家鸣锣聚守，彻夜不寐。"不过是平常的怪兽；而"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大如斗，光芒数丈，烨烨射人，自东方移向西去。""甲辰秋冬，日旁有数小日。每当日之出没，跳跃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荡不止；或云有小日数百"两条，记载异常的天文现象，有待于自然科学史者的介入。至于长篇的《考首阳山》《辨芦子关》，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和造诣。
记录友朋散失的诗文，是所有小说最普遍的现象。此书录汤仲曜《浙江游记》，言"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
西湖南起吴山，北尽孤山而缺其东，以杭城当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设画图，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虽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北之峰，为东西之岭也；浙江之山，屡变而争奇，每周一折，鼓枻而前，则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及者二也。苏堤之桃柳，华丽不实；若夫桐溪口水之间，两岸江枫，蔚蔚苍苍，少者千百株，多至数十顷，傲霜初落，秋风乍水，丹黄交间，青紫相陈，布宫锦于江湄，展画图于山足。及夫风高霜老，虬枝见霜，叶去而落，其实为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数计：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市，贩夫卖客，摩肩接袂，车斗麈生；浙江在万山之中，悬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台，访方干之谷：此不及者四也。西湖之胜，白公创于前，苏公继于后，而梵宫别墅，以次而起。然潮岸易于崩塌，湖滨易为葑田，两堤之花柳，易于凋谢，而山根之楼台，亦易于朽落；非若浙江两岸，绿树刺天，青峦层叠，金钱不费，终古长新。借笙簧于过鸟，托丝竹于飞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而浙江无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鱼，大者不过数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酿酒，不能久置；浙江之鱼寻丈，味厚而不腥，金笔之酒，名擅天下：此不及者六也。
酣畅淋漓，抑西湖而扬浙江，道前人所未道，堪为最佳之导游词。
又录徐遵汤《山中三字韵诗》十七首，其"广陵散绝冰弦七，欸乃歌传水调三。""但放不须名第五，能痴何必绝成三。""研底九州曾履八，马头五岳已过三。""莫叹生年不满百，祇怜春事已过三。""鹿苑千门归不二，虎溪一笑偶成三。""非陆非舟宁可二，为嵇为阮亦堪三。""凤衰不碍苞成九，龙卧何须顾者三。""莫云岁事多阳九，且任时情自暮三。""旗鼓代兴难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名让后来推第一，品齐下乘自居三。""祗任阴阳分甲乙，莫从前后问庚三。""营分星斗文成五，蠹食神仙字有三。""有文难送韩穷五，是璞曾经楚刖三。""琴咽水声还五五，屏移峰影自三三。""纵饮莫辞杯罚百，盛时亦复鼓挝三。""傍湖拈出荚蓉九，触地能□岛屿三。""懒人自有难堪七，大业何知不朽三。"皆以"三"字为韵，对仗工巧，诚为千古独有之佳句。
胡应麟说："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此一评语，《天香阁随笔》足以当之。如果一定要将此书硬性归类，就会遇到胡应麟所说的困难了："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掺入二类。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最高明的办法，是不管它"志怪""传奇""琐言""逸事"，统称之为"小说"可也。这也是为什么"杂家"中的许多作品，应该归入小说家了。
2019年7月22日于福州
作者简介：欧阳健（1941-），男，江西玉山人，《明清小说研究》原主编，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