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推出《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一时好评如潮。朱玉麒说：“在整理者忠实的还原下，惟妙惟肖地复原了冯其庸先生亲切的口吻；同时又经传主认真删改，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其一生的遭际。丰富的图录，认真负责的口述史资料，加上协同工作的程序，会成为一种当代口述史精品创作的范式而传扬。”（《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光明日报》2017年1月24日）何卫国将其归入“红学史研究”，称它“以口述自传的形式，简明生动地叙述了冯其庸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开辟的学术道路。”（《2017年〈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1期）。亦有评论提出：“近年来，随着口述实录兴起，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拼接出更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冯老在本书中也爆了不少身边的历史猛料。但口述实录只是基于个人记忆的‘原声’回放，个人往往受种种因素影响，不可能站在客观位置公道评价，比如冯老在书中多有提及的他与周汝昌间的矛盾问题。”（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北京晚报》2017年2月10日）
冯其庸口述自传所以归入“红学史研究”，是以当事人身份记录了新红学史上诸多大事，诸如《红楼梦》校注组的筹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红楼梦大辞典》的编撰等，皆可作红学史文献看待；但由于记忆偏差及主观偏见，所爆“历史猛料”难免有失实成分，需同代人出来细加鉴别，严谨考证，方不致造成误判。
红学史的主体，应是诸多红学人物。冯其庸却在后记中声明：“这部口述自传，主要是叙述了我个人的经历，没有涉及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许多朋友，更没有涉及海外的友人，真正只是叙述我个人几十年来坎坷的经历。我所以同意出书，只是为了存留一些历史的记忆。”但人们的阅读感受却完全不同：“冯先生在执教北京以来的岁月，对于文化的广泛涉猎，又得以与多个领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叙述中，学者郭沫若、俞平伯、启功、姚迁，作家王蒙、金庸，书画家许麐庐、黄永玉、刘海粟，戏曲艺术家袁世海、陈伯华、周信芳，工艺大师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为《红楼梦》而交往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学者，这些因为不同的机缘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当代文坛的点将录，他们交游的往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朱玉麒：《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
这种阅读感的差异，取决于冯其庸的历史定位。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冯其庸是“红学泰斗”，是“红坛巨擘”，而非他本人不喜的“文化学者”（《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专访题《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张庆善说：“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毫无疑问，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送别冯其庸先生》，《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孙伟科说：“冯老从事红学40余年，为红学的发展他承荷最重、贡献最大、立场最坚定、步伐最稳健。到后来出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期间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又无人出其右。……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是新时期红学的灵魂人物，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不管是作为一个组织者、活动家还是一个勤奋著述、率先垂范、引领风气的学者，他都当之无愧。”（《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事情确实如此，冯其庸是凭借《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及校订《红楼梦》，而成为红学研究的掌门人的。试想，如果把红学诸多大事统统抽掉，充其量是二流的剧评家、书画家与旅行家，文化史上就没有地位了。
但就在这本“全景记录近百年人生历程”的书中，偏偏竭力淡化红学内涵，去大讲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查实玄奘取经的古道，查证项羽不死于乌江之类，十六章篇幅中讲红学的只有四章（第八章“《红楼梦》校订组”、第九章“红楼梦研究所”、第十二章“《红楼梦》‘三汇’”、第十三章“《红楼梦大辞典》《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随谈”）。与绘声绘影地讲述与诸多画家之间的友谊，与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交往不同，这本“冯其庸的文坛点将录”，对于辅佐他打天下的红学群贤，却很少触及。如讲《红楼梦》校订组，仅说“从外地调来的七八个同志都被调回去了，就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陶建基四个人了”（第230页）；讲红楼梦研究所，仅说“主要成员有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刘梦溪、陶建基、顾平旦、祝肇丰、徐贻庭等”（第270页）。光武中兴，尚有“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的云台二十八将，诸多为冯其庸鞍前马后奔走效命的“志能之士”，是何方人氏，何等学问，有何建议，有何成就，居然连一颦一笑都没留下，“点将录”何其吝啬笔墨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漠视“正面人物”的情势下，冯其庸着力写了三个“负面人物”，两个是他在红学领域的论敌，一个是影响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对此进行必要的考辨，既能洞察冯其庸的为人与学术风格，也能为如何阅读口述历史，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二
第八章“《红楼梦》校订组”，第四节题“《石头记》脂本研究”，开头两段亮出了冯其庸的版本观：
曹雪芹留下来的《红楼梦》一共八十回，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就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
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差得太多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也只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少了一半。庚辰本从回数来讲它是七十八回，只少两回，现在影印庚辰本里缺的两回是从己卯本里移过来的，可见这两回早已丢失了。己卯本的两回也是补抄的。后来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己卯本这两回的补文，还是据雪芹原稿补的。后来我写了文章，专门论述己卯本补的这两回是曹雪芹的原稿的道理，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第250页）
冯其庸被誉为“新时期红学第一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断定“曹雪芹留下来的《红楼梦》一共八十回，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就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而三个本子之中，又以庚辰本最为重要，它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这是冯其庸对红学研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所以在口述历史中，要郑重其事地写下来。
不料，竟有人不识时务地跑出来唱反调：
南京的欧阳健发表文章，他认为所有的脂砚斋的抄本全是假的，全是后来人做的，只有程甲本才是曹雪芹的最早的文字。我看了欧阳健的文章以后，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根本不能成立。当时南京的朋友非常强烈地反对欧阳健的这个观点，他们要我写文章，我也准备要写文章，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马上写。
我为什么当时不写呢？因为程甲本里有好几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里的原始文字，是脂批的文字，当时被抄手当作正文抄到正文里去了。因为正文底下的批语是双行小字，有的不小心被当成一句话抄到正文里了。我统计类似的情况有五处，可以单独从程甲本里摘录出来，跟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原文作对证。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是批在边上的，但是到程甲本就变成正文了。
欧阳健在整理程甲本，准备出版。我如果发表文章，他就会根据我的文章里指出的去做修改，我这个指出等于变成了帮他作伪了，所以我一直不吭声。后来他整理的程甲本出版了。我一看，他果然把程甲本照原样标点印出来了。那时候恰好马来西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去开会以前，我把对程甲本的评价写了一篇论文，指出程甲本有五处把脂批误入正文，这就证明程甲本比脂砚斋的评批本的年代要晚得多，更证明欧阳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乾隆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都有手抄本，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用木活字排印出来的，曹雪芹是乾隆二十七年去世的。曹雪芹去世后不久，《红楼梦》就慢慢传开来了。（第250-251页）
冯其庸的教义里，“庚辰本真本论”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欧阳健宣扬“程前脂后”“程真脂伪”，实属大逆不道，活该成了口述自传第一位负面人物，而且采用了反常手法，传达出不正确的信息：
首先，南京的朋友并没有“非常强烈地反对欧阳健的这个观点”。事实完全相反：不是南京的朋友们要冯其庸写文章，而是冯其庸逼着南京的朋友写文章。江苏红学会秘书长俞润生回忆江苏红学会会长姚北桦道：
第三件事是为欧阳同志“仗义执言”。欧阳同志是一位专业研究人员，他研究《红楼梦》版本问题，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他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北京的个别同志在山东举行的一次红学会议上，对姚北桦同志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桦同志礼貌地说了三句话，他说，据他所知欧阳其人读书很钻研，他对版本问题有个人研究新见解，别人不好阻止他，这是他的学术研究自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是党中央，学会负责同志发表的文章也不是“红头文件”。所以，地方红学会不存在“贯彻”“执行”问题；我们江苏红学会的同仁对欧阳的学术观点也有不同认识，我们开过会开诚布公地坦诚地交换过意见，欧阳保留他的学术见解，这样相互切磋有什么不好呢？（《随园情结永怀师友》第130—131页，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1年版）
冯其庸见江苏红学会的人不肯写文章，便在《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辑组织了一批专稿，中有刘世德《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至第4辑续完）、宋谋玚《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杨光汉《甲戌本·刘铨福·孙桐生——兼与欧阳健先生商榷》、唐顺贤《同君共斟酌——与欧阳健“新说”商讨》，揭开了“进行全面批驳”的序幕。
其次，冯其庸以程甲本把脂批误入正文，断言程甲本比脂本年代要晚得多，且举“为察奸情，反得贼赃”为证，言之凿凿。其实，在庚辰本（连戚序本、蒙府本），“为察奸情，反得贼赃”均是正文。古小说常用的套话，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猪羊进入宰生家，一步步来寻死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等，或小结情节，或略加评论，“为察奸情，反得贼赃”亦是如此，是正文的组成部分。自己没有目验证据，就要将人诉诸法庭，已属荒唐之举；而欧阳健1994年《真伪判然，岂可混同——答冯其庸先生〈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指出其错误之后二十多年，仍执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未免太缺少“反观而内省”的意识了。
第三，冯其庸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马上写文章，是欧阳健正在整理程甲本，“我如果发表文章，他就会根据我的文章里指出的去做修改，我这个指出等于变成了帮他作伪了，所以我一直不吭声。”明知研究者有可能犯错，却故意瞒着不说，蹲在边上等候对方落入陷阱，绝对不像全国红学会领导人的心态，充其量只是某一帮派的头目。至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拟推出欧阳健的《还原脂砚斋》，冯其庸又叫人打电话阻挠，俨然成了红学界的学霸了。
第四，“后来他整理的程甲本出版了。我一看，他果然把程甲本照原样标点印出来了。”欧阳健整理花城版的指导思想是：确认程甲本是《红楼梦》最好的版本，对底本采取绝对尊重的态度，决不妄改一字一词，尤其是不理会后出的脂本，自然是“把程甲本照原样标点印出来了”。但冯其庸又叫人写了《立此存照》，挑起了程甲本“首次”之争。又在1994年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公然谴责“南京欧阳健”与“北京杨向奎”，是“与红学的前进背道而驰”的“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号召“要为真理而争！要为除谬论而争！”可惜这一豪壮之举，口述自传却略而不书，是否感到了“这无疑是红学界黑暗的一页”（侯忠义语）呢？
三
口述自传的第二个负面人物，是周汝昌。
周汝昌同样认可“曹雪芹留下来的《红楼梦》一共八十回，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就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他与冯其庸的分歧，在甲戌本、庚辰本的高下。
在这个问题上，冯其庸是“扬庚抑甲”的，正如禾刀所说：“冯老的最大造诣还是在于红学研究领域，比如他通过对曹雪芹生前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抄本进行仔细比对后，于1982年推出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最新版《红楼梦》，反响强烈。”（《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与之相反，周汝昌却是“扬甲抑庚”的。从根本上讲，都是佞脂营垒的“非对抗性矛盾”，与彻底否定脂本的欧阳健是“对抗性矛盾”不同，所以将周汝昌列为二号负面人物，在口述自传第275页才出场，比记欧阳健的第250页要后。在章节安排上，第八章第四节“《石头记》脂本研究”讲欧阳健，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第九章第三节“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与第五节“列藏本《石头记》的回归”讲周汝昌，则是在叙事过程中提及的。冯其庸对欧阳健虽怀有敌意，但不曾刻意地贬损与嘲讽。对于周汝昌，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口述自传说，“先是发来邀请书，接着又派了赵冈先生专门来邀请我，希望我一定去”，言下之意，会议确保的重点是冯其庸，既有邀请书，又派专人来请；连对俞平伯的邀请，都是冯其庸转告的。至于周汝昌，开初并不在考虑之列，“后来周汝昌知道这件事了，他写信给美国会议筹备处，要求去”，双方在外人眼中的差距，可见一斑。
也许发觉此说的漏洞，冯其庸补充道：“从学术上来讲，周汝昌当时的《红楼梦新证》大家很重视，尤其外国人，当然觉得《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大书。陈毓罴先生也有很多论述《红楼梦》的著作。我的《论庚辰本》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论文都发表过，尤其是《论庚辰本》，他们感觉到在抄本研究领域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第275页）算是正视了三人的红学成果。《红楼梦新证》早在1953年就由棠棣出版社初版，连胡适都说：“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周策纵也认为，《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使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赵冈与周汝昌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周策纵筹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竟然会忽略大名鼎鼎的周汝昌？薄薄127页的《论庚辰本》，1978年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影响岂能与《红楼梦新证》相提并论？故孙伟科说：“与红学大家俞平伯、周汝昌相比，冯老研究红学起步较晚，1974年在《文物》第九期发表第一篇学术意义上的论红之作《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而在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1983年开始拍摄时，他连一个顾问的资格还不够。”（《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
再如列藏本《石头记》的回归，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看到《参考消息》上关于列藏本的文章，就想把它弄回来。口述自传说：“李一氓同志就叫他的秘书沈锡麟先生找我，就讲希望我去苏联。我说我当然可以去，我愿意去。他说，最好还能够推荐一位专家，我就推荐了周汝昌。我觉得他毕竟是研究《红楼梦》时间那么早的一个人，年龄也比我大好几岁。李一氓同志也同意了。”按冯其庸的说法，是李一氓先叫沈锡麟找了他，在建议最好再推荐一位专家后，他就推荐了周汝昌，——尽管心里对他评价并不高：“我觉得他毕竟是研究《红楼梦》时间那么早的一个人，年龄也比我大好几岁。”
周汝昌《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则说：“大约是1984年之夏，得到确信，一氓同志决意向苏联洽商出版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旧抄本。我当时听了，非常佩服李一氓先生的识见。”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愿将这个稀奇的本子了解一下，如有价值，即建议洽商影印。心里也盘算，如派我去，并可以推荐同往者。”在被李一氓选中之后，便遂约了日期前去拜会：
且说李寓在内城东南角一带，与敝居南竹竿胡同相去不太远。将到时，还有一座古牌坊的遗迹。入宅后见院子很大，花木蕃多，也像个小花园，但无亭台之类。客厅也很宽敞。布置不是十分高贵奢华。入门一小案上有一盆山景，生满绿苔。
一氓老身材伟岸，不是文弱书生型；嗓音十分洪亮，表明体气禀赋很厚。说话则是一腔四川口音。看他为人，因年辈地位皆高，见了我这样的人，自然有一种长者的身份，但实际上并无俗吏的官架子，是个平易近人的学者。
李老先说：给你一部书看——他从架上取下一厚册洋装书，看时正是新印的《大藏经》第一册。他的神情很欣悦，可见他对此书影印巨大工程感到喜慰。我说：这是一个大宝库，虽说是佛门典籍，也包涵着大量的中华文化的精华。
我们的会谈只像是学友随便闲话，并无拘束。李老说了他的设想与愿望，问我对“列本”的看法。我那时也只能照国内研者的初步议论来作答，但我十分赞同将此本争取影印的计划。这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公事职务性的洽谈。
我记得还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将雪芹令祖曹寅的诗、词、曲、文搜全，出一个全集，因为楝亭先生的文学成就实在很高，而世人认识尚很不够。他欣然答应了。
对冯其庸，是叫秘书转达意见；对周汝昌，邀请来家洽谈，——李一氓的态度，一轻一重，自有分寸。齐浣心《李一氓与列藏本〈石头记〉》（《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4日）说：“1984年6月1日，李一氓召集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和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等召开小型座谈会，商谈列藏本《红楼梦》回归的有关问题，会上决定派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查看藏本原件，拟定中苏双方联合出版的方案。”就是将周汝昌排在冯其庸之前的。
事后，李一氓作《题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诗，小序曰：“《石头记》清嘉道年间抄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飨世之治红学者。”也是将周汝昌的名字排在冯其庸之前的。周汝昌因此奉和两首，小序曰：“一氓老因苏联藏本石头记旧抄全帙影印有期，喜而得句，敬和二章，亦用真元二部合韵之体。”冯其庸也奉和了一首，三人唱和都刊在《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期。可以设想，应是周汝昌先得李一氓诗，奉和后交《红楼梦学刊》，冯其庸才得奉和一首；反之，若是冯其庸先到李一氓之诗，作为《红楼梦学刊》主编，完全可以刊出李一氓诗与自己的奉和之作，不必再找周汝昌。口述自传欲借李一氓贬低周汝昌，是完全不可信的。
口述自传还以浓墨重彩，详写周汝昌举止的“出格”。
一次是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当冯其庸讲完自己的论文《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评论组组长李田意说：“冯其庸先生这个论文是权威性的，我们评论组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全场的人都鼓掌，表示讲得有道理——
正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周汝昌站出来了，他说我不同意冯其庸的那篇论文。大家都大吃一惊，你们三个一起来的，怎么自己给自己拆台？我也想不到，他会忽然冒出来反对。……我本来觉得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不应该自己驳难自己，被人家笑话。这不是家里学术讨论，这个要给国际上好的影响，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回答。国际记者不少，闹出笑话来，大陆来的人自己争起来了，所以我一直沉默。
没有想到潘重规先生发言的时候，一开头就说，我不像冯其庸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对所有提问我论文的人，我一概都要回答。他故意用这个话来刺激我。我觉得我不能不回答了，不回答会造成更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也考虑到我一定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声誉，维护我们中国红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我不能真的跟周汝昌争起来了。趁着这个机会，我说，刚才潘先生说我不回答，我说其实我不是不回答，我对任何问题都要反复认真地思考，对周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我不能草率地答复，现在既然潘先生这么讲了，我当然得回答。
我就故意说，我说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几个研究《红楼梦》的老朋友，在家里互相抬杠、互相提问题，这是习惯了。我说刚才周汝昌提的三点，我并不是现在才知道。我的文章出来以后，先给他看了，他马上就给我提了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当作开玩笑这样来提的。既然他刚才把三个问题又提出来了，我也把我当时在国内，我怎么答复他的讲给大家听听。……结果底下全场鼓掌，满堂彩声，觉得我批驳得非常在理。周汝昌先生就说，我们都是开玩笑的。他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来了。
事后美国的朋友和国外的学者朋友，尤其潘重规先生跟我讲，他说，冯先生你真了不起，你的脑子真快，回答得也非常得体。美国的好几位朋友，尤其周策纵，他说，非常感谢你，因为如果你们争起来，我们的会就麻烦了。你用玩笑式的办法，化解了这个难题，使大会能够和谐地开下去，我们主持会的人也感觉到非常高兴，而且你答复得非常有力，获得全场的掌声。
开完会我们就回到北京了，当时向中宣部也汇报了情况。但是我没有把周汝昌的情况详细讲，陈毓罴先生他们一起开会的都清楚。海外有很多报道，周汝昌辩难冯其庸，冯其庸当场答复，怎么怎么的。我当时带回来的台湾的报纸，国外的报纸不少，华文报不少，没有注意保存，几次搬家这一部分资料都没有了。（第276-278页）
国际会议的规矩，评论组应该进行严格评议，李田意先生不假思索马上就说，这个论文是权威性的，评论组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恰恰违背了国际会议的规矩；至于“等于是定论”云云，更是幼稚的无稽之谈。周汝昌表示不同意，既针对冯其庸的论文，也针对李田意的轻率，视为“自己给自己拆台”，“大陆来的人自己争起来了”，“自己驳难自己，被人家笑话”，甚至提到“国际影响”的高度，是极其荒唐的。试问，同在一处开会，有不同意见尚且不准讨论；那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讨论的不是《红楼梦》（口述自传记为“马来西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欧阳健并没有出席，冯其庸带着《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去开会，为的是“证明欧阳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难道不是“自己给自己拆台”？
最可笑的是，当受到潘重规“刺激性”的发言（“我不像冯其庸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对所有提问我论文的人，我一概都要回答”）后，冯其庸竟造出一堆假话来应对，说什么：“我们几个研究《红楼梦》的老朋友，在家里互相抬杠、互相提问题，这是习惯了。我说刚才周汝昌提的三点，我并不是现在才知道。我的文章出来以后，先给他看了，他马上就给我提了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当作开玩笑这样来提的。既然他刚才把三个问题又提出来了，我也把我当时在国内，我怎么答复他的讲给大家听听。”复述这段话时，仿佛能看到他为急中生智的辩才而洋洋自得，殊不知适足以暴露一己的浅薄耳。
《读书》1980年第5期有冯其庸《梦多湖畔论〈梦〉记——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随记》，文中提到：
回到广州，登上归程的飞机，心情感到十分愉快，陈毓罴同志要周汝昌同志题诗，周先生立即题了一首，写在机上赠送的扇面上：
御风万里快同行，只为芹溪笔墨香；
昨望京华依北斗，今离粤海是归航。
随即又给我题了一首，也写在扇面上：
万里重洋去复回，红楼盛会首番开，
与君偕影威州地，看尽鸿儒四海来。
我趁着一时的兴致，也勉强和了两首：
暂上西天喜重回，梦多湖畔胜会开；
多情词客如相问，也是青埂峰下来。
与君万里喜同行，一话芹溪意气生；
二百年来多少事，话到情深忘夜深。
——在归程的飞机上还能有相互唱和的兴致，可见彼时的剑拔弩张，也许就是口述自传虚构出来的。
另一次是列藏本出版时中国专家序言署名的纠葛。口述自传强调：三个人到苏联之前，李一氓明确由冯其庸担任组长，对外发言由冯其庸一个人代表，其他人就不要发表意见，在那里不能争论。回来以后，李一氓又跟冯其庸说：“你年轻一点，你就起草吧，文字就在三千字左右，署名还是周汝昌、冯其庸，周汝昌年龄大。”冯其庸写完了，第二天就交给了中华书局；李一氓看了，说起草得很好，马上叫人送给周汝昌——
结果周汝昌不理这篇文章，回来后自己老早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题目就是《“在苏本”旧抄本〈石头记〉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而且署名是周汝昌，他独自署名。他拿着我起草的稿子连同他已经发表的刊物，还在那个刊物上面写着“请照此发排”，叫人送给李一氓同志。李一氓一看就火了，他派我们到苏联去看列藏本，协议上说明，双方都是两个人联名写序言，苏联是李福清、孟列夫两个人，我们是周汝昌、冯其庸两个人，周汝昌写“请照此发排”，只有他的名字。李一氓同志看了非常恼火，把文稿给他的秘书沈锡麟先生，跟沈先生说，不要理他，就用冯其庸起草的这篇文字，他既然不愿意署名，就署冯其庸一个人的名字。
沈锡麟先生把李一氓同志的意见告诉我以后，我说，不能这样做，用我起草的文章是可以的，不能我一个人署名。周汝昌不愿意署名，署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名，沈锡麟先生把我这个意见告诉了李一氓同志，李一氓马上说，冯其庸考虑得周到，就照他的意见办，文章用他写的，署名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第296-297页）
从时间上看，三人是1984年12月24日回国的。按冯其庸的说法，回来后李一氓就叫他起草序言，他一个晚上就写完了，第二天就交给了中华书局，李一氓说起草得很好，马上叫人送给周汝昌，周汝昌不理这篇文章，自己老早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齐浣心《李一氓与列藏本〈石头记〉》却说：“（1985年）4月12日，李一氓约见周汝昌，听取赴苏访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情况的补充汇报，并强调了该藏本的价值和意义。”文中没有提到冯其庸。周汝昌的《“在苏本”旧钞善本〈石头记〉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落款为“一九八五年七月乙丑初伏酷暑中，写于北京东城”，结末云：“要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旧钞本，价值很高。让我再说一遍：它的影印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特以此文，略志欣幸。”显然是应李一氓的要求而写的。周汝昌的文章发在1985年10月，已是回国的十个月之后。所谓李一氓非常恼火，叫不要理他之类，都是得自于秘书沈锡麟。联系冯其庸说李一氓明确交代，其他人不要发表意见，但《“在苏本”旧钞善本〈石头记〉论略》提到：“我在列宁格勒向众多苏联汉学家、出版局官员、我驻苏大使馆的同志等正式发表学术意见时，有一句话，说是此本几乎是抄成了一个白文本。”表明他在会上是“正式发表”了“学术意见”的，口述自传中的话靠不住。
冯其庸只比周汝昌小六岁，但从“新红学”历史看，俞平伯起步于二十年代，是第一代；周汝昌起步于四十年代，是第二代；冯其庸的红学事业，起步于以“洪广思”笔名在《北京日报》1973年11月2日发表的《〈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署名“冯其庸”的第一篇红学文章，是《文物》1974年第9期的《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只能算是第三代。冯其庸虽被人奉为“泰斗”，无奈红学界有另一个“泰斗”在，那就是周汝昌。双峰对峙，难分轩轾。两人虽然都是“脂粉”（脂砚斋的粉丝），但拥戴的对象不同：冯其庸推崇庚辰本，坚持认为它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将“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的庚辰本作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发行了四百万套，作为自己最大的功绩；周汝昌却肯定甲戌本，时时处处大唱反调，怎不让他视为心腹大患？
从学术角度看，周、冯二人都有执拗偏颇的一极，也具备相对合理的一极。如冯其庸的论文《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原本就是向周汝昌发难的；但他提出凡例“八大内在矛盾”，说：“甲戌本凡例跟正文有差距，后人作伪配上去的痕迹太多。甲戌本把脂砚斋的批语拆成几段分布在别的不相干的地方，这些看起来，完全可能是抄书卖书人做的手脚。”他还统计统计了明代、清代所有的小说、戏曲，有没有凡例，有多少有凡例，有多少没有凡例，而甲戌本凡例本身都不像凡例，许多条凡例也经不起推敲，说得都是有道理的。他在得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凡例’本身的内在矛盾，自然也只能成为它最终被人识破其伪造真面目的依据”的结论后，又发觉了此说潜在的危机，急忙补救道：“这个本子除去开头的‘凡例’和版口的‘脂砚斋’三字以及甲戌以后的脂评外，其馀部分都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抄阅再评本的文字，是现存曹雪芹留下来的《石头记》的最早的稿本。”却忘记了自已承认过的事实：“甲戌本的字迹特别端正”，“由一个人端楷一抄到底”，是一个完整统一体；如果“凡例”是人为添加的，那遍布每页版口的“脂砚斋”三字，是无论如何切割不掉的。按版本鉴定的定则，伪本不一定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伪；全部伪，当然是伪本，部分伪，同样是伪本。既然承认甲戌本最重要的凡例及甲戌以后的评语是伪造的，那就该痛快地承认甲戌本是一个地道的伪本。
甲戌本的劣势，在“只有十六回，差得太多了”；而“庚辰本从回数来讲它是七十八回，只少两回”——这一直是周汝昌的心病。不想列藏本《石头记》的出现，让他觉得寻到了转机，顿时成了二人争锋的题目。为什么《“在苏本”旧钞善本〈石头记〉论略》要背着冯其庸先行发表？因为强调列藏本“所据底本是一个很早的好本子，价值很高”，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说所据底本价值很高的实义是，其文字看来在迄今所发现的众多钞本中可算是属于最佳最可信赖的一种好文本的系统。它在很多地方，与其他诸本文字差异时，却独与《甲戌本》相合（我认为《甲戌本》文本最好，最接近雪芹自定本，馀如《庚辰本》等，即已杂出很多不甚高明的异文，显因某种缘故经另手窜入后改字句）。此指原钞之内的有无窜乱改动。还有一层，就是既钞之后，又经妄人随意加上去的墨笔增删钩乙涂改，有时弄得一塌胡涂，全非雪芹原文本旨。这情况，《甲戌》《庚辰》等重要钞本，皆遭此厄，未能幸免（识陋者却误认为那些胡涂乱改是出自作者的意旨而另笔代行的，可谓是非颠倒太甚）。而在这两层窜改混乱关系上来考校，《在苏本》所蒙受的灾厄最少，因而最接近原文真貌，亦即最可信赖。……总括说来，我的看法最主要的有三点须明：一是此本钞写虽晚，底本却早，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二是此本底本之早，不一定次于《庚辰本》，有可能比之更早，保存着更多的雪芹原笔。三是《甲戌水》文字最佳，惜止有十六回，久为憾事，欲求一“可代”之本，迄未幸遇，如今有了《在苏本》，此憾庶几略可弥补矣！
周汝昌对甲戌本的回护，多半是强词夺理的。如肯定列藏本所据底本是很早的、最接近原文真貌、亦最可信赖好本子，很多文字差异却独与甲戌本相合，为的是补救甲戌本只有十六回之憾，从而重申“甲戌本文本最好，最接近雪芹自定本”的观点；但他对庚辰本“杂出很多不甚高明的异文，显因某种缘故经另手窜入后改字句”的指摘，却是相当有力的。如论宝玉黛玉初逢写到林姑娘的眉和眼，“庚辰本此处文字是‘两湾半处鹅眉，一对多情杏眼’。这简直是俗不可耐的极糟的文字”（《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亦说：“如珍贵的庚辰本也竟补成了‘两弯柳眉，一双杏眼’！其俗至于此极，雪芹若见，当为怒发冲冠，或至愤极而哭！”），就是冯其庸无法反驳的。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说：
冯老在“红学”研究领域的造诣，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研究模式竞争争论的结果。冯老关于手抄版本的采纳、曹雪芹故乡的考证结论等，与周汝昌等人所持的观点明显相左，这也引发了“红学”研究领域旷日持久的一桩论争。从捍卫个人所持观点出发，冯老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一共写了12篇批驳文章”。为进一步佐证手抄庚辰本的可信度，他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排列出来，共30卷”。……但现实令人郁闷，冯其庸与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间的嫌隙源头确实是为红学研究，但中间过程直至今天两人弟子间的的浓浓火药味，怎么看都有些游离学术之外，越来越像是道德诛伐。（《北京晚报》2017年2月10日）
冯、周二人庚辰本、甲戌本优劣短长之争，是佞脂营垒内部的矛盾，矛头都指向了对方所推崇的本子，并成功地证明那是“经另手窜入后改字句”的伪本；然而，双方都只能证明对手的“错”，却无法证明自己的“对”。如果他们能在此基点上反转来想一想：既然庚辰本、甲戌本都是“经另手窜入后改字句”的伪本，脂砚斋抄本从根本上不就是不可靠的吗？也许是意识到而不愿承认，只好“游离学术之外”，通过“道德诛伐”来战胜对手了。
四
口述自传将欧阳健、周汝昌看成负面人物，是因为在红学研究上挡了自己的道，碍了自己的事；但另有一位负面人物，不仅没有挡他的道，碍他的事，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冯其庸命运，为他的进一步进取铺平了道路。
第三章“执教人民大学”的第一节，题“初入京华”，开门见山地说：
中国人民大学需要语文老师，当时人大国文教研室的教师吴××，是我无锡国专的同学，就向学校提出了我。1954年8月，组织部马上就下了个调令调我到北京来，那时候只要是中央调令谁也不会阻挡。所以我就马上收拾行李到北京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语文教师。当时我刚到，他们也不了解我，我也没有在大学里教过课，也不好给我定什么职称，就定一个教师。（第76页）
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说：“在冯老的教育履历中，没有大学专业学习训练记录，但这并未妨碍他最终跨入史学研究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回首冯老的‘成功之道’也许可以看出，虽然在求学路上确实碰到了许多才高八斗的文化‘贵人’，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位勤恳的读书人，这是他得以取得学术成就的最大内因。”他不知道，在这些“贵人”之中，吴××才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一位。
1954年的冯其庸，在无锡第一女中讲政治课，后来又讲语文课，口述自传讲述的是他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的表现，并未提及自己教学的心得。无锡著名中学，有第一中学、南菁中学、天一中学、梅村中学等，师资力量都很强，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不从这些学校物色人才，却将这个“没有在大学里教过课”、而且“也不了解”的冯其庸，从二千里之外的无锡，请到京华的最高学府来任教呢？靠的就是吴××的举荐。试想想，若没有这位“贵人相助”，冯其庸说不定终生都在无锡教他的中学，不要说成为红学泰斗，恐怕能做一个红学会员，已是莫大荣幸了；至于后来的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就更谈不上了。
对于这位恩人，按理是应该立一块牌位，烧香点烛，顶礼膜拜的。但冯其庸不仅没有这样做，连他的名讳也不曾道出，迳以“吴××”代之，这在史书中也是一种创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由于情势的变异，吴××从恩人变成了仇人。第三章“执教人民大学”第六节“暗中受诬”，揭开了个中的隐情：
吴××原来是我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只同学了一年。他后来到东吴大学去了。为什么要到东吴大学去呢？他说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可以戴学士帽，无锡国专毕业以后没有学士帽，他为了争这个头衔就到东吴大学去了。他是江阴人，我是无锡人，那个时候我们关系也比较亲密，他到东吴大学去以后，我和他也没有任何矛盾。
这一补叙，让人明白吴××就是吴文治。查吴文治《八十自述》，1945年冬无锡国专复校，他就近报考，以较高的考分被录取，于是成了冯其庸的同班同学。至于为什么转到东吴大学，吴文治是这样说的：
在该校本科就读一年后，因略感该校所设课程有些不太适合时代潮流，便于1946年冬转学考入东吴大学国文系。这是一所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截然不同的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多，学生生活洋派，人称“贵族化大学”。我转学到这所学校，主要倒不是因为追求这所学校的“洋派”，而是因为我们家乡有几个著名的“大人物”据说都是东吴毕业的，我想以自己也能进东吴来杀杀他们的威风。（《吴文治文存》第438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转入高一等的东吴大学，总是无可厚非的。据吴文治《八十自述》说，1949年苏州解放，他已提前读完规定学分，被宣布大学毕业，授于文学士学位，分配到新华社苏州分社筹办《新苏州报》。适逢华北大学在上海招生，经苏州市学联保送考试录取，北上入华北大学。1950年9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先做研究生，1952年登大学本科讲台讲课，先后讲授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到1954年，吴文治已是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的骨干教师了。冯其庸是这样交代他对自己的推荐的：“……后来慢慢的国文教研室的人不够了，当时的国文教研室的主任叫王食三，王食三就问吴××，有没有可来任教的人，吴××就提到我，说冯其庸是无锡国专毕业的，可以调来。王食三向人大组织部提出来以后，中央马上就下一个调令把我调来了。”口述自传不用“举荐”而用“提到我”；不说热情介绍而用“说冯其庸是无锡国专毕业的可以调来”，都是为了淡化吴文治的作用。从地方小邑无锡来到京城大都会，冯其庸有了攀龙附凤的平台，把这位只会读死书的老同学淡忘了。而当进入暮年，回首往事，自觉对吴文治过于冷漠，为掩饰自己的刻薄寡恩，便开始杜撰理由了。
首先，动机不纯。口述自传写道：
我被调到人民大学来，吴××起了推荐作用，但是他的目的是希望我来了就介绍他入党。当时的支部书记叫赵侃，是陕西周至人。赵侃告诉我，吴有很多问题，你不要介绍他入党。他人品不好，生活作风上也出了很多事情，还有其他事情，叫我不要提这个事，所以我就没有提。
一个人要求进步，希望入党，是件好事。即便动机不纯，想混进党内，人民大学党员干部多的是，吴文治只要与校内的党员干部搞好关系，就可能达到目的；何必曲线救国，从二千里外的无锡调来一个冯其庸？领导明知吴文治人品不好，生活作风上也出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他推荐冯其庸，就能言听计从？
其次，挟嫌报复。口述自传写道：
1955年下半年，全国肃反运动开始。语文教研室的吴××，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反动历史，冒充积极分子，向党诬陷、举报我是无锡国专的“三青团”分子，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心里就很不满意，刚好肃反运动开始，他就冒充积极分子，用诬陷我的办法来掩盖他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说我是当时无锡国专的“三青团”分子，说我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组织上也没有向我调查，也没有问，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些事。
当时组织上派了两个人秘密调查我，一个叫邓茂生，一个叫宋瑞祥。……后来等到肃反结束了，宋瑞祥和邓茂生亲自跟我讲，你的问题弄清楚了，你们同班三十几个同学，统统调查过了，没有一个人说你是“三青团”。特别是找到了一个姓丁的同学，他是当时我们同班同学里“三青团”的头头，找到他，他就说，冯其庸怎么是“三青团”？他是我们的对头。……最后总算是把我这个事情澄清了，给我做了结论，了却了这件事。
明知冯其庸是“三青团”分子，吴文治怎敢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既已来之，又揭发他是“三青团”分子，岂非自己折自己的台？宋瑞祥和邓茂生身为党员干部，安能不懂组织纪律，公然将举报人的姓名告诉被举报者？
第三，掩盖自己。口述自传先说：“语文教研室的吴××，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反动历史”，又说：
之后不久，支部书记赵侃对我说，吴××的老家，江阴县组织上寄来了一份揭发吴的材料，说吴在国民党时期参加“忠义救国军”。但这时肃反运动已结束，也就没有听说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93-94页）
看过《沙家浜》的，都知道“忠义救国军”的胡传奎。吴文治在国民党时期（还不是抗战时期）参加“忠义救国军”，肯定是反革命。但这样的机密大事，支部书记赵侃不仅不去彻查，反而向外界透露，有什么组织原则？肃反运动结束，就不追查这样的事了？还能逃得出文化大革命吗？
吴文治于2009年6月去世。冯其庸口述自传问世之时，离开人世已近十年，无法为自己辩诬了。吴文治有没有反动历史？除了赵侃不负责任的话外，冯其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吴文治《八十自述》说：“在东吴学习之余，我在报纸上编副刊，写文章，跟随进步同学搞学生活动。后来申请为工读生，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在校长办公室当抄写员，并在青年会职业夜校教高中语文。我感到每天的生活很充实。”蒋成德《吴文治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其治学特点——纪念吴文治先生学术生涯六十年》介绍吴文治建国以前（1947—1949）的研究情况：
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却不是古典文学而是文学理论方面的，题目是《文艺天才论》，刊于《江声》1947年10月号，随后又在12月号的《江声》杂志上发表了《文艺的使命》。这两篇论文都是论述文艺问题的，吴先生在文中主张文学家“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宣扬文艺要“为人类的真理自由而呼喊”，“写下这一辈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悲伤、遭际与奋斗”；认为“天才的文艺家”，应该“对那些被压抑的痛苦加以有力的描写”，使自己的作品“迎合着时代”，并“符合大众心理”。这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先生并没有因为喜好古典文学而忘记现实，他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书刊和政治读物，知道了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走出象牙之塔，走出“古典”，应该把自己的工作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这两篇长文就带有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抓住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吴先生一开始投入文学研究的鲜明特点。从他后来所发的几篇文章也可以看得出来，《论新现实主义文学》（《东吴新闻》1949年4月《葑菲》副刊第50期）、《“庙堂文艺”与“大众文艺”》（《东吴新闻》1949年12月）两篇论文继续提倡文艺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而《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道路》（《东吴新闻》1948年5月4日）是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长文，又是紧密配合校内外轰轰烈烈学生运动开展的专论。1948年中国社会各界都掀起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热潮，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吴先生的文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呼声。（《吴文治文存》第522页）
这样一位主张“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热血青年，怎么会是“忠义救国军”的反革命？自己明明是恩将仇报的小人，却装出“暗中受诬”的可怜相，真不知是何肝肺！
冯其庸题名《风雨平生》，一点也不贴切。“風雨”喻危难恶劣的处境，如風雨如晦，風雨交加，風雨晦暝。冯其庸自称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都是无根夸饰之辞。张义春《红学那些人》说：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难以与人推心置腹，过于智慧，令人面对他太伤脑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无所谓平等的原则，不在乎他人权力，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曾以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健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
口述自传与其题《风雨平生》，不如题《兴风作雨的平生》之为愈也。史识是历史著述的灵魂，取舍任意，唯我褒贬，怎能有公正的结论？
2018年3月16日夜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