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6，下午，与冯其庸先生交谈，一时心血来潮，我问：

“杨绛九十六岁时写了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通篇探讨的都是神和鬼、灵魂与命运，杨绛倾向于大自然中有主宰一切的神明存在，您也快九十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先生答：“回过头来看，有些事，很难解释，比如说做梦吧，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冯先生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他的大哥。那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大约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冯其庸初中毕业，在老家前洲镇礼社小学作教师，一天夜里，他梦见大哥遭到日本鬼子毒打，浑身是血，遍体鳞伤。俄而惊醒，惴惴不安，再也睡不着。辗转熬到天亮，把梦境跟一位同事说了。同事安慰他：“不就是个梦么，何必当真？”又说：“你家离这儿只有十里路，实在不放心，就回去看看。”冯其庸觉得有理，吃完早饭，便动身回家。临近村口，恰巧碰到几个人抬了一付担架过来，上面躺着的，正是他的大哥，真地被日本鬼子打伤了，伤势和他梦见的一模一样。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名医巫君玉。巫君玉是无锡人，与冯其庸同乡，小冯五岁，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著名的中医。巫君玉经常给冯其庸看病，手到病除，三付药吃两付就见效。九十年代末，有一天，他自己查出得了癌症，随即住院治疗，是北京中医院，在宽街。一天夜里，冯其庸梦见巫君玉腋下夹了被子，从宽街的一个胡同里出来。觉得奇怪，问：“你这是要去哪儿？”巫答：“医院不让住了。”冯说：“你是名医，又是中医院的顾问，他们怎么不让你住呢？”心想莫不是看错了人，转而往其身后一看，嗨，那不是他的夫人吗，肯定没错，是巫君玉。恍恍惚惚，再要问……却醒了。怪梦，怕不是好兆头。白天赶去宽街中医院，一看，巫君玉已到了弥留期，话都不能讲了，只见嘴唇在动，发不出声音。唉，两天后，就与世长辞。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杨廷福。杨廷福是上海人，念过无锡国专，是冯其庸的同门，未毕业，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杨廷福满腹经纶，以唐代法律为专攻，兼美书法、诗词、考证、文章。1957年，以一篇《实行审判责任制和冤狱赔偿》贾祸，沦为“右派”。七十年代末，“右派”改正后复出，蓄积喷发，佳作不断，正当他意气轩昂、大显身手之际，1983年，查出患了肺癌。住院期间，冯其庸几次赴沪探望。一次，在病房碰到周谷城先生，周老担任过无锡国专的教授，教过杨廷福和冯其庸。周老对冯其庸说：“廷福是天才加勤奋，一般人不容易到达他的成就，是难得的人才！”廷福连忙说：“我的学问都是老师教的。” 周老讲：“不能这样说，你研究的唐律、佛学，都是你自己深钻的结果。”

冯其庸最后一次看望杨廷福，是1984年4月。随后，他带着三名研究生，从南京溯江而上，西去武汉、重庆。一天晚上，忽然梦见回到上海，先去看望王蘧常老师，不等开口，蘧常老师就告诉他：“廷福已不行了。”冯其庸一惊而起，揉揉眼，知道是在做梦，四顾寂然，唯有轮船的发动机在响。心知不祥，良久，倒头再睡。迷迷糊糊，又见江辛眉来京（也是无锡国专的同门，也当过“右派”），急问廷福病状，辛眉皆不答，似在刻意回避。待再要问……醒了，睁眼看表，恰值午夜。过了许久，勉强入睡，却看到杨廷福来京，笑吟吟地告诉他：“你不用担心，我完全好了。你看，我的脖子上就只剩下了疤（肺癌已转化成淋巴癌），其它都没有了。”冯其庸转忧为喜，对杨廷福说：“你闯过了这道难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脖子上落点疤，算不了什么了。”

依然是缥缈一梦。

冯其庸离开上海前，曾向杨廷福夫人交代：“廷福如有不测，务必打电话告诉我。”并且留下了沿途联络的电话号码。

结果，一路上未接到任何讯息。

5月26日上午回到北京，问家里人，也没有廷福的消息。

心想：廷福真的好了吧。

那天午饭后，冯其庸正要休息，楼下有人喊：“电报！”，预感不妙，下楼去拿，一看，唉，廷福已于25日去世。

冯其庸先生向我介绍，杨廷福精于命学，建国之初，曾给一位伟人算命，判断“有三十年旺运，丧在妻宫”。这事有多人作证，绝非胡编乱造。又曾为冯其庸批命书，说他六十岁上，有一劫，挺过去，晚年行大运。六十那年，冯其庸在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任上，遭人举报贪污，闹得惊天动地，沸沸扬扬。后来查明乃诬告，终于化险为夷，平平安安到今天。又说杨廷福还为自己算命，说过不了六十岁。杨廷福生于1924年10月28日，死于1984年5月25日，果然未满六十。

冯其庸先生感叹：“杨绛先生的论说，肯定有她的道理。世上事，有些的确很玄妙，人的知识有限，命理之虚实，灵魂之有无，尚需要继续观察、研究，不宜遽下断语。”

笔者唯唯。这世界，这宇宙，实在浩瀚无边、神秘莫测，迄今为止的种种科学，虽然一律排斥造物主，但仍处于探索阶段，未能穷尽事物真相，因此，此时此刻，笔者且当一回“唯心论者”，把杨绛先生的困窘和冯其庸先生的疑惑录在这里，供会心者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