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发表四十周年
“我因为日记之故，文化大革命中入狱四年，戴‘现行反革命’帽子四年， 《群众》杂志的同志们，不仅帮助我在政治上获得平反，还关心我业馀的《水浒》研究。他们正筹办学术性的《群众论丛》，报销路费要我去南京修改《〈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还领至宣传部书库借了二十馀本有关资料，此文刊于《群众论丛》1980 年第 1期。”
——欧阳健：《给历史留下印记，给后人留下遗嘱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三十年自由谈”的发言》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一 鲁迅关于《水浒》的一个重要论断
鲁迅在一九二○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这段话间接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看来，《水浒》的精神就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亦即反映封建社会里市民的思想感情。可是，这一关于《水浒》的重要论断，鲁迅在自已的著作中不曾从正面进行过深入的论述；近六十年来，由于它同认为《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不相一致，所以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很可惜的。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这样一个论题，涉及到经济史思想史上一系列复杂问题，如我国市民阶级的形成、市民阶级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在我国，市民作为一个阶级，到北宋时期已经基本形成。虽然这时的市民暂时还不是那种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阶级，然而，却确实是一个有别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它的结成为一个阶级，并且不断地获得发展，终将成为未来资本主义萌芽孕育于其中的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①《水浒》正是一部表现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市民阶级的生活、命运和思想感情的长篇小说。由于我国历史上关于这个阶级的形成及其经济状况缺乏具体的、科学的记载，《水浒》形象生动的描绘，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了解市民阶级的活动、发展，以及他们的思想、愿望是很有价值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企图根据《水浒》这部作品本身内容的“直接现实”，围绕几个大的方面粗略地论说一下鲁迅所说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精神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从而为揭示《水浒》的本来面目，做一点“第一义”的工作。
二 《水浒》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水浒》的作者，显然不可能自觉地运用这一创作原则；但是，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水浒》不论是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有不少地方都是同恩格斯的科学总结相吻合的。
文艺创作的丰富实践经验证明，真实、生动地描写典型环境，从而为典型人物的生存和活动，提供现实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环。而作者选取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场景作为作品的典型环境，则是由作品的主题思想所决定的；同时，又必然受到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和实际生活体验的制约。
《水浒》是一部容量深厚的长篇巨著，描写了二十多年间一系列错综复杂、动人心魄的故事。作者的笔触，涉及到当时社会朝野城乡许多不同的领域，组成了一幅封建社会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的巨幅历史画卷。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只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才是为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所真正必要的、真正起了最基本的衬托作用的典型环境。
《水浒》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具有下列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始终占据着全书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最为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时代风貌的，是对市井生活的描写。
《水浒》一开头，就以东京为背景，写了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从不容于东京人民到钻营发迹的故事。作品作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作品一开手，就把东京等城镇作为观察、描写生活的基点，从而预示了整部作品的性质。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水浒》作者的阶级地位及其生活体验所决定的。在市井的“瓦舍”中酝酿诞生的《水浒》，它的作者对于往日东京的繁华心向往之，具有异常的亲切感情。所以，对东京的描写，在《水浒》中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次数最多（共达十二次）。由于情节的发展，作品有时把场景转移到了外地，但不久又很巧妙地回到东京来。在《水浒》开头部分，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水浒》在开头十二回中，让王进、鲁智深、林冲、杨志等几个重要人物从东京三出三进，显然出于作者的精心安排。更应注意的是，宋江是山东郓城人，自来与东京毫无关涉，然而作品偏要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单独写一段宋江的东京看灯，还要让他再带上柴进、燕青、李逵等几个重要角色。从作者的艺术构思来看，宋江是《水浒》热忱推崇的主要人物，如果不让他同作品着力渲染的东京发生联系，那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除了东京，《水浒》还写了北京大名府（第十三、六十一、六十二、六十六回），南京建康府（第七十四回）以及东平府（第二十七回、六十九回）、江州（第三十八回）、渭州（第三回）、泰安州（第七十四回）、陕州（第一百三回）、华州（第五十八、五十九回）、蓟州（第四十四、五十三回）、登州（第四十九回）、孟州（第二十九回）、高唐州（第五十二回）、沧州（第九、五十一回）、荆南（第一百八回）、雁门县（第三回）、郓城县（第十八、二十、五十回）、阳谷县（第二十二—二十六回）、清风镇（第三十三回）、揭阳镇（第三十六回）等一大批大、中、小城镇，它们象群星般拱卫着东京，充分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极其广阔的场景。在《水浒》中，大多数重要情节，都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水浒》自然也写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侧面，但总的来讲，都基本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作为市民社会的延伸或者补充而存在。在作者笔下，阮氏兄弟居住的石碣村附近要开设一家水阁酒店；五台山禅院下，要安置一个五、七百人家的市井；祝家庄的一个荒村野店，门上竟也写着“庭幽暮接五湖宾”、“户敞朝迎三岛客”的对联。这说明，《水浒》作者实际上是用市民社会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地方的，或者是把它们市民社会化了的。
《水浒》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然而，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的反映，并不总是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比较一下，相互之间的工拙高下，显而易见。《水浒》虽然多次写到农村，但我们从中看不到农民如何劳动、生活，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歪曲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现实矛盾的，明显地暴露出作者对农村的隔膜与生疏。唯独对于城市集镇的风俗人情的描写，才显得异常真实丰满，纤毫毕现，符合当时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
还以对东京的描写为例。东京是北宋时期最繁华的城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研究北宋城市状况的重要资料，它以极其精细的工笔，描绘出了东京与汴河沿岸街道的繁华景象。画面上店铺林立，车马行人往来不绝。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画上有一块“王员外家”的招牌。正巧，在《水浒》中，高俅就“帮了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此处之“生铁王员外”，印证《清明上河图》，大约是经营生铁业的商人。
《水浒》还写到了董将土的生药铺，州桥下的香椒铺，以及马行街、天汉州桥等市场。它所描绘的，也正是北宋东京这座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的城市的真实图画。除东京外，《水浒》还写出了北京“钱粮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鼓乐喧天，南北店货财满地”的“河北第一个大去处”的气派，“诸路买卖，云屯雾集”的盛况。连代北雁门这样一个小县，作品也写它“市井闹热，人烟輳齐，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营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
在《水浒》中，还各具特色地写了一大批酒店、茶馆、旅社、妓院等。从孟州安平襄到快活林，不过十四五里田地，一路上卖酒的人家，居然有十二、三家之多。酒店、茶馆等，既是市民的生财之道，又是商贩、手工业者建立社交的活动场所。在《水浒》中，连五台山寺院也经营酒店面店，牢城中的管营也开设酒店赌坊，足见市民经营方式之活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水浒》是我国文学史上头一部真切地反映了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所造成的市民社会的空前盛况的巨型文学作品。由于《水浒》成书于南宋至明初之间，所以小说对于商品经济的反映，还打上了元明时代的印记。
其次，《水浒》对市民社会环境的描写，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起着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而且还影响着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水浒》对于市民社会的描写，不仅是极其广阔的，而且是丰富多彩、真切细腻的。小说所描绘的东京、北京以及清风镇一次又一次的元宵节观灯，莫不是极为精致的风俗画。然而，作品对这种风俗画的描写并不是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相游离的。如七十二回写宋江等元宵节游东京
……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暧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窗，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沆花月魁。”宋江见了，便入茶坊里来吃茶，问茶博士道：“前面角效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
写来不仅真切如画，且引起了宋江打李师师“枕头上关节”的念头，进而引出了“李逵元夜闹东京”的一幕，为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作了铺垫，并为最后实现招安开了端倪。
《水浒》还精彩地描写了东京的岳庙、玉津园的景色，写了东京的樊楼、北京的翠云楼、江州的浔阳楼的盛况，无不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紧密相扣。“浔阳楼宋江题反诗”，就是《水浒》酣畅淋漓的笔墨之一：
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有和乐楼〔升旸南库〕和丰楼〔武林园南上库〕等名，并云：“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雕擔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去自已看玩一遭？”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阁子里坐了：凭栏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阑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
作品描写“文了双颊，配来江州”的宋江，在浔阳楼上凭栏举酒，临风触目，感恨伤怀，思绪万端。在这个情景交融的特定环境中，这个平日小心谨慎的小吏，竟然吐出了“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壮语来，从而使宋江的性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水浒》还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市民家庭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武大郎的家、潘巧云的家、阎婆惜的家，都无不维妙维肖，富于生活气息。着重于家庭生活的真实的细节的描绘，是《水浒》有别于以往任何作品的特色，也同《水浒》其他部分（如朝廷、官场、农村）之平庸、套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足以证明，这些部分才是作者体验最深之处，所以尽管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经作者渲染，无不真切感人，烘托着、促成着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产生出空前的艺术魅力。这正是《水浒》深厚的艺术造诣的体现。
三 广大市民群众活跃在全部《水浒》之中
在对于市民社会生活场景充分描写的前提下，《水浒》以艺术手段，写出了一整批市民阶级中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不仅《水浒》中的主要人物是市民或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而且作为这些主要人物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基础，即那广大的群众，也主要是市民。例如，武松、石秀、燕青，本身就是市民。林冲、王进是枪棒教头，林冲的徒弟曹正是屠户，王进的父亲还是使花棒卖药的，都该属于市民之列。宋江是小吏，但在城里居住，同典型的市民阎婆惜结了亲。李逵是长工出身，但流落在城里做小牢子，吃酒、赌钱，严重地沾染了城市游民的习气。三阮、李俊等是渔民、船民，也做“私商勾当”；晁盖、柴进等是地主，却又同游民广为结交，名闻江湖。在作者笔下，他们都蒙上了一层市民色彩，或者说被作者以市民的眼光“改造”过了。就是那陪衬的人物，如同阎婆相打的唐牛儿，大闹茶肆的郓哥，还有武松的四邻：开银铺的姚文卿、开纸马铺的赵仲铭、开冷酒店的胡正卿、卖馉饳儿的张公，也统统是市民。和尚海阁黎，出身却是“裴家线线铺里小官人”。连当今“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靖道君皇帝”，多次“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居然也深入到市民世界中来了。商贩、手工业者、城市居民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民无产者，活跃在全部《水浒》之中，构成了作品所描写的主体。正是通过这一整批市民阶级的人物形象的刻划，《水浒》把市民社会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动荡性血肉生动地反映出来了。
列宁曾经说过，在封建社会里，“零星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农民“束缚在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的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③而在都市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市民阶级的最大特点，正是他们开始打破了小农经济的与世隔绝的状况，开始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水浒》的视野极其广阔，它所描写的范围涉及当时大半个中国，涉及社会各个不同的侧面，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它所描写的广大的商贩、手工业者以及游民无产者的活动，把这些地区、这些侧面贯串起来的缘故。
王进逃出东京，来史家庄投宿，谎说是“消折了本钱”的客商，史太公也坦然不疑，还说：“如今世上那个顶着房屋走哩！”金翠莲父女逃出渭州，路上遇见做买卖的古邻，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商贩的活跃。小说对于商贩的艰苦颇为同情体谅。如写杨志押送金银担，插入了吴七郡王“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的诗句，并发挥道：“这八句诗单题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孙在凉亭上水阁中浸着浮瓜沉李，调冰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热；怎知客人为些微名薄利，又无枷锁拘缚，三伏内，只得在那途路中行。”又如宋江兄弟投奔柴进，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气，诗曰：“不是路行人，怎谙秋滋味？”又说：“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两件事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不是对于旅途的艰辛确有体会，是写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在小说中，拦路抢劫的强人，独霸一方的封建势力，甚至伤人的大虫，都主要给客商带来威胁与祸害。尤可注意的是：水浒写出了一大群客商的偃蹇与挫折。清风山的燕顺，原是贩羊马客人，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中打劫；吕方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权占住对影山打家劫舍；郭盛是贩水银货卖，因黄河里翻了船。其他如朱贵、杜兴、范全，都有类似遭遇。占住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三人，小说虽然不曾交代是何出身，但他们都系外乡人氏，可见亦属外流之客商。在全部《水浒》中，行商虽然很多，但绝大多数是“消折了本钱”，几乎无一发家致富的，这正反映出市民阶级初兴起时所受到的重重障碍，尤其是封建制度的桎梏，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这就为小说所表现的市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提供了客观基础。
手工业者在《水浒》中也很活跃。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立地，“猛听得山下叮叮哨哨的响声，顺风吹上山来”。走下山来看时，原来却是一个市井，那响声是从铁匠铺里传出来的。通过对答，写出了铁匠高超的技术以及抓紧时间，“赶趁些生活”的情，显示了独立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说这仅仅是点缀，那么，梁山有两条好汉就是铁匠：一个是雷横，一个是汤隆。汤隆在街上使锤，颇得众人喝彩。李逵见他是个铁匠，便动员他入了伙。公孙胜见说他打铁出身，“心中也喜”。《水浒》中有两个岀色的造船工人，一个是孟康：“能攀强弩冲头阵，善造艨艟越大江。真州妙手楼船匠，白玉幡竿是孟康。”孟康是一个为反抗封建统治者，因押送花石纲而催造大船，把提调官杀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的人。另一个高手匠人叶春，则为高俅设计海鳅船进剿梁山泊。此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船中可容数百人，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另造划车摆布放于上。如要进发，垛楼上一声梆子响，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其船如飞”。据史籍记载，这种机船，钟相、杨么的水军也用过。小说所写造船的规模，已经显示出工场手工业的雏形。炮手凌振，是个武器专家，“此人善造大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反映了火药武器的高度水平。另外，在《水浒》中，裁缝、石匠、兽医、医生，都受到人们的敬仰与推崇。
那些走南闯北的江湖艺人，在《水浒》中也很惹人注目。李忠、薛永，都以使枪棒卖药为“衣饭”来源。形形色色的游民，是社会上最不安定者，他们既有江湖义气，又颇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
同以上三类人比较起来，定居于城镇中的小商小贩，在能量上就要小得多。这些人小本经纪，经不起风吹浪打，往往胆小怕事。如武松出门，再三叮嘱武大郎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争执，表现出这个小贩阶层忍辱软弱的性格特点。这些人在经济上有着严重的依赖性，卖糟醃的唐牛二，要投靠末江，“落得几贯钱使”；卖雪梨的郓哥，则投靠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焦挺绰号叫“没面目”，因为他“平生最没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尽管这样，《水浒》并不曾把这些市井细民当作揶揄嘲弄的对象。如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是卖炊饼的小贩，武松对他仍然十分“孝悌”，这无损武二郎的英威；石秀是个屠户出身，流落他乡，卖柴度日，仍不失豪杰光彩。又如西门庆向王婆打听潘金莲是谁的老小？先猜是“卖枣糕的徐三的老婆”，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正是对儿。”西门庆又猜是“银担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摇头道：“不是。若是他的时，也倒是一双。”西门庆又猜是“花膊陆小乙的”，王婆大笑道：“不是。若他的时，也又是好一对儿。”由此可见，《水浒》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细民，人格上是尊重的，感情上是同情的，是当作体面人物来处理的，这是《水浒》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更可注意的是，《水浒》还逼真地写出了受雇于业主的伙计的心理状态。石秀同杨雄的丈人潘公合开屠宰作场，教石秀掌管帐目，过了两个月：
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裳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县买猪，三日了方回家来，只见铺店不开；却到家里看时，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杖家火亦藏过了。石秀是个精细的人，看在肚里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以定背后有说话；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自古道：“那得长远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却又房中换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细细写了一本清帐，从后面入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请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远出劳心，自赶猪来辛苦。”石秀道：“丈丈，礼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诛地灭。”
这种对于受雇的伙计的微妙心理状态的刻划，是《水浒》之前的文学作品所少见的。
“三瓦两舍”是市民消遣作乐的地方，其中的倡优之属，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被污辱者与被损害者。《水浒》通过一群倡优形象的描写，既写出了她们受压迫受欺凌的一面，也写出了她们沾染剥削阶级的恶习，有的甚至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反过来欺压平民百姓的一面。
金翠莲本来并不是卖唱的。因来渭州投奔亲眷不着，被当地恶霸镇关西郑屠强媒硬保，虚钱实契，强占为妾。玩弄够了，又赶打出来还要追回当初不曾得他一文的所谓“典身钱”。她生性懦弱，争执不得，只好在酒楼上赶座子（《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云：“……已上皆市楼之表表者。……每处各有私名妓效十辈，皆时妆衫服，巧笑争妍。……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无处告诉，只得暗自啼哭。金翠莲的命运，生动地揭示了这群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宋玉莲在卖唱时，被李逵手指一点，昏倒过去，她父母亲反责怪女儿：“性急，不看头势，不管官人说话，只顾便唱。”这种忍辱退让的态度，更是十分可怜。
阎婆母女的阶级地位，同金翠莲本没有什么不同。流落他乡，夫主亡故，只得把女儿典与宋江做外室。但是，作为庸俗的小市民，阎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命运，却主动将女儿当商品送上门去，装神弄鬼，毫无廉耻。她对唐牛儿说：“你不晓得破人买卖衣饭，如杀父母妻子！”阎婆惜则更是自甘堕落，淫乱纵欲。梁山泊给宋江的书信被发现，她大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又说：“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的人，‘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值得甚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对于社会的黑暗，是有足够的了解的；但阎婆惜却是抱一种艳羡、眼红的态度，急不可待地要借机分一杯羹，甚至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活活地写出了市民阶级对金钱的膜拜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那个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的白秀英，却又依仗知县势力公然敲诈勒索，侮辱听众，还撒娇撒痴，亲自监着被告号令。这是一个出卖灵魂的为虎作伥的典型。
上面，我们对《水浒》所描写的市民阶级中各种类型的人物作了一个粗略的评述。《水浒》所要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个别人物的经历，而是把这一阶级作为自己描写的主要对象，从而把处于城市底层的市民引进了文学的领域，并且真正取得了成功。这是《水浒》对于文学史的一大贡献。在对市民各个阶层的生活的真实细致的描绘中，《水浒》揭示了市民阶级有别于农民阶级的若干新的特点。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时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联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④市民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它开始突破了小农经济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开始建立起较广泛的祉会联系。在传统的封建势力的桎梏下，他们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开始感到了个人力量的孤单，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经营方式，使他们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口号，即把自己联合成一个阶级并建立起本阶级的联系的朦胧要求，提出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即模糊的平等要求。
然而，市民阶级又是一个极不成熟的阶级，它受封建传统思想的限制和束缚还很严重，加上市民阶级自身的劣根性，在绝大多数场合，他们关心个人的命运比关心阶级的命运为重，往往以个人的好恶与利害得失作为支配自己活动的动力。市民在受到压迫时，也会铤而走险，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但由于当时生产条件的限制，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因此，他们还不能代表一种新的制度，不能建立起自觉的革命纲领，提出鲜明的革命理想和前途。他们的思想体系，依然是封建主义的。《水浒》所写的“逼上梁山”，从本质上讲就是作为市民阶级的反抗来表现的。由于市民阶级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又极容易动摇，极容易被收买、被利用，所以最后仍然是拜倒在封建政权的脚下，取消了自己的斗争，把自已的命运交到封建统治者手中，重新沦为奴才。
四 《水浒》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和爱
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水浒》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然而，市民阶级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阶级，它的成员是庞杂的，不论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还是政治态度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居于市民社会底层的那部分人，应该就是鲁迅所谓的“市井细民”。《水浒》的作者，基本上就是站在这些市井细民的立场上，对现实的客观世界进行了艺术的提炼和加工，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寄托了他们强烈的憎和爱。这一点，恰恰是《水浒》主题思想之所在；惟其如此，它就不仅是《水浒》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精华之所在，而且也是《水浒》的思想局限性之所在。
文学形象是作家反映现实生活的主要手段。《水浒》所表达的市井细民的鲜明的憎和爱的强烈感情，是从正反典型人物形象上体现出来的。
高俅是《水浒》里首先出场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流落到东京开封府，因为品质下劣，闹到“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的地步。这就为全书的爱憎定下了一个基调。高俅的形象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个“帮闲得志”的“破落户”的形象。在《水浒》中，最令人切齿痛恨的反面人物，除高俅外，还有霸占了金翠莲的“镇关西”郑居、谋害了武大郎的“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横行京师的泼皮“没毛大虫”牛二、敲诈钱财的“踢杀羊”张保，这些有血有肉的反面人物之间的共同点就是“破落户”。所谓破落户，乃破了产的旧家子弟，因而流入城市，成为市民阶级中最腐朽、最恶劣的一帮。他们不同于失去士地的农民或者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剥削阶级那种好逸恶劳、损人利已的本质，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又加上了贪欲无耻、毫无气节的新特点，游荡不务正业专以拐骗敲诈为生，成为市民社会的煮虫。他们或则靠投机钻营，爬上了统治集团的地位，又反过来以流氓手段欺压善良的市民百姓，如高俅；或则与官府相勾结，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如郑屠、西门庆；或则是亡命之徒，不顾天理王法，明目张胆白日横行，如牛二、张保。这些人社会地位本来极为低贱，人格又极下劣，然而一旦得势，对市民群众的残害却异常凶狠、毒辣，毫无情义。市井细民对于这一类直接压迫他们的城市恶霸，自然最感切肤之痛，怀有最强烈的憎恨之情。
在《水浒》中，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恶霸人物，如毛太公、曾长者、祝朝奉，也被处里成“破落户”式的流氓无赖的角色。毛太公讹诈了解珍、解宝射杀的老虎，还把他们送官严办；曾长者劫去了段景住的名马，还要同梁山泊作对。而对于他们的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本质，小说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涉及。
问题很明显，《水浒》是在市民社会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文艺作品，它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我们不应该离开孕育了它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土壤，去要求《水浒》提出“农民起义”的纲领和口号。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背定《水浒》从其特定的条件出发，塑造了“破落户”的不同类型的反面典型，揭露了市民社会极其黑暗腐朽的一角，鲜明地表达出了市民的强烈的怨和恨，这是有极大的认识意义的，是《水浒》历史地、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主要标志之一。《水浒》对于这黑暗的揭露，也触及了官贪吏虐的罪恶本质，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归根到底，作品并不能提高到认识封建制度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高度，这是市民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也是我们所不应该过分苛求于《水浒》的。
人民的爱和憎，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水浒》对“破落户”的城市恶霸表现了最强烈的憎恨，那么，它必然对那些“除暴安良”、“见义勇为”、敢于同这些恶霸作斗争的豪侠给予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在《水浒》中，第一个出现的好汉是鲁达。他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又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一番话，表现了对这一破落户恶霸的仇恨与鄙薄。鲁智深是《水浒》中最高大完美的豪侠形象，因为他爽快正直，毫无私心杂念，同两个最大的恶棍高俅和郑屠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收伏了“过街老鼠”张三、“背草蛇”李四等一群“泼皮破落户”，使他们“改恶从善”。在《水浒》中，杨志杀死牛二，武松杀死西门庆，石秀打跑张保，都受到高度的赞许。这些豪侠的品质，集中到一点，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一首《西江月》单道石秀的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途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郎石秀”朱仝义释雷横，又有诗赞道：“临别叮咛好趋避，髯公端不愧朱家。”朱家、郭解式的豪侠，就是《水浒》所歌颂的正面英雄人物。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最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⑤“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市民阶级所遇之害，更是不可胜道。司马迁时代的侠，“赴士之阢困”、“士穷窘而得委命”；《水浒》所歌颂之侠，则解民于倒悬，这个“民”，主要是市民。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侠”完全不同的内涵，虽然在形式上似乎是极其相似的。
《水浒》对于侠的赞美，包含有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匣里龙泉争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旁观能辨非和是，相助安知疏与亲。”“金宝昏迷刀剑醒，天高帝远总无灵；如何廊庙多凶曜，编是江湖有救星。”《水浒》时代的市民，没有政治地位，经济上又非常软弱，面对强暴——尤其是城市恶霸与赃官污吏的欺凌，尚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抗暴的群众斗争，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江湖”的“救星”，即豪侠身上，希望他们能凭着超然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但是，这种侠，“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所能解救的，也只是单个的人物，再加上这些侠又有逞个人意气的特点，在政治上目光短浅，极容易被收买、被利用。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剥削制度，改变市民阶级的命运。
除了“见义勇为”的豪侠以外，《水浒》还赞扬了一批“仗义疏财”的“义士”。小说用以褒扬人物最高的溢美之词就是“仗义疏财”，有时甚至已经到了滥用的程度。朱仝、李应、卢俊义，都没有多少慷慨之豪举，小说为了抬高他们，都绘加上了“仗义疏财”的桂冠。更可怪者，那个号称“神行太保”的两院节级戴宗，在江州向做了囚徒的末江要“常例钱”，凶相毕露地说：“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象这样一个刻意盘剥囚徒的人，吴用居然也说“此人十分仗义疏财”，修书介绍宋江与之相识。
在《水浒》中，柴进、晁盖、宋江这三个“仗义疏财”的“义士”，是最受人推崇、拥戴并享有最高威望的人物，是梁山泊聚义的真正的核心和灵魂。《水浒》所体现的对于这类“仗义疏财”人物的敬爱，还超乎豪侠之上，让他们同样为豪侠所拜伏。如武松赞美宋江是“真大丈夫”，李俊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在《水浒》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领袖人物，是“仗义疏财”的义士，而不是“见义勇为”的豪侠。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这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有较多的政治经验，能够充当市民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之外，从市民的角度来看，豪侠固然能解除一时的苦难，却不能改善实际的物质状况，倒是现实一点的施舍，更能满足小市民的要求。这就充分暴露出市民的庸俗、势利与目光短浅的弱点，也侧面反映出货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金钱日益成为统治的力量的时代特点来。
五 《水浒》所反映的市民的思想局限
每一个读过《水浒》的人都会发现，《水浒》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描写上都有许多矛盾之处。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市民思想意识本身的矛盾所决定的。市民作为封建社会在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阶级力量，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市民在封建社会里属于人民的范畴，其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都是被压迫被剥削者，这就使他们具有革命的进步的因素。“为市井细民写心”的《水浒》，深切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命运，表现了他们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是，市民成分比较复杂，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具有浅薄、庸俗、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这在《水浒》中，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水浒》反映的市民思想意识的局限性，大体上表现在下列六个方面
第一、《水浒》以其艺术的手法，形象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昏聩与荒淫，但又不乏“颂圣”的泛泛之语。《水浒》对于皇帝，并无发自深衷的敬仰与忠诚。但是，《水浒》又并不反对皇帝。从根本上讲，《水浒》表现的是市民阶级对于皇帝封建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与象征一的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迷信与崇拜。关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后面拟专文加以论述。
第二、《水浒》具有反对贪官的倾向，但它又并不一概反对贪官。“遇宿重重喜”，那个在《水浒》中最受推崇的太尉宿元景，实际上也是一个贪官。他曾经多次大量地接受梁山泊的贿赂，但因为他满足了梁山泊的愿望，所以小说仍一个劲地赞许，而无一点微辞。对于赃吏，也有这种情况，如叶孔目，得了施恩百两银子，便把武松的文案改得轻了，《水浒》却赞道：“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西厅孔目心如水，不把真心作贼心。”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说，行贿是一种正当的手段，而受贿，则亦当无可非议，问题是要肯为行贿者效力而已。所以，就《水浒》来讲，虽然也反对某些贪官赃吏，但不曾，也不可能把他们当成封建国家的官僚制度的代表来加以反对。实际上，《水浒》对于同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甚至对于刽子手，也十分敬畏和崇拜。杨雄，小说写他“两眉入鬓，风眼朝天”、“好表人物”；他去街上行刑回来，是一派鼓乐，挂红贺喜。蔡福兄弟，小说写他们堂堂仪表气凌云”，还赞赏他的杀人手段：“满郡夸称铁臂膊，杀人到处显精神”。这种倩节，很使人联想到鲁迅在《药》中所写的茶客对刽子手康大叔的喏喏连声的阿谀捧场。《水浒》这里表现的与其说是对刽子手的爱，还不如说是对他们的畏。
第三、《水浒》对于市民，包括手工业劳动者，抱着尊重的态度，把他们写得有身分，有品格，这是文学史上的新现象。但是，《水浒》另一方面却又轻视劳动，尤其是极端轻视农民。如雷横去勾栏，白秀英讨赏不遂，白玉乔挖苦说：“我几，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认为这是污辱他，便争吵起来。白玉乔道：“我便骂你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如果说这是出自小说中人物之口，那么且看作者的叙述一三十二回，武松被孔太公庄上的庄客捉住，书中这样写道：“三二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怎见的，正是叫做：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六十回写曾头市道：“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生下地便为鬼子”简直是侮辱和漫骂了。一百四回，写段家庄粉头说唱诸般品调，书中写道：“不说赌博光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撤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作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岀来。看他一般是爹娘养的，他便如何恁般标致，有若干人看他。当下不但邻近村坊人，城中人也赶来睃看，把那青青的麦地，踏光了十数亩。这种以城里人的优越感来悬拟农民心理的做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农民更大的嘲弄。
第四、《水浒》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但又对许多同样是黑暗、丑恶的现象持赞美欣赏的态度。《水浒》写了一大批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在旧社会的污秽中浸泡得很久，残忍、野蛮和各种恶劣习气，在他们身上同自我标榜的“义”共居在一起。他们身受着统治阶级的凌辱和压迫，却又往往以欺凌更为弱小的无辜者为乐事。李立、张青开黑店，把活人蒙倒，然后开剥，做人肉馒头卖，“以此过活”；张横撑黑船，谋财害命，却被称为“稳善的道路”；时迁以行窃掘古坟为生，也被看成“好汉”的行径；对于生吃人心，烤吃人肉的野蛮行为，小说也津津乐道，实际上是对游民无产者盲目的破坏性的美化。
第五、《水浒》肯定了市民阶级在遭到封建强暴势力的压迫铤而走险的反抗，但又把这种斗争当成一种谋取享受的手段。阮小五羨慕梁山泊“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七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也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一日也好！”戴宗劝石秀入伙，说：“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投身江湖上去，做个大半世快乐也好。”李逵也劝汤隆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叫你也做了头领。”市民阶级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把享乐作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因而“只等朝廷招安，晚都做个官人”，接受招安，就是必然的结局。
第六、《水浒》在很多场合强调了宋江等人爱民、不扰民但在具体事件中，又因为某种需要，大肆杀害人民。如为了诱逼秦明上山，竟使人扮着秦明模样，把青州城外数百人家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女，不计其数，以断绝秦明归路。宋江虽然也承认这样“忒毒些个”，但又说：“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充分表现了市民的功利主义观点。李逵劫法场时，只顾向人多的地方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梁山中人借以谋生的手段，就是打家劫舍，同样是扰民，只是较胜于官兵而已这种种矛盾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作者的市民阶级世界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
结语
综上所述，《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的提法，确确实实符合《水浒》本身的实际情况，并能从根本上概括出《水浒》的精神实质，对于正确认识《水浒》的精华与糟粕，正确评价《水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它还有助于科学地说明《水浒》这一文学巨著产生的包括时代的、阶级的、经济的诸方面的原因，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原理，世界观与生活实践同文艺创作的辫证关系的理论原则。我们应当把它理所当然地看成是鲁迅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遗产，予以认真的研究，加以继承，使之充实提高。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③《列宁全集》第一卷，第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217页
⑤《史记·游侠列传序》
（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