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我们时代的幸福与痛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67 次 更新时间:2008-07-16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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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要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和痛苦下定义并不难:幸福就是有钱没病,痛苦就是有病没钱。这个定义不是我在书斋里想出来的,也不是接到约稿短信后临时编出来的,它当年像一枚尖刺刺痛我的思维神经时,我正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

当时,我正陪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姐姐到某医院看病。我的同学是个清官,没钱;他的姐姐是个农妇,有病。那病有点古怪,浑身肌肉疼,时缓时剧,疼起来彻夜难眠,这病被称为“风湿性肌肉病”,很难根除。

我陪她坐在门诊室的门口等待就诊时,从一张翻皱了的《北京青年报》上抬起头来,突然发现我似乎并非坐在医院门诊室门口,而是坐在地狱的入口:身边的人们或站或坐或蹲,个个形体歪斜,眉头打结,口鼻挪位,声声呻吟像被关押在喉咙里的湿漉漉的耗子,不时地从这儿那儿钻出来乱跑,让你毛骨悚然,空气似乎是一潭死水,呆滞而郁闷,甚至散发着种种让你屏息的难闻气味……猛然间,我的心一阵紧缩,痛彻肺腑地感受到了那个被人们通常称为“幸福”的东西。我清楚,此刻,我的幸福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健康。

人在健康的条件下,幸福和痛苦都是相对的。我认识一个当代油画大家,他最近的一幅作品以500万元人民币被拍卖,但他说,他当时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幸福,他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是他第一幅作品被拍卖的时候,虽然只卖了3万元,但当时他所深爱的妻子就坐在他身边,他家里也正等待这笔钱去买第一台彩电……而如今,钱来了,名来了,妻走了(病逝),他不确切知道那些与他殷勤相迎的明眸凤眼,到底是看中了他这个人,还是他的名,抑或他的钱。看来,幸福是不好论价的,它并不与钱成正比。

有个古代的国王病入膏肓,经过神医诊断,说还有希望痊愈,他的处方是:找到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衬衫,让国王穿三天。国家为此成立了“幸福衬衫对策本部”,任务是寻找到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先找到丞相,国王之外最有权力的人,但丞相说他自己即使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也是第二不幸的人;又找到全国首富,首富说他正准备跳楼……绝望的“衬衫本部”成员迈着疲惫的步伐正准备回去复命时,忽然听到一阵欢乐的歌声从御花园外的树林边飘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乞丐正在“巴比扣”(烧烤),还一边唱,一边舞蹈。

“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本部的人急切地问道。

“当然啦,世界上有谁比我更幸福呢,我吃完了就睡,睡饿了就要……”

本部的人一听,大喜过望:“那我们能借你的衬衫用三天吗?”

乞丐愣了一下,很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没有衬衫。”

故事到此为止,但生活并不会到此为止。只要乞丐一病,他就会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有病没钱,也没有亲人。钱不一定能买来幸福,但能解除或缓解肉体的病痛。我们在医院的病房里或许还能听到短暂的笑声,但在家徒四壁的病榻前只能听到呻吟,甚至还有诅咒与埋怨。

按照我在文章开头对幸福和痛苦的定义,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痛苦多于幸福的时代。简单的解释是:如今,有钱的人每每有病,有病的人常常没钱。说到有钱人的病,无非从两个途径获得,一个是挣钱时“挣”来的,另一个是花钱时“买”来的。

先说“挣”来的病。获得金钱的方式很多,一般来讲,钱挣得速度越快, 挣钱的人越容易有病。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暴富。暴富者最容易得暴病。这是因为,首先,暴富的方式容易造成暴富者的心理紧张,比如坑蒙拐骗,或者贪污受贿,或者权钱交易,当事人如果心理不够稳定,极容易疑心生暗鬼,老怕东窗事发,半夜怕人敲门,走路常常回头,看见影子心惊,这是心病。心病不治,必生体病,轻者盗汗失眠,重者溃疡癌肿……其次,暴富的结果容易让人眩晕,腰包一鼓,就觉得自己哪儿都硬,身不满五尺敢去做模特儿,刚卖掉架把飞机,就觉得自己的公司可以代行国务院部分职能,小学没毕业就以为自己通晓万物奥秘……在一次晚宴上,某房地产老总在阔论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认定陈水扁是美国中情局特务之后,果盘上来了。

“你们知道餐后为什么要吃水果吗?”他往自己嘴里送了一块哈密瓜,甜滋滋地考问道。

在座的几个博士教授专家学者一起摇头。

“告诉你们吧,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下到地面之前靠吃水果为生,餐后吃水果,是那时养成的饮食习惯。”根据他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当年武则天为什么要让人用600里加急的快马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敢情是她进化得太慢,猴子习性难改。

这显然是狂妄症和妄想症的前期征兆,这种病发展下去并非不会导致神经分裂。

再来说说“买”来的病。买来的病通称为“富贵病”,有生理上的,比如脂肪肝,胃溃疡,痛风症,肝硬化,花柳病……这些都是吃来的喝来的玩来的;有心理上的,比如赌瘾、毒瘾、补瘾,等等,这些都是钱烧的。不过,所有这些病都还不是不治之症,最难治的一种病是“屁瘾”。所谓“屁瘾”,并不是有随便放屁的嗜好,而是对“马屁精”和“跟屁虫”的强烈需求和依赖。

没有桑丘,就没有堂吉可德的骑士梦;同样,没有马屁精,也就没有当今中国许多暴发户的帝王梦。某些暴发户以前大多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一旦暴发,特别喜爱高档精神消费,那就是花大价钱雇一批屁林高手,让自己获得飘飘欲仙的精神享受。屁林里最杰出的高手是“神屁”或“巫屁”,他或她们通过看相、算命、卜卦来为老板描龙画凤。

“哎呀,你的命贵不可言哪,将来能当财政部长!”一个自称自己能盘腿腾空的“神屁”对高坐在上的顾主喊道,他以为“财政部长”已经够大,老板应当惊喜。谁知那匹被拍的“马”只是矜持地笑了笑:

“有点功力嘛。”

次日,那“神屁”又为老板算命,这次,他说他听见了龙吟之声,说老板将来至少能当总理。

“呵呵,没看出来,你功力长得蛮快嘛!”老板这次真的开心了。

这种开心持续的时间不一定比吸毒者的快感更长,只要“神屁”开出的空头政治支票得不到兑现,该支票的持有者一定会陷入无法缓解的精神煎熬。

不过,比这些有钱的病人更痛苦的,则是那些没有钱的病人。一方面是下岗人员、退休人员的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踌躇不前,另一方面是医疗费用正常或不正常地大幅攀升,结果,疾病在我们这个时代酿造的痛苦的浓度是相当高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时代的幸福和痛苦与钱的关联度远远高于与权的关联度。权力是门,而金钱顶多是门槛。跨越一道门槛要比跨进一扇紧闭的门容易多了。

因此,我们时代的痛苦是有望缓解的痛苦,我们时代的幸福是可以预期的幸福。

2006-6-6于北京。原载《SOHO小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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