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陈定学先生在谈“科学是什么”的文章里，一再强调科学是“知识”，看大家的文章，再想想这个社会，越感到弄清一些概念的重要性，这远远超出只是少数从事哲学教学的学者和学子们的事情，而是需要作为“常识”来认清的问题,包括普通爱好思考的人们，而中小学教师更值得思考，关系到文化真正的发展。

 对“知识”概念的思考

什么是知识。我从小就渴望学习，“知识就是力量”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格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省图书馆开放，我办理了借书证，三十余年基本没有中断。虽然我的刻苦程度很差很差，天资聪慧也远远谈不上，但我今天可以从“过来人”的角度，毫无它求地来谈什么是知识，和知识的异化现象。

先从人的本质说起。人不同于大自然其它生物体的地方是除去生存和繁衍的欲望之外，比较突出的是还有“求知”的欲望。也就是说，人除去“食色性也”，还有精神追求。但人与人之间，前一种需求欲望相差不大，而对后一种需求欲望相差巨大。由此造成人与人在文化上的差别，是人之间互不理解的主要原因，也是人类社会无比复杂、多彩的原因。“知识”是和人的这种欲望紧密相连，既是人通有 “基因”的一部分，又是人有“个性”的主要内容。

“知识”首先是“知”，动物也有好奇心，但是和人的求知欲是远远不能相比。人们常说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指要“知”，“行路”是直接去感知；“读书”是通过语言来获取“知”。紧随“知”后是“思”，而“思”刺激了机体的神经细胞，引发“愉悦感”，也就是所谓的“欲望”。“知识”就是由“知”而引起的思考。“知”是思考的“素材”，“思考”是人的基本精神活动。

如果我们认为“求知”是完全个人的行为，则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也就是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在单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一个完全被封闭的个人，他的“知识”将“归零”，任何有关“知识”的内容离不开“交流”的存在。这一点也说明“知识”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某种环境下的“现象”。我们最常见的求知是“读书”，这是作者和读者的“交流”，缺少两“者”中任何一个就不存在“书”。我们上学受教育，重要目的就是获取知识。上学都有课本，所以还要去学校，就是上学比单纯看书多了一条交流通道，更符合“求知”的要件。一个好的教师，一所好学校，就是看师生互动做的如何。完成作业，参加考试，都是学知识的重要环节。我们也常说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一种“交流”。“知识”没有单独存在的可能，这一点是“知识”的基本属性，同时又常忘掉这一点。

综合上面的分析，“知识”作为一个概念，讲清楚它的内涵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大概这样来定义它：知识就是用反复“交流”后的语言记录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用语言表述的事物发展规律。但它不是“历史”，不是“现实”，也不是“规律”，只是语言现象。“书”正因为和“知识”常联在一起，是因为成了“书”，就有了交流基础，也正因为“语言”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提到“知识”就离不开“知”、“思考”和“交流”。例如惯性定理，我们从种种现象出发，通过思考，再接受科学家用语言总结出的定理，这个物理知识我们就学到了。如果你对惯性现象熟视无睹，不去思考，想不到用语言去总结，也就学不到“物理定律”。再如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我们从书本等媒体知道了这个事件和各种解释，通过个人的思考，再谈出来“交流”，得出一种或多种看法，这个过程也就是求知的过程。但如果知道这段历史后，没有机会或是不允许你谈论，则作为“求知过程”就终止了。对历史知识要注意知道存在“各种解释”才是“真知”，否则只能是“一知半解”，给历史贴上一个“标签”就算完事，不是求真知的态度。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里孔子是睿智的，他认识到世间有很多是不可能被人“知道”的，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才能算得上学到了知识。知识基本上是由语言构成的，每个人把同一个现实转化为“语言”，或者很多人对同一段话理解认识，都会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说明“真知识”必须有思考和交流，而不存在绝对的“是”与“非”。从语言文字中知道很多东西固然重要，但产生疑问更是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是有道理的。求知的过程中，态度应当保持“低调”，对各方面的学说都应保持怀疑态度，不能走极端，极端赞扬或批评都不是在求“真知识”。如果一味强调某一种观点正确，动辄将某话语定为“真理”，阻止了“交流”，也就谈不上是“知识”。有了“知、思、交流”的要件，围绕“知识”的种种命题、说法、观点的“真”、“伪”我们就有了判断的价值标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认识概念的“实”与“虚”问题。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概念”都是为了“区别”而存在的，而人同时存在物质的实在的客观世界和虚幻的思考的精神世界（所谓的主观世界）。作为语言概念都有区分这两个世界的功能，或者说概念都有“精神（虚）”和“实”两种意义，“精神（虚）”是指人的思考，“泛泛而谈”，具有广义、笼统特性；而“实”是指代表了具体的实在的“物”和“事”，体现了概念的“狭义”。当概念是区别“客观世界”时一般不会引起“争议”，有点像“有抵押贷款”；但如果是区分“精神世界”，则十分容易引起争论，有点是“信誉贷款”，是“虚”的。语言的意义一定是和“说”、“听”两方有关系，当双方冲突时，概念的“实”意义就可能帮助化解冲突，而“虚”意义就可能没有意义，甚至激化冲突。但要注意的是“虚”并不是不重要，可有可无，概念的“虚”意义在思考问题和交流中更重要。语言概念的虚实两性分别代表了人的“思考”和客观现实，但人们在交谈中使用的概念到底是“虚”呢？还是“实”？这在一些外语中常常做出规定来尽可能避免混乱，例如在概念之前加“定冠词”或“不定冠词”。“我打算在这所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屋”，其中“学校”前要加“定冠词”，而在“房屋”前要加“不定冠词”，突出“学校”是确定的，而租屋是不确定的。中文没有明显的这种规定，人们经常利用概念这一普遍属性进行“搅局”、诡辩，有时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有意而为之。人们在有关概念上的争执都是围绕概念的“虚”成分，更准确是围绕“语言”进行的，客观存在不可能引起争议，“争议”都是客观实际引发的“观点”（语言）。

对具体的一个概念来讲，“虚”和“实”的程度占比大不一样，例如“社会”就完全是个“虚”概念，不是指什么具体的事物；而“苹果”这个概念指什么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它也有“虚”一面。“苹果是好吃的一种水果”，这句话如果要传达一个有用的信息，这里的“苹果”应该是“虚”的意义，也就是笼统来谈，如果是指一个具体的，则这句话是“废话”，没传达什么信息，而是需要判断“真、伪”。我们强调“知识”这个概念的“三要素”，也就是讲它的“虚”成分是比较大的，更多体现了人的“思考”，是精神层面上的概念。但也有其“实”的一面，指一个人的“智力”以及对系统文字的把控和理解，例如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会写文章，看懂不少书籍等等。上世纪无论是革命年代对知识分子的依靠、批判和改造，还是直至今天教育上的问题，都突出了一个“知识”是什么的问题，需要理清“知识”这一重要概念，来知道历史上的是非，指导我们下一步如何走。

知识和经验。在很长时间里，认为知识分子不会种地，不会做工，所具有的知识是不全面的，要向工农学习。这粗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经验”是不是“知识”？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事情发展规律，通过练习得到的种种技能，我们不能否定它不是“知识”，“事事留心皆学问”可以作为很不错的人生格言。但我们将“经验”对照提到的知识三要素，显然在“思考”和“交流”上是比较欠缺的。这也反映了我们有了“知识”这个概念之外还应该有个新概念来突出强调“知识”概念中“实”的部分，这就是“经验”。“经验”作为是属于“知识”的一部分，必须是在不严格使用“知识”概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宽松环境”下，“经验”、“技能”、“技巧”属于“知识”。但在我们进行阶级分析中，谈“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区别时，“经验”就不一定是“知识”。“知识”是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而“经验”是具体处理事务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将“经验”总结成语言，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

文革高潮过后，有一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青年学生要接受“再教育”。这批学生毫无疑问是比当时的农民更具有“知识”，起码掌握了学知识的工具——识字，何来受再教育之说？学习种地，不过是去学习某种“经验”。不可否认不少学生在农村比较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而得到的主要是所谓的“经验”。其中也有比较突出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总结出有意义“理论”，但这并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个人思考的结果。当时年轻人的系统“求知”从“停课闹革命”开始就终止了，而上山下乡对学知识来讲是一种倒退。下乡的学生多年很少看书、动笔，学“真知识”与他们渐行渐远。对这场荒唐的“运动”至今评论不断，甚至当事人之间也会产生分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知识”这个概念的滥用。“知识”体现了人的精神财富，“有知识”成了一个人名誉标签，当时每个学子都会珍惜“知识青年”的称号，甚至忘记下乡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种种真实问题，这当然暴露出人的无知，但也说明一个名词概念的“力量”，“名”的重要性。准确运用一个“概念”，这对我们如何认识社会事关重要，也是我们有“知识”最最重要的一点，所谓有“知识”就是能准确运用和区分“概念”。“知识青年下乡”如果改成“城里大中毕业生下乡”，相信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不会进行下去。

知识的异化现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人们的普遍认知，但这只是一种比喻，“力量”和“财富”是具体的，现实中很容易感觉出来，“实”的成分比较大。但“知识”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概念，更多是个“虚”概念，这种比喻很可能让人们对“真知识”产生误解。无论是“力量”还是“财富”都是排他性的，是希望自己拥有，而别人不要有或少有，这些都不是知识的属性。“知识”是可以复制的，是不可以直接感知的（非具体的），没有“独霸”的意义。同时“知识”离不开“交流”，是在“交流”中产生欢快，而不是产生竞争，不是“胜者为王”。将知识视为“力量”和“财富”，人为了生存，岂有不抢夺之理？事物的本质被扭曲是事物自身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就是“异化”，当“知识”开发出“力量”和“财富”时，“知识”也就开始被异化，造成了这个概念的滥用。在上世纪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常是被运动的“对象”，斯文扫地，贫困常常相伴，这如何能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呢？当今中国的教育被“高考”所左右，表面上学子们在刻苦学习，而学习的不少“知识”只是无聊、无用的“敲门砖”。学子们为“知识”付出巨大精力、时间和心理压力；家长们为此花费去不少辛苦挣来的可怜薪金，个别学子甚至为此命赴黄泉。这些难道是我们“求知识”应该付出的代价吗？

“知识”和“财富”。人们长期以来，困于衣食贫乏，解决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而知识所提倡的“知、思、交流”只能是第二位的，尤其对于绝大部分处于生产劳动第一线的人们来讲，追求真知识无疑是件“奢侈品”。但世界进入近代之后，知识的范围扩大了，从更多精神层面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与实际有了更多联系，可以用“知识”去换取财富，科学技术的确也常常显示出神奇的力量，这也是“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原因。一个人有“知识”是和有高“智力”紧密相连，在经济上“智力”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而且是最优质的，以此为立身之本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在市场上和“金钱”交换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实用部分，有的只是一种“经验”，在传统文化中称之为“器”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更贴近真正知识的东西，如有关精神层面的，人文学科的，这些和“资本”所需要购买的“智力”联系不多，资本家会投资开发新式马桶，但不会去投资研究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中国文化重视修身养性的传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都是告诫“读书人”不要忘记知识的真谛。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全靠“财富”维系的，需要靠“求知”的欲望，需要“真知识”普及和发展。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知识就是财富”局限性，见利忘义，“真知识”得不到发展，社会产生停滞和混乱是必然的。

过去在学界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话，它的道理是“知识”中与“实”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最值得拥有的，是容易转化为“物质财富”。但围绕人的“精神世界”有更多的知识，例如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知识大部分属于知识的“虚”概念部分，这部分和“金钱”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很可能非但换不来“财富”还可能带来“灾难”。我们的现实社会有“知识就是财富”的案例，更多是“财富”腐蚀收买“知识”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所谓“职称”制度）。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今古奇观》中有传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描写了“文化人”追求“知、思和交流”的故事，但今天鲜有人欣赏认可这个故事了，说明了今天真“知识人”的稀缺。今天求知识者众，求知力度强，然求真知者寡，多数不过是逐名求利之徒。从知识的角度去看，说明了“知识被异化”的严重性。相当多“读书人”已经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自己也忘了什么是“真知”，自己在追求什么。

“知识”和“世俗政权”。社会需要“精英”来引领，也需要一些人来做大家的“楷模”，当“老师”，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应该是“知识人”。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而计划经济又延续了这个过程。世俗权力的掌控，社会财富的积累都与“真知识”的追求是“两回事”，关联并不是很紧密，可以做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而中国皇权为了绝对和持久的“权力”，感到对“读书人”有控制的必要性，就有了“文化”与“权力”联姻的科举制度，无论文化还是知识都遭到了“权力”的侵蚀。在几次工业产业革命后，“文化人”又可以以“科学技术”为立身之本，于是世俗政权又对和知识有紧密关联的职业进行垄断来达到控制文化人的目的。当前的职称制度，行政办学，新闻媒体的管控等等都是将知识分子活动的领域纳入到“权力”的范畴，可以说传统的“科举”全面复活了。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权力指挥着知识”。不少“知识分子”对真知识不感兴趣，而对异化了的“知识”带给自己的“名利”十分珍惜，久而久之甚至不少高等学府的“学者”也不屑于搞清楚什么是“真知识”，而是热衷传授异化了的“知识”。清末重臣张之洞曾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就说明真正主导社会的是“学”，社会上种种混乱思潮说到底源于语言概念的滥用，理清“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和每个读书人有关的，又何能不思考！？

对“考试”要有清醒的认识。“知识”中“实”的部分，例如自然科学，都建立了自身一套符合逻辑的理论体系，有明确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利用考试，看谁掌握的这部分知识更多，是有道理的，也是督促大家学知识的不错方法。例如在教学中的阶段测验，通过考试录用工作人员，都是有意义的“考试”。而“科举制度”复活的“考试”则是知识被异化的典型例子。这种“考试”都是假借“知识”来展示“权势”的“力量”，是“权力”让“知识”去做奴婢。这类“考试”都是“权力”提出一些问题，定好答案，来达到让读书人停止思考的目的。每年的高考，类似职称考试中的非专业知识考试都是这类“科举考试”。北大、清华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高等级的学府，应该招收怎样学子入学只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由行政部门制定标准来招生，不是打“最高学府”的脸吗？不是“知识”屈服于“权势”吗？真知识是不可能受到“权势”的控制，被控制的不过是被异化的“知识”。“考试”是打着尊重知识的幌子来阻止思考，阻止对真知的探索，起到的是以假乱真的效果。“真知识”是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求知”中产生争议是再正常不过的，而结束“争议”不是确定什么是正确，而是不断地去“交流”，达到“共识”或是“共存”，这是“真求知”的过程。例如我们确定某种哲学观点唯一“正确”时，就没有真哲学了，也没有一点“知识”的元素了。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点，努力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结果使我们民族缺少创造力，明显不符合逻辑的观点、理论堆积如山，造成民众思维的混乱，这个严酷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同时这也是“知识”被异化的典型例证。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如何“求知”？ “求知”（学文化）是人区别动物界的“人性”，而人首先是要满足生物体需求，摆脱生物体欲望的“求知”只能是第二位的，追求“真知识”可以讲是一种“奢侈品”。我们讲“知、思、交流”是求知的三大要件，而其中“交流”又是最重要的。其原因是“知识”离不开语言，而语言必须在交流中才能起作用，才是有意义的。同时语言也有一个“纯净”自身的问题，语言所以能传情达意，是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默契”，交流不畅，“默契”必然受阻，何谈语言的作用？我们常说要求真理，为真理献身，而“真理”必须用语言表述出来，没有言论的自由交流何来“真理”？任何“真”的历史、现实和“规律”是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在求知中会自然得到。给言论自由设置障碍，就是给求“真知”制造障碍，而让“伪知”畅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应该是唯一的，也是为全民的福祉而需要孜孜不倦去追求的“真理”。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们所处的时代远不是衣食无忧的“乐园”，每个读书人要为“稻粱”谋。但肯定也有人出于自身求知的欲望，不满愚昧横行，对不符合基本逻辑的“伪知识”感到是对人尊严的挑战，这种潜在的和显现的“求真知”的力量维系着知识的传承，致使社会文明没有崩溃。而在一个知识被严重异化的环境里，不求名利而重“真知”者常常处于尴尬局面，不被世人理解，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显得特立独行，成为孤独的守望者，但他们是中国的真正“脊梁”。“求知”是基本人性，而每个人享受求真知的机会和时间不是很多，同时知识面是极宽广的，每个人涉及到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又为“求知”而找到交流对象产生技术上的困难。而今天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给“求知”提供了划时代的超级“工具”，作为求知者和网络工作者都要利用好这个“工具”，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让“真知识”更广泛传播。

小结：我这篇文章是从涉及到“知识”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去谈什么是知识，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和评论。按照语文学习的要求，每个名词概念都应有个定义，来明确这个概念的意义，但很多概念是不好给出确切定义的，尤其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所以要“定义”，目的是为了用更明白的话语来解释概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定义”。我们拿来用，进行反复的“交流”，使用多了，自然就清楚了它的意义。一个“概念”讲不清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清楚它不是“什么”。 “知识”有三个要件：知、思、交流，缺任何一件，谈不上是完整的“知识”；同时“知识”不是“经验”，不是“权势”，不是“财富”。更准确说一个人的知识是他的“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类似这样的“概念”比比皆是。“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明白“学”是什么，首要是准确使用“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