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如果要指出一个对当代史学的主导观念、书写内容和研究方法均有重要影响的人士，那么非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莫属。
语言、符号、表象
1960年，34岁的福柯在巴黎郊外的一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完成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题为《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4年此书出版了缩写本，不久又有了主要依据缩写本而译成的英文本——《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该书出版之后，毁誉参半。但福柯有了稳定的教职，在之后又接连成功出版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考古学》和《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两本著作。
他成功的奥秘，与其自身和时代有关。福柯从小便是一个反叛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学术生涯初期正好是1960年代，也即西方文明经受冲击、寻求改造和新路的时代。那时，左翼思潮汹涌澎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福柯的孤傲反叛、独具一格的性格、性情，有助他独具慧眼，看到西方社会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然后从几个方面作出批判性的思考，建立自己独特的见识和学说。
“古典时代”是他上述几本书都关注的时代。一般而言，“古典时代”在西方历史上指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但福柯指的则是18和19世纪——“理性时代”。福柯关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传统，其实就是针对了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它积累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成就，充分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了一个知识系统。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学术。因此从广义方面而言，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现代性，便是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之上的。但一次大战的爆发，让西方人士开始怀疑启蒙运动所勾勒的世界历史走向，特别是一线历史进步的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尼采便是其中一位突出人士。福柯在年青时代饱读诗书，但在众多的思想家中，尼采显然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像尼采一样，福柯深刻怀疑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的遗产；他的一生都以这一思想传统的批评者的面目出现。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综合反映了他博览群书的经验，涉及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和史学等诸多领域。福柯写作此书的立场是要对人文学科的近代发展作一个“考古学”的研究。福柯所谓的“考古学”抑或“知识考古学”，意思是要深挖某种知识、某个理念形成的具体、特殊的背景。于是，他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提出了“认识型”或“知识型”的概念，也即某个时代众人认可的知识类型，以人与物也即自然的关系为主。福柯进一步指出，自16世纪以来，西方产生了一个“认识型”，自17世纪中叶开始，也即福柯所谓的“古典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认识型”。而从19世纪初开始，这一“认识型”产生了一个突变，变成了“现代性”。毋庸讳言，福柯想要批判检讨的主要就是这一“现代性”，因为在“现代性”中，他断言，人将走向消失或终结。
对于这些“认识型”的转变，福柯用了抽象的甚至晦涩的语言来解释，他的主要关注点是语言功能的变化及其这些变化如何形塑了人们的认知。比如，在第一个“认识型”阶段，语言基本是透明的，能相似地表现所指称的事物，但到了“古典时代”，语言所构成的知识逐渐体系化，由此“词与物”的关系脱钩，于是文化重组了。而这一重组的结果就是人所看到的，只是语言所构成的表象，不是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因为语言成了符号，其指称作用不复存在。以历史学而言，原来充满变数、复杂不定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大写的历史”，也即按着一定的规律演变、一线发展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构筑了一个理论体系，用以普遍地解释世上所有的现象——康德、黑格尔的学说便是显例。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些古典哲学家的努力，世界上的一切都说得通了。若用福柯的思维和术语来表达，就是“同”（或同一性）笼罩了一切，而“异”（差异性、它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换言之，当前人对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家的系统性、完整性及普遍性赞不绝口的时候，福柯像尼采等人一样，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将他们的学说全面抵制、完全拒绝。举例而言，黑格尔用理性的扩展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进，成为“大写的历史”的一个典型。如果用福柯的语言来描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同”的集中体现，因为黑格尔主张人类历史将百川归海，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进。福柯则认为，如果让这些系统的哲学体系统治我们的思想、行为，那么人就不再是人，也即人就会消失、死亡了。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的思想与马克思有关人的“异化”有可比之处，虽然在福柯眼里，马克思的学说同样代表了一个理论体系，限制了人的自主思维。
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从分析语言的结构及其与事物的指称关系出发，由此而抨击启蒙思想的体系性。此书出版之后，被法国学术界和媒体视为语言学中结构主义流派的一本著作。虽然这一定位有助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成为一本畅销书，但福柯后来对此说法却持有异议。如同法国史学家保罗·韦纳所指出的那样，福柯反对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但他并不认为在语言之外，真理就不存在。福柯更有兴趣的是寻求具体场景、时代的真理。他用“考古学”后来用“系谱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希望发现每个时代的“认识型”，“因为所有的概念都必然是生成的”，均是例证。
为它者写史
福柯既然对“同”如此不满，那么如何纠正、克服这种求“同”的思维和传统呢？福柯的不少论著便是最好的回答，那就是寻求为“异”也即为它者写史、正名。的确，从他写作博士论文开始，福柯的选题就与常人不同，做的是“边缘问题”。
如果说在尼采眼里，19世纪的历史学是一种“纪念的历史”或“纪念碑式的历史”，以“高、大、上”的主题为对象，那么福柯则反其道而行之，专门选择在这些主题之外的历史。《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在这一方面的开山作和代表作。如上所述，所谓“古典时代”指的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即理性主义高扬的时代。但福柯却发现，这一理性主义有一个丑陋、丑恶的对立面，或它者，那就是疯狂、抑或非理性。他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从麻风病在欧洲的传播及其控制开始，指出在麻风病肆虐的时代结束之后，那种将麻风病人收容和隔离的做法却被留存了下来。比如，1656年法国开始建立“收容总署”，对精神失常者加以监禁。福柯这样形容这一过程：“它们（麻风病院）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已空无一人，但到了17世纪，却突然恢复使用，重新享有幽暗的力量。古典主义发明了监禁体制，有一点像中世纪发明了麻风病患的隔离；而这些患者所留下的空位，便由欧洲世界的新人物所占据：那就是‘受监人’。”福柯在其中想指出的是，收容和监禁成了古典时代的一个手段，用来对付所有不符合理性的人物。他在书中举例说明，其实“受监人”远远不止所谓精神失常的人，许多穷人、罪犯也遭到同样的待遇，而那时及之后对精神失常的定义也十分武断，体现了一种权力。因此，他说监禁作为一个体制，有着“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道德的意涵”，同时又反映了那个理性主义时代的“本质性结构”。福柯的这一分析，使人清楚地看到他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评。
福柯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理性的行为，但如果不符合社会规范，也会有可能受到监禁。有一年轻女子，声称永远不会爱她的丈夫，因为她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感情都可以自由处置。这女子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会让她受监禁、牢狱之灾。福柯因此这样解释道：“理性主义甚至可以吊诡地去设想一种疯狂，其理性未受扰乱，但只要生活中的道德失序，而且心智不纯，那么疯狂就显然存在其中了。”通过《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写作，福柯揭露了理性主义时代的另外一面，也即理性之它者的历史及其对理性的反作用。
在撰写《古典时代疯狂史》之后，福柯又撰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的考古学》。这两本书主题多有相似之处，都试图从观念的生成出发，探讨理性主义时代的现象。福柯写作这两本书，基本路径是探究那个时代人们对疯狂和病人的心理构建。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疯狂并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人们观念的产物，而且这一观念随着历史的变更而变化。对于临床医学，他也努力追溯人们对医院和病人观念的改变。为此，福柯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称为“医学的凝视”，其含义是在中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灵魂和肉体有所区别，但还常常认为一个人若得病的话，往往与灵魂相关。但通过“医学的凝视”，理性时代的医者将病人的身体与病人本身、也即其认同作了区分，由此相应地导致了临床医学乃至解剖医学的诞生。福柯这样形容道：“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显然，前者将身体与人本身连在一起，而后者的问话则将身体孤立起来看待了。
福柯还指出，临床医学的诞生，似乎表现了一种医学史乃至历史的进步，但其实不然。他指出这一“进步”——抑或更精确地说“变化”——表现为一个“认识型”上的突变。但究其根本，只是一种话语被另一种话语所改变；新的话语只是比较体系化而已。福柯指出近代临床医学看起来是从经验（解剖身体的各个部位并加以仔细检查）出发，似乎比以往的医术更加实证和科学，但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他所关心的是病人，即本书中的它者，如何成为研究的、也即“医学的凝视”的对象而被高度异化，这是因为有关疾病的知识高度分类化、分科化了。其实，我们不难理解福柯对现代医学的批评。举例来说，我们如果有病痛，中医往往会将这一病痛与身体其他部位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其病原。但如果我们去现代医院，则会有十分不同的经验：一个病人常常被要求到各个科室去检查。在这样高度分科化的体系下，出现了类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形，而医生和病人对其病原，并无法获得全面的了解。
话语、知识和权力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展现了他的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但他写作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探究一种新的认识论。他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之后的《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性史》等著作，虽然主题不同，但我们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这些论著综合起来考察，以求总结、分析福柯在历史学观念和方法上的深远影响。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特别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频繁地使用“话语”，并将之与“语言”相区分。福柯对“话语”的基本看法是，它是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与事物有一种初步的对应、相似关系（我个人认为与中文里的“说法”含义更为接近），因此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而“语言”在他眼里就有体系和抽象的性质，其历时性使其具有非历史的性质。
同理，福柯也区分了历史和大写的历史，前者是个别的、孤立的，而后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元史学，反映了历史家、思想家对历史的整理和解释。同时，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又引入了“突变”或“断裂”的概念，指出每个时代有其“认识型”，而从一个“认识型”到另一个“认识型”，其间经过一个突变和断裂，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层层积累、源远流长。通过强调及使用“话语”和“突变”，福柯凸显了质疑和挑战形而上学的立场。所谓形而上学，意谓在物之上有一个经久持续的理念。自尼采以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20世纪的思想家都对之加以反省和批判。而福柯不仅延续了他们的批判，还从诸多方面将这一批判推向新的高度。
摒弃形而上学，对历史学而言，便需要质疑近代史学的主导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写作的一系列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近代史学的传统。如果说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那么他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则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及深化。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成功相比，《知识考古学》出版之后反响相对平平。但以其对历史学的影响而言，则十分重大和深远。像尼采一样，福柯对近代史学的既成模式十分不满。他创造性地使用“考古学”这一概念术语，就是要挑战近代史学已经形成的模式。福柯指出，近代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类历史的外表的连续性和内含的一致性。他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希望跳出历史研究中将人视为当然主体、中心的传统。对于福柯而言，人成为历史的中心，主要因为人所创造和使用的语言，而语言有历时性，自成一个貌似抽象完整、似乎自圆其说、一脉相承的体系。而在《知识考古学》中，他的质疑针对的就是人的历史之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写道：“连续性的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阁，便打开了整个领域。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即：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
那么，如何质疑历史的连续性呢?福柯的办法是摒弃语言，代之以话语甚至“陈述”，因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而话语是陈述的整体。两者都是历史的，只是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相联系。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人的知识来自于对事物的观察，然后其表达出来，这就是构成了陈述，而许多陈述整合起来，就成了知识，即福柯所谓的话语。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希望将这些知识整理成体系，看出其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概括道：“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型形式中发展的重建。”而他则认为，这些概括是虚妄的、牵强的。他提倡知识的考古学研究，便是想探究话语的构成，将原有的知识重新整理。他这样形容考古学与思想史的不同：“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这里的“已说出的东西”，无疑指的就是话语，因为对事物的陈设和说法已经存在了。这也就是福柯上面所说的知识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可以成为“考古”的对象。
确定了知识考古的对象，接着就是讨论如何具体实施。福柯的想法是挖掘话语构成的层层结构，也即人们如何用陈述来描述所见的事物和事件。他指出，这一考古工作其实需要考察四个层次：第一是事件层，第二是出现层，第三是派生层，第四则是话语层。换言之，这是一个展现从陈述到话语的知识生成的过程，其路径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也即不是将陈述积累起来的知识连贯起来考察。福柯所注重的恰恰是事件与事件、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不连贯性，抑或断裂。他这样写道：“考古学不认为能解释首要和最终的内容，也一定能解释所有其他的东西；恰恰相反，它认为相同、重复、不间断与断裂一样，问题多多。”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一开始即描写了一个历史的“断裂”。他描述1757年一个希图谋杀国王的罪犯，如何在巴黎的教堂广场经受四马分尸的酷刑，场面十分血腥、残暴。然后他展示80年后法国的一份囚犯作息表，其中显示监狱对囚犯实行文明管理，如多次要求他们洗手之类。易言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废除了原来用以杀一儆百的公共处罚，代之以相对宽松的处罚，那就是将罪犯监禁，所以该书的副题为“监狱的诞生”。依照近代史家的写法，这一转变或许被解释成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但福柯却认为，他写这本书的意图是在历史表象断裂的背后，用考古深挖的手段，示其背后的、深度的层次，那就是权力。
他认为，如果公开处决罪犯昭示了国王或政府的权力，那么取消这一传统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监狱的诞生只是一个内容，而更重要的是整个刑法制度的逐渐形成及其支撑它的理论体系，使得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译成英文时，福柯特意指出书名应该用“规训”（Discipline）而不是法文的原文“Surveiller”，其原意是“监视”。这一指示含义十分明确，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权力普遍化了，所有约束人的行为的举动都展现了权力。福柯指出，现代国家对社会规范的各项规定，并通过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来落实，都是其中的显例。简言之，血淋淋的公开处死，的确不见踪影了，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只要在行为上稍有过失，便会受到各级和各种的训诫及惩罚。
如果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处理的主要还是公领域的权力——学校教育和各级考试均体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福柯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则将视角移到了人生活中私领域的权力。毋庸讳言，性和性生活是人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应该是完全属于私人的，一般人也羞于向他人开口。但福柯却指出，权力无所不在，也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作用。
结语
以上对福柯学术和思想的讨论，显然过于简略，但或许能看出福柯对当代史学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福柯改变了近代历史学的主旨。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循着启蒙运动思想家开拓的方向，试图发现和揭橥人类历史衍化的规律。这种意图被福柯归纳为“大写的历史”而加以摒斥。他强调历史的断裂和突变，其目的在于指出历史一线进步、连续发展的理念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只是一种语言的构造系统。
其次，福柯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其治学路径则在广义上又是历史的。不过，他与近代史家的区别十分明显。从探寻历史规律的目的出发，近代史家热衷于揭示历史活动的主线，因此将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构造视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福柯反对“大写的历史”，其选择研究的对象都是边缘的、异类的，譬如疯狂、疾病、身体、性等。颇有意味的是，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福柯所研究的这类题材恰恰预示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史学界出现的诸多新潮，诸如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等。福柯继承尼采，挑战以人为中心、本位的史学，又在近年促进了“后人类史学”的研究。
再次，由于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福柯也相应地革新了史学研究方法。近代史学的一个基础就是通过研究语言文字所记录的材料来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便指出，历史学那种依赖文献的做法已经过时了，需要做的是扩大史料的范围，将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包含进来。而他提倡用话语取代语言，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来考察话语的构成及网络，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换言之，自此之后，许多史家已经不再认为语言能透明准确地记录史实，也不认为历史书写能心如所愿地重构有关过去的叙述了。
最后，福柯后期的著作侧重于揭示知识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架构和网络。他尖锐地点明，其实并没有一种知识是客观的。有关这一观点，他的立场和说法十分激进、明确，那就是：“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所以，知识和权力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句话，权力就是知识。按照这样的思路，近代史学希求客观治史的高尚理想，被批得体无完肤、无从招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福柯这一旨在改造史学的历史哲学，其内核是彻底否定、完全拒绝近代史学的模式，显然有其偏颇、极端的一面。但这种极端、激烈甚至荒谬，却如一剂猛药，让西方人从以前对其文化中的历史意识沾沾自喜的状态中蓦然惊醒，不得不重新出发。由此缘故，福柯是当之无愧的后现代史学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