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中国，需要同时提升“知”和“无知”的地位，需要同时增进个人的知识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废除科学领域的身份制和行政化，给予科学家以知识的自由和权利，给学术界一个自由的科学家共同体以及自由的治理结构。
学识是自由的朋友
能够掌握知识和使用知识，是人的一种能力。对个人来说，知识掌握得越多，知道得越多，显然也就越能获得自由。比如一个人到野外生存，如果他懂植物学、动物学、化学，他就有更好的生存能力。知识渊博，技能水平高的人，显然是一个拥有更多的自由的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显然也很看重自己的学识培养。没人会认为无知比有学识好。无疑，学识是自由的朋友。当然，可能也有人说，知识越多未必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人品越差，知识越多越婆婆妈妈。这些论点未必错，但也未必对，因为他们都加上了其他变量，人品差和知识多少没关系，反动与否和知识多少也扯不上，婆婆妈妈与否，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单纯知识变量，和自由无疑是正相关关系。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有科学知识和地方知识之分，也有有个体和治理层次的区分。西方科学知识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个体知识的进步，而与西方传统中延伸出的治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显然，自由的治理结构导致西方科学技术创新迅速发展，并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对科学的爱好和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地方知识是有关时间和地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个体层次是生活和各种工作的经验，是各种各样的常识，很难说得清楚道得明白，但这些知识对于很多有科学知识的人来说却是无知的。自由的治理结构，恰恰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和开发这些知识，从而真正充分利用和增进知识。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中，知识是格物、致知，在人生修养的道路上，只是一个开始，有科学知识，有一线实践知识的人，根本称不上是君子，更不用说是圣人，君子不器，君子不接触奇技淫巧，掌握科学技术的人都是工匠级别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科学家，扁鹊、华佗、孙思邈、张衡、祖冲之、郭守敬、李时珍、贾思勰、沈括、王祯和、徐光启、宋应星等，其中名医还占了很大的分量，他们的道德地位不很高，没人把他们叫做君子。华佗是读书人，后来以当医生为业，非常懊悔，因为医生是贱业。在这样的传统中，提升科学家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身份制治理结构强化，压制了科学和学术自由
因此，在当代中国，科学家中的优秀分子，有了院士称号，这个院士和西方的院士都不一样，还有副部级的待遇，很多公共决策都需要咨询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中国的社科院、科学院、科学技术协会等都是正部级的机构，很多大学则是副部级，一流大学是985大学，二流大学是211，没有进入985、211的是不入流大学。国家重视人才，建立了系统的高考制度来选拔，国家还建立了各种荣誉制度，千人计划、百千万人才、长江学者等。这些治理结构上的努力的确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治理结构上地位的提升，反而导致了科学家共同体的身份制，并导致对身份的追求压过了对科学本身的追求，至于技术人才，尤其是掌握地方知识的人来说，则根本就是小人级别的，处于知识等级的末端。身份制越来越强化，结果大学的身份给毕业生一辈子都带来影响，很多工作单位只要985或者211的本科，即使后来北大清华毕业，或者国外著名大学留学归来，也无济于事。
这样的身份制治理结构，无疑和古代不重视科学的治理结构，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和创新的共同体，因为其治理的核心是身份为本，而不是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为本。哈耶克所讲的一线知识比科学知识更重要，这一点在中国的治理结构里很容易转变成科学家要上山下乡、深入一线、科学要转变为生产力等政策。中国的治理结构里科学家的地位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身份，其原因是对科学知识的信仰，认为知识是力量，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不容怀疑的，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信仰对迷信是一种进步，但也同样损害了科学的自由，并因此而牺牲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但学术的进步却要慢得多，人才还在依靠海外引进，科学技术也靠海外引进。市场的力量正在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尚未在治理层次真正形成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力，因为这里还没有真正实现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自然个体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也就被各种诱惑，尤其是权力身份和特权的诱惑所压倒。
对哈耶克来说，西方文明“知的自由”是自然的，但在治理结构上不重视“无知的自由”，势必损害西方文明的根基，并损害自由。对中国人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知的自由”是不足的，在古代华佗都后悔当医生，提高知识的地位靠的是宣扬对科学的迷信，在传统结构中提高知识的地位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的身份化，而提高地方知识则直接导致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践踏。在中国，需要同时提升知和无知的地位，需要同时增进个人的知识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废除科学领域的身份制和行政化，给予科学家以知识的自由和权利，给学术界一个自由的科学家共同体以及自由的治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