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每年这个日子，只要有能力，我希望写篇文章来纪念心中的真“文化人”。胡适先生做人是低调的，一生没有把任何人作为自己的“敌人”，一生在如何待人上都强调“容忍”是最重要的；同时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先生一生都能认真坚守，不曾讨好“权势”和“世俗”。在退休十年之时检讨自己的一生，“求真”就是我的信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作为教师的我一生的追求，如今虽步入暮年，又是在金钱至上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环境中，能坚持下来是胡适先生的精神给了我力量，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要努力继续下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知识界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始点，百年过去了，似乎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主要参与者，他当时的不少话语今天依然掷地有声，反映的是我们时代的徘徊，甚至停滞。胡适先生在晚年十分动情地说，他为自己的学生成为物理学家感到骄傲。胡适先生不是学自然科学专业的，但他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我是学物理专业的，但接受胡适先生的一些思想观念后，不仅对社会问题有了清晰认识，也对物理理论，也就是对“科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今天使用“科学”这个概念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大多数把这个词当成了“形容词”，用它来说明自己认识的正确，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真是应了当年批判对手时常用的话：“打着红旗（科学）反红旗”。人们所以相信很多错误的东西就是没有弄清楚“科学”的真谛，把不是“科学”的东西当成了“科学”去相信。我在2016年的纪念文章里谈到科学精神、科学基本特征和科学与宗教三方面问题，对“科学”进行了常识性的说明。我们可以不知道很多物理理论，但我们不能不知道基本的科学精神和常识。现在很多老年人被伪劣保健品损伤了健康，赔上了“血汗钱”，兜售者也无需什么伎俩，只要说这是“科学”，马上就有人会去相信。在纪念胡适的日子里，再把这篇文章找机会贴出来，希望引起人们对“科学”的重视，让科学，也就是让“赛先生”真正来到中国，而不是只是学会这两个“字”，把“词语”当成武器。
胡适先生晚年经常引用英国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一段话：“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有怎样的观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幸福还是苦难。也许你认为个人在社会里是“渺小”的，如何“说话”是无所谓的，最多只影响个人。这让我想到文革运动不就是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进行的吗？西方有谚语：“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如今参加了这运动的人不少依然健在，但有多少来思考这个问题呢？这“洪灾”是如何发生的呢？退休了，常有同学们聚会聊天，但谈论多的不过是“好啊，好”之类的客套话或是交换一下家长里短的私人信息，最多的祝愿莫过于“身体好”，很少交谈出有“分量”的话语，甚至刻意避开交换不同意见。其原因是普遍认为人不过是个活着的“生物体”，如今有了“生物体”生存的条件，我们大家高兴吧。全然忘掉我们是为了学习知识走到一起的，如今剩下的只有同学之“表”，而无同学之“实”。结合社会上的各种媒体的宣传话语，出现的对各种问题的争论，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问题是相互交流的道路受阻，大家不同意见缺少沟通的“平台”，以“无知”为荣，而“求知”成了“傻子”的行为。任何“话语”都是词（概念）的“堆砌”，交流受阻是缺少对词语概念的准确把握和使用。如果再追溯上去，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造成的，这我在2017年纪念文章有初步的思考，同时借纪念先生诞辰128周年的机会，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再思考、再强调。
概念的“虚”、“实”问题。“词”是话语的基本元素，而“概念”是“词”的灵魂，就是它的“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所谓“概念”就是指“词”。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所谓“实”是任何“概念”（文字、语音）都和具体的“实事物”有对应，这一点是说者和听者能进行对话的基础，也就是通过同一个“事实物”来知道文字、语音的意思，这也是语言文字产生的基础。所谓“虚”是任何语言文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实事物”。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同概念“虚”、“实”占比是不一样的，即有的概念“实”的意义较大，有的“虚”意义大，甚至没有“实事物”与之对应。“苹果”、“老百姓”、“绑架”等等就是和具体实在联系比较紧密的概念，而“理论”、“人民”、“侵略”等等就和实在的“东西”对应的不太紧密，有比较强的抽象性。张三是“人民”，李四、王五也都是，这“人民”是对应一群人呢？还是“个人”？更有不少概念本身就是思维的产物，有较高抽象性，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事物”与之对应。例如我们每个人和自己周边的环境都是“社会的一角”，但“社会”是指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也就是“社会”这个概念的“虚”意义是主要的，与之类似的概念极多，“主义”、“文化”等等都是。正因为概念都有“虚、实”两方面意义，我们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是哪方面的意义，人们所以围绕同一问题发生争吵，常常就是在这方面出问题。“偷换概念”是人们常批驳对方的手法，而有意思的是争吵的双方都相互指责对方“偷换概念”，其根本问题就出在概念同时有的“虚”、“实”两性。
人们的话语相当多都是做出一种判断，表明一种态度，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没有注意到任何“判断”都需要一个平台，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以“人”作为平台来判断，例如判断某个东西的“大”还是“小”，某件事物是“对”、还是“错”，就是通过和“人”来比较后得出结论；而在自然科学上都是以“数理逻辑”作为判断平台，也就是用数学和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常说“以人为本”，就是指大量的“判断”都是以具体的“人”来做评判的平台。而这样一来，任何做出判断的话语中的主体概念如果是指它的“虚”意义，则不可能得出“是”与“非”的结果，我们只能对具体的事物去做出评论和判断，对“虚”的东西，对任何概念的“虚”意义都没有做出判断的必要，有时也只是表达一种情感而已。例如“某某民族是勤劳的”，这里“民族”就是笼统抽象的概念，在这句话里不是指什么具体人，是概念的“虚”意义，这句话就没有评价是非的意义。“苹果是一种好吃的水果”，这时你拿一个生的酸苹果来证明这句话是错的，这个推理过程就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这句话中的“苹果”是泛指，是使用概念的“虚”意义，这句话不存在“对”还是“错”的意义，你拿一个具体的“苹果”来证明，不正是“偷换概念”吗？
胡适先生有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就是强调了概念的“虚”意义是没有争论、评判的意义，如果你分不清概念的“虚”、“实”，不妨看到“主义”就绕道走，陷于“主义”肯定就理不清楚。胡适先生有篇短文《拜金主义》，“金钱”作为它的“实”意义，不过是代表了人们生活必须的物质，没有被“评判”的需要。仔细观察一下，所有出现和“钱”有关的问题并不是“钱”带来的，而是“没有钱”或是非法占有“钱”。“拜金”（重视金钱）真还找不出有什么问题，找不出“实”东西，就虚化它（和“主义”连用），脱离实际问题而从情感上来贬低它，“拜金主义”于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胡适先生把“拜金主义”归纳为三个很实际的问题：“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生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就在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摆脱贫困的今天，这三点不也是十分重要而现实的吗？人们喜好谈“主义”不少就是把概念的“实”意义淡化而强调它的“虚”意义，从而对相关命题的“评判”失去接受实际检验的意义，怎么说都有理，“话语”看和听上去很有文采，而实际上并没有内容，甚至扰乱了人们的思考。人们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也都是这种过程。“少谈主义”就是指当一个概念被抽象化、笼统化后，实在没有去“赞扬”和“贬低”的必要了。
作为语言文字的使用，对社会现实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记录它们，把现实，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变为“语言文字”；二是研究它们，把研究的结果，也就是把产生的思想、观点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用比喻的话来说，也就是前面是对现实拍摄“纪录片”；后者是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写的“小说”。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是要人听和看的，人所以“听”和“看”也是两个目的，一是知道自己没有见到的现实，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或是听“别人”的诉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些是看“纪录片”；二是得到别人对现实的“思考”，丰富和确定自己的“思想”，提高思想认识，这是欣赏“小说”。语言文字的本质是“桥梁”，是“话语”和现实世界或者人们想法产生的“对应”，“话语”能够正常、平和的交流，说明“说”和“听”者对话语表达了什么意思没有矛盾，也就是“看纪录片”或“欣赏小说”后没有异议或争议不大；而产生“争执”都是对话语“对应”的内容有不同看法。当话语中概念主要使用的是“实”意义，都是属于上述前一方面的目的（是“记录片”）的话语，是不容易产生矛盾的，有客观实物摆在那里，用俗话讲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和“听”的话语是属于后一个目的（是“小说”），表现的是人们的思想、看法，话语中的概念使用的是其“虚”意义，缺少“实事物”的支撑，这时的话语失去了被评判的标准，而是用来交流或是表示一种情感。“争吵”都是人们话语对应的“东西”产生不同看法，但如果是围绕概念的“虚”意义产生的，此时不会有结果，而是大家应该退回到对关键“概念”的基本认识上去，分清概念的“虚”、“实”。“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实在是解决“争吵”的灵丹妙药。下面我们围绕“传统文化”的来分析一下概念的“虚”、“实”问题。
“文化”是“虚”意义很重的概念，几乎世上所有现象都和“文化”有关，同时又不是“文化”。“传统文化”同样，而且更抽象，是历史，拿“传统”说事的话语都是写的“小说”，“历史”不可能再去拍摄“纪录片”。以这些“虚”概念为主体的话语应该是“说者”和“听者”有关“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不存在实际判断的意义。面对一副古画，参观者得到何种精神感受都是自己的事情，不会有什么“标准”。任何概念都有“虚”、“实”两方面意义，我们不能给“虚”的东西定出标准来决定人的行为；也不能在一些“实”的问题上做出判断而认为“虚”的方面也存在有判断的意义。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例子上，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在历史长河中有不少陋习（“实”）就否定传统文化（“虚”）；也不能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诗歌词赋（“实”）就认为传统文化（“虚”）就是优秀的。也就是我们对“实”做出的“判断”不能转移到“虚”意义上。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有“取其精华，摒弃糟粕”的说法，但这种认知就没有注意到“传统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抽象概念，不是“具体物”，何来要一部分，丢一部分呢？这种认知快有一个世纪了，而我们围绕传统文化的争论几乎是没完没了，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要热爱传统文化”，这句话没有判断对错的意义，把它作为对一个人行为的具体要求，则表达不了准确的信息。例如教育管理部门有这样的通知：“京剧是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所以大家都要学唱京剧”。这句话就犯了“偷换概念”毛病，前一个“传统文化”是指概念的“实”意义，而后一个是概念的“虚”意义。京剧是属于文学艺术，作为学校的学习内容无可厚非；但要作为通识的音乐教材，还是有些问题，只能作为补充教材。概念的“虚”意义是不能做具体行动的“理由”，这应该是语言文字使用中的通则。京剧属于“传统文化”，但是否学唱京剧是学校甚至教师个人决定的事情，而决定的理由是要看对提高学子艺术素质有否帮助，教师有否这方面能力，而不是京剧是否是“传统文化”。
胡适先生在北大教书时向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二）在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作为学生的我，在几乎百年之后，再来思考和回答老师的提问。
任何理论或是思想所对应的“语言文字”都是人的思维，是表达了某种“精神”，胡适先生提出的寻找“思想的事实”，就是强调了任何理论、思想和实在的“事实”是两回事，理论、思想的“话语”都是属于描述现实的“小说”，而不可能是“纪录片”。例如社会学理论绝不是对具体人和事的思考，而是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张三比较贫困，围绕张三来谈问题不能构成什么“理论”。如果由张三的贫困，想到工人的贫困，进而考虑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这就离开了现实，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是人的“思考”，和现实拉开了距离，不再是解决张三贫困的方法了。现实是比较复杂的，有一批人都是贫困的，但具体到每个人又各不相同，我们努力寻找他们贫困的相同点，找出共同的原因来解决，如此得出的“理论”未必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人们对自然科学理论是认同的，科学发展极大影响着人类社会也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对社会理论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科学所研究的主体，也就是“主角”的概念是指概念的“实”意义，很具体的，不是概括、总结、抽象出的“认识”。牛顿力学定律的研究对象是“物体”，你可以拿你身边任何具体东西确认它是“物体”，用来验证定律是否正确；而社会学的任何理论都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不可能得到验证，因为它的“主体”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对概念的“虚”意义不可能得出“判断”。“社会”是什么都无法说清楚，何来“好”、“坏”、“进步”、“落后”呢？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俗话讲是用“较真”的态度去看问题，则任何自然科学理论也不可能得到实际的验证。例如物理学中最基础的惯性定理所设计的“环境”就是一个无法得到的想象中的环境，又如何去验证呢？科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作用而是“技术”的发展，技术是“经验”，是实在的；而科学是人的思考，是通过“语言文字”才存在和交流的。科学理论只是间接影响技术，它在人类社会作用不是为了“生产”。任何一项技术的改进都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的，而不是理论产生技术。思想、理论是相通的，都是人们的思考，作为理论或思想的“语言文字”不是和实实在在的“东西”相对应，而是说明了人的思考，不存在“思想的事实”。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或是对自然现象的思考，都是如此。
在笔者写此文时，去市里最大书店闲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好几个版本摆放在书架上而且印制精良。看到这些谈市场经济的书甚是感慨万分，很多学习和了解这个理论的人一生坎坷，甚至遭遇血与火的洗礼。当年计划经济盛行时，是由于不知道这个理论吗？是为了批判亚当斯密和一个去世多年的外国人过不去吗？中国改革开放，放弃计划经济，确立市场经济是接受这个理论的结果吗？非也！统统不是。而掀开改革大幕的小岗村农民恰恰是不知道这部著作的人（当然这是我的推想，看这著作的人一定是“吃饱饭的”，而推动改革的基层群众恰恰是“吃不饱饭的”）。任何社会的实际进程和思想、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盛行计划经济绝对不是不知道这本著作；而有了改革开放也不是学习这本书的结果。《国富论》这部著作在中国的遭遇更说明了这一点，《国富论》一再出版，它的价值除去满足学者和求知者的“思考”之外，对很多人来讲不过是标榜有知识的“装饰品”。同样，英国稳定发展数百年了，没有听到是坚守了什么理论或是思想，也没有听到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而奉行某种理论。英国人纪念思想家，并不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正确”，而是赞赏他们的积极“思考”，并将结果变成“语言文字”而介绍给更多人。他们的陵墓得到瞻仰和维修，说明他们的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得到更多人认可。胡适先生提出的“思想的事实”，就是指出只有代表“思想”的语言文字，而没有“思想的事实”，对任何“思想”你只能看到“文字”，而看不到“思想”。
一个人说什么和相信一些话语是“真的”对本人会产生什么行为实在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常说的“人的行为由他的思想来支配”。胡适先生写过一篇《名教》的文章，写到：“‘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宗教”的本质是对某种“精神”的崇拜，当人们把“文字”当成“精神”时，抹杀了文字概念的“实”意义，把现实的问题变得“虚无缥缈”而说不清楚；当“文字”成了“神”的时候，坚守的“信仰”就动摇了，把“文字”摆上“神坛”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时当信仰“名教”时语言文字的交流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人们放弃了思考而盲目相信。人与人缺少文明的语言交流，战争和混乱的野蛮现象就成了现实。仔细回忆和思考我们一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动乱，都有“名教”现象的影子，就是今天，我们对很多没有实质内容的话语深信不疑，成为争吵、争论的源头，都是“名教”在作祟。在今年的纪念文章里我强调了语言概念的“虚”、“实”特性；用“纪录片”、“小说”来比喻两类话语，这些认知都是受到胡适先生著作的启发。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和“法治社会”直接相关的基础，也是各项文化事业的基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也是在做这项工作，在纪念新文化运动主要参与者胡适先生诞辰的日子里，作为希望成为他的学生的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8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