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7周年纪念日。每年这个日子，只要有能力，我希望写篇文章来纪念心中的“真文化人”。如果不是历史事件的原因，一个人能被世人记住而议论的只有他的“话语”。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时评：“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任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说救中国只须一万个好人，但一两‘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这段话是很切中时弊的，再看出处，竟然是近百年前胡适先生一首讽刺白话诗。近百年前时评观点今天仍然有意义，这不就是“不朽”吗？是胡适先生的“高明”呢？还是时代“止步不前”呢？诗云：“李白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什么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胡适，只有12月17日偶尔想到他，大概“江山”才是真变了。翻看我9年前纪念胡适先生的文章，今天依然不过时，就用来做开头的话吧。
在我年轻需要老师指导的时候，看不到先生的书，也无从了解他的为人，只是在我脑海中留下一个历史人物的悬念。改革开放以来，先生的著作得以再版发行，介绍先生生平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在我如饥似渴般看后，感到震惊，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求的导师吗？这不就是我做人的楷模吗？历史不就是循先生之预言在行进吗？有位网友在纪念胡适先生的文中写到：“要问谁对我的精神改变影响最大？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胡适。每个人都有自己精神上的先辈——我的精神先辈固然很多，从古至今，可谓指不胜屈。而对我影响至深的精神先辈，无疑是胡适先生。我对精神先辈的要求，固然看重他的学问、才识，他的人品、风度，亦是很看重的。胡适的学问不算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但他对专制的洞见却是二十世纪中国罕见的，他知错必改的精神，他温和理性的风度，他坦荡光明的胸怀，在中国这个充满仇恨、敌视、斗争、绝望的国家，的确是一种异数。胡适是真正化解我内心黑暗的人，这是我终身都感激的，他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里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是我心中的话。有人讲“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话并不为过。现在书店里先生的书常常是销售一空。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表现出尽可能的“回避”，我不知道这是何原因。先生一生强调“容忍”，在这“胜者为王”的喧嚣中，先生的观点似乎是软弱的，但这一滴滴柔弱的水却在滋润干涸的荒原，滴穿坚固的岩石。先生的话语至今也是最强之音。我虽然错过了做学生的年龄，但我愿意以先生为师，做一名“小卒”，为先生的思想而呐喊。12月17日，记住这个日子，真正可以称为“师”者的诞辰日。
一个人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和以“谁”为师很有关系，同时媒体对公众人物的评论也常常影响着每个人，今天在胡适先生诞辰之际谈谈先生的待人处世。胡适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题词，如：“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等等。他的“待人”观点十分清楚，这就是在对一个人有争议的时候，不能笼统去看这个人，而是把一个具体的“人”和他的“思想、观点”（话语、文章）区别开来。世上的人都有“共性”，由于生存需要“钱”而导致“贪财”，由于生理需要而“贪色”，为了引人注意而“显摆”……。同时每个人又不可能在“荒岛”独居，必须顾及和他人关系，由此而有了道德、伦理等等品格。具体到每个人，这些“共性”品质的高低的确是会有差异的，但在这些方面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只有不苛求别人才能做一个“真人”。对于一些捕风捉影，不确定的事情，要本着“有疑处不疑”的态度。当然在这芸芸众生人群中会有少量的人利用媒体得以让很多人认识，成为“公众人物”，对这部分“公知”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让我们认识他的“东西”，也就是“文章（言论）”和“文艺作品”，而不是作为“凡人”的个人。
当一个人（无论普通人还是公知）行为超出了道德品质的范围，伤害别人，破坏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违反了法律规定，这时候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问题，是动用社会“强制力”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日常的“待人接物”，也不是对“人”的评价问题，而是由“法”来决定。一个人违法了，我们要依法追究，但对本人在精神上依然有权获得尊重。这让我想起文革时口号，对阶级敌人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口号是听不到了，但类似思维屡屡可见，但这绝不是正常社会的“待人接物”，而是变态的，是反科学的思维方式。胡适先生待人是宽容的，他对任何一个人都表示了尊重，不去苛求。但对媒体上的“话语”，也就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思想观点都有自己的态度，并不是没有是非感，人云亦云。他用科学的方法来评论和认识他人的话语，对没有把握的要用讨论的口气提出来，秉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在做学问上要在不疑处有疑”，反对盲从，这些都是胡适先生坚守一生的品格。
“文人相轻”可以讲是中国的传统，在媒体上经常出现所谓“公众”人物之间相互“对怼”，在评论他们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话语”，他们创造的“作品”，而对他们的人品谈论已经是次要的问题，纠缠“公众人物”的“生活琐事”是没有意义的，这应该是我们“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而在媒体上我们常见的是对人的评价要则一切皆好，要则“臭狗屎一堆”，这些现象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舆论环境是有问题的，很难让人们从媒体中得到科学的看问题方法，看不到真正有道德，有情感，有文采的“精神领袖”。也没有金庸小说中仗义侠客，只有对“韦小宝”之类庸俗人物的欣赏。
胡适和鲁迅是同时代人，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常常不一样，鲁迅多次写杂文讽刺胡适，甚至说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是“出卖灵魂的人”。但胡适先生并没有对这些不可能讲清楚的话语去辩解。而当有人对鲁迅“泼污水”时，胡适立刻站出来为他说话：“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如今媒体十分发达，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话语）能在媒体中传播，像江湖中的“大侠”在舆论界自由行游，受众人之“捧”，也就是拥有众多“粉丝”。然如何做到呢？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大家享有自由的话，每个人均应采取两种态度：在道德方面，大家都应有谦虚的美德，每人都必须持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态度；在心理方面，每人都应有开阔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雅量来宽容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换句话说，采取了这两种态度以后，你会容忍我的意见，我也会容忍你的意见，这样大家便都享有自由了。”这段话实际上重复了胡适先生的一贯思想准则，这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这里结合有关转基因问题来谈谈应该有怎样的认识。
“转基因”首先是个科学上的概念，要谈这个“概念”对应的具体“东西”实在是太多，笼统反对或者赞扬“转基因”是肯定是没有道理的，对一个笼统“概念”进行“判断”也是不懂基本科学逻辑的表现。但从转基因农作物能抗病虫害这一现象出发提出“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也将造成危害”的观点这是有道理的，这也就是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但要坚持这个观点，甚至去宣传它，必须先要去“小心求证”，要抱有“谦虚的美德”。有了这个态度，就会发现否定“转基因农作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人体有明显毒害，人们很快会发现，不会争论。如果把“毒害”放到长远的时间，这就成了不可能有“证据”的说法。“转基因作物会使男性精子减少，长此下去会造成种族灭绝”，这种说法无论对错，如何可能有“证据”呢？每个人都有“民族主义”情结，尤其国人这方面尤其注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点深植于国人内心，一些媒体人的“话语”可能会被较多人知道，利用人们心中这一心理，是很容易“暴得大名”。“转基因”概念毫无问题是来自现代生物科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了前面，我们谈转基因问题不可能不向他们谦虚学习，更是离不开“应有开阔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雅量来宽容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的精神，如此怎么能提出转基因农作物的国际贸易是“西方的阴谋”呢？平心而论，转基因这个问题太复杂，往小里说是“改良（动、植物）品种”，往大里说是对生物遗传原理的研究，但都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说上话”的。我也注意了到过国外和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对这问题看法，普通外国人并没有太多的人关心这问题，商店里什么食品好吃、便宜，就买什么，没人注意是否“转基因”，更不会想到有什么“阴谋”？这是正常的生活。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科学看待事物的能力和精神，更多的人心理是脆弱的，精神是迷茫的，行动是盲目的。靠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用否定外国人首先发现的“转基因”很容易得到“点赞”和“粉丝”，问题不在于“转基因”是什么，而是利用人们的“无知”去做真正损害国家的事。当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就和民众缺少科学知识有关，盲目排外，害人也害自己。将转基因作物的贸易说成“西方的阴谋”和把科学技术在中国运用当成“洋人的阴谋”的义和团有什么区别呢？明天又会出现什么“阴谋”呢？
谈到转基因又联想最近爆出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问题，我们又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呢？首先这和转基因农作物有太大区别，这是直接对人的“遗传”问题的研究，最糟糕是不可“实验”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去“大胆的假设”。例如：我们自然人和制造出来的“人”如何相处？体育比赛中他获胜是因为在基因上做了手脚，这不就是作弊吗？……，各种推想几乎是没有穷尽的，真是乱了社会基本伦理，正因为这些简单的推想让不少国家，包括我国都立法对这类研究严格管制。但我们对问题不能只是“大胆假设”，而更要“小心求证”。例如：真是能控制人类遗传基因了吗？，利用这一科学成果去医治和预防某些疾病有错吗？……同样也有一大堆问题值得思考。如果我们再认真思考下去，又回到如何认识宗教和科学的老问题上。对人类遗传问题研究最早引起人们警觉的是基督教徒，为此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还产生宗教冲突。现在不是虔诚的基督徒的更广大“世界人民”也都对这问题发出了“不”的声音。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宗教非但不会消亡，甚至有存在的必要。胡适先生的思想不少是和基督教契合的，但他坚信科学，是理性的无神论者，但在科学发展即将“失控”的今天，他会说什么呢？
胡适先生晚年经常引用英国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一段话：“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什么，想什么，有怎样的观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幸福还是苦难。在今天媒体十分发达世界里，如何认识“公知”，认识他们的“话语（观点和思想）”实在是重要的事情。今天纪念胡适先生，不得不提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不得不提我们迎来的“两位先生”，而百年历史能告诉我们的是首先要迎接“赛先生”，也就是只有科学认知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才会有“德先生”的位置。胡适先生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不遗余力提倡的学术精神正是科学精神，是宣传真科学的“旗手”。我在16年纪念文章中谈了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去看并提出意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家都在谈个人和这“40年”的联系，这40年也是我的大半生，“改革开放”对我一生产生的影响有两点，一是让我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也由此打下了获得必要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二是有了认识胡适老师的机会，这是给我的“精神财富”，使我免于迷茫、困惑和孤独。这里对“改革开放”表示感恩，也是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7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