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从“语言概念”的角度去看“契约”问题，“契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证明出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这篇文中的“契约”含义要宽泛的多，约定、条约、“法”……等等，甚至一次有效的“对话”（即信息传递）就是履行了“契约”。“人与人”之间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人与人”之间通过“契约”维系了人类社会，“国与国”之间更是靠“条约”维系彼此的关系，清朝乾隆年间，英国派使臣来谈两国的关系，签订相关的条约，但除去看了看这个庞大帝国并没有达到目的，无功而返。

十九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在相互之间的战争冲突中，中国都是失败者，激起了中国寻找强国之路的热潮。不少深入思考的人士（如李鸿章）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呼唤。然而这“大变局”是指什么呢？中国近代以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无非是王朝轮回史，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语）。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平稳发展一段时期后就矛盾丛生，引起混乱，产生激烈争斗，出现“强者”后稳定了局势，同时又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中国数千年历史王朝更迭频繁其原因何在呢？中国数千年文明社会同样是靠“丛林法则”和“软实力（契约的力量）”来控制，而中国传统对“契约”问题极不重视，中国很早就确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契约”，确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秩序，但这些“话语”可操作性很低，并不是“好契约”。就是这“皇”位的传承也没清楚定下来，这些本应是极重要“契约”在每次更迭王朝后也看不到有什么“进步”，一次次王朝更迭不就是很自然的吗？

一提到传统文化，大家都喜欢引用老子说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本意是指出了“语言文字”的缺陷，说明现实和人的思想不可能和“语言文字”准确对接，都是“说不清楚”的。这个认识是超前的，也可以讲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软实力”的“软肋”。但这一认识也产生了对“契约”不重视的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多辉煌的东西，但都是解决个人修养，满足个人精神财富的需求，诗词歌赋的发展是最典型的。“现实”和“语言文字”的准确对接的确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设法逼近“清楚”，做不做这种“努力”，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区别所在。解决“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关系要通过“契约”去解决，尤其“国与国”之间关系必须从“签约”开始，在完善补充各种“契约”中发展，就是“战争”也要为“条约”而战。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和西方国家之间关于签订种种条约的事件，才是让有识之士发出的“大变局”感慨，世界今后不单单靠是“强”来说话，而是要按照“条约”行事。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王朝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超过三千年历代王朝所产生的类似文字的总和，这才是所谓的“大变局”，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有几人呢？“胜者为王”的积习使我们从来不重视条约的签署，认为只有“强者”才有“发言权”，认为“弱国无外交”。在自己强盛时签约，认为这样会自我束缚，是多余，要永远是“我说了算”；在弱势时签约，认为是“城下之盟”，是不平等的，从开始就为“不守约”找到理由。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就是例子，按照传统方式，你英军厉害，打赢了，占块土地不是很正常的吗？这种不重视契约的思维定式是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的，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大变局”。今天的世界发生了战争都要通过“条约”来结束，再发生冲突是以签署过的“条约”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契约能制止枪炮的滥用，这在传统文化看来是天方夜谭，但今天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但任何“契约”都是不可能完善的，这就需要及时修订，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是相关国之大计的“契约”被尊重和修改的过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清末也出现了曙光，这就是清王朝的退位诏书，这一并不被世人重视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就使辛亥革命成为伤亡人数最少，财产损失最低的一次革命，就是在今日也有警示和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