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这个普通农民子弟的眼中，“当官的”有特权，其子女亲属常常受到各种庇荫，是最大的不公平。公社和大队干部子女，有些能弄到“吃皇粮”的正式工作，有的能当上供销社营业员、民办教师或到社办企事业单位上班。
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华夏大地。
当时，我不足16岁，是黑龙江省五常县兴盛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
我的家乡，距离县城只有20多公里，似乎算不上穷乡僻壤，但既不通火车，也不通公共汽车，所以，消息不太灵通，人们的观念也比较陈旧保守。文革期间，既不可能上演国家栋梁、民族精英惨遭迫害的悲剧，也没有发生类似于湖南道县、北京大兴那样的大屠戮惨案，甚至连遍布全国的两派武斗或肆意打砸“四旧”的故事，都难以搜集出来。
但是，这里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在那野蛮疯狂的年代，同样处于动荡之中。
同亿万充满“革命”激情又十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一样，我曾积极投身“造反运动”；某些经历和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从“第一张大字报” 到批判校领导
我1963年上初中一年时，全校只有三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到文革前一年，一年级扩招，全校达到五个班，200来个学生，10多个老师。但校舍仍是草泥房，条件比较差。
1966年春，学校决定搬迁到公社所在地，建设砖瓦化校舍。因建校资金不足，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建校劳动。
六月间，北京中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止高考制度，大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中考随之取消。我们毕业班的同学遂停止温课备考，来到建校工地。
建校工地上安着高音喇叭，每天都播放有关“文化革命”的消息；劳动虽然很累，但因为没有课业负担，休息时间读报、议论国家大事的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发布后，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热血沸腾、跃跃欲试，酝酿着“革命行动”，我便是其中一个。
大约七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我找来纸笔，写出了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可能是“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炮”。主要是“揭露”和“批判”班主任老师“片面追求升学率”、“诱导学生成名成家”等问题。结尾处，我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五、六个同学跟着签上了名字。
大字报张贴到建校工地的一个板报栏上，几天以后，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大字报，虽不太多，但总算有了点“革命”的气氛。
当时，我们的极左狂热虽然已经被煽动起来，但乡下孩子的朴素本性没有变；虽然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所谓“错误言行”表示愤慨，但却认为，他们的本质是好的，不是“三反分子”，所以，直到我们离校，两年内没有批斗过一个领导和老师。除了写大字报，只开过一次对校领导的“批判会”。那年头儿，“批斗”，指面对面斗争“敌对分子”；“批判”，有时是对没在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口诛笔伐，如批刘邓、批林彪，有时是对人民内部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比较严厉的批评。我们学校那次批判会当属后者。
批判会是不是我主持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肯定是发言骨干。那时候新校舍已经接近完工，在一个搭着板铺，暂做宿舍的房间里，校领导和几十个学生、老师坐在一起，对近年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进行检讨并接受大家批评。随后，他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担任了主任。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和积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主观上的原因虽不能完全排除“出风头”的成分，但主要是愚昧、无知、狂热、幼稚。
首先是对“伟大领袖”盲目崇拜。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介绍毛主席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壮举；报纸上、广播里，神话毛主席著作的报道、评论铺天盖地；“毛选”（当时我读到的是《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那些“革命斗争”理论充满吸引力……这些，使我觉得，毛主席是世界上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他老人家的任何指示和号召，都必然是英明伟大的；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在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对于“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该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行动，勇于“造反”。
其次是“立志回乡务农”的“浪漫”选择以及对考试升学问题的错误认知，促使我最先站出来“造反”。当年，我非常崇拜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周明山等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典型，胸中充满远为“共产主义”奋斗，近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贡献青春的激情。同时，认为学校领导及老师对我们进行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虚假的，因为他们经常拿考上大学的老校友当楷模，教育我们刻苦读书，而且把主要功夫下到提高升学率上。同学们也差不多，明明是为了个人前程而起早贪晚地做题、备考，却高喊接受党的挑选。只有几个学习成绩较差或家庭困难的，才例外弃考。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来个“反潮流”（那时候还没流行这个词），放弃升学，回乡当农民，并通过一篇《立志回乡务农》的自命题作文披露出来。班主任老师发现后，立刻找我谈话，当得知是我真实想法后，很是惊愕。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好的，升学满有把握，家里经济条件虽然比较拮据，但那时候读书费用较低，不至于供不起，至少可以考个中专。于是，班主任、校领导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当然不能说出大家都认可的“脱离农村”、“出人头地”等真实期望，只能说“升学深造以后能够给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虽表示感谢，但仍固执己见。无奈，老师找到我的家长，父母、哥哥围坐在炕上，历数务农的种种艰难，劝我回头，但都无济于事。课程结束后，当多数人紧张地温课备考的时候，我先于他们一个来月到建校工地上参加劳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取消了中考，我们全班40多个同学，在校滞留两年参加“运动”以后，都走上了回乡务农的道路。后来，有几个通过参军或当民办教师的渠道当上了干部、教师，我是其中一个。
现在回过头来看，青年人应该具有为民族昌盛、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家国情怀，但这与谋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对立。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体现了个人奋斗与献身社会之间的关系。农家孩子，想通过上学读书，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非常正常，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想法，也无可指责。在高调盛行的年代，老师和同学们说点言不由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我本人那种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献身的志向和理想，自然有可贵之处，但因为建立在无知和空想的基础上，颇有几分荒唐可笑，当然也不可能坚持到底。
至于“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豪情壮志，更是滑稽。一个懵懂少年，哪里知道什么叫“帝修反”？哪里知道“文化革命”发动过程中的种种内幕？哪里会想到“帝国主义”在“垂死挣扎”中吸纳了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修正主义”后裔们在几十个国家把民主社会主义搞得风生水起？哪里会想到“社会主义阵营”会在20年后解体？
差点成了反革命
农村孩子比较老实。八、九月间，尽管全国各地已经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这里的造反行动仍停留在“口诛笔伐”上，连建校劳动都没有停止。
同学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但那时候还不知道大城市已经开始自由成立造反团，便有人张罗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是原来的学生会还是哪个人召集的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百多个同学聚在一起选头头。有人首先提到我，但立刻有人揭发了我一个大罪过：“唱反革命歌曲”。
大约一年多以前，我在上学路上，一边走一边哼哼呀呀地唱歌，不知怎么突然心血来潮，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词反着唱起来：“我们走在小道上，灰头丧气斗志不强，毛主席领导反动队伍，落花流水败下前方……”当时，几个同行的同学轰然一笑，谁都没当回事。
现在爆出这个猛料，可不是小事。不但“头头”选不上了，而且还面临着被斗的危险。好在我是贫农家庭出身，根红苗正，没有更多的人深究，侥幸躲过一劫。后几年也没人再提起。
老师们的日子不太好过。那时候，北京正处于派工作组阶段，我们这里党委还在行使领导权。按上级部署，全公社的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到县城一所小学办学习班。我到那送过一次材料，看到满院都是大字报，揭发这个是特务，那个是历史反革命，气氛非常紧张。后来听说，很多积极造反揭发别人的人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泄私愤。
在县城，我还看到一个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第一小学的女教师赵雁群（化名），被戴着大高帽接受批斗。听说他丈夫是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她一直梦想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几年后，我当了中学教师，分配到另一个公社，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恰好已经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赵雁群被发配到那个公社所在地的大队接受管制，劳动改造。她住在哪里我不清楚，但经常看到她挺着虚弱的身体干活。她年近六旬，虽面目憔悴，但气质优雅。可能知道我是中学教师，见面时总是微微一笑。后来听大家传说，建国后，县里有好几个地位比较显赫的人向她求婚，她都拒绝了。工作中很有能力，又引起个别人的嫉妒。所以，文革爆发后有人就编织罪名往死里整她。听到这些传说，虽然我很难辨真伪，但可能是出于礼貌，见到她也打个招呼。可能是生计艰难，不久，她就嫁给了本地一个长相粗俗的独身男子，后来，听说她经常挨打，郁郁而终。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昭雪。
入冬时，全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委、政府陷于瘫痪，“革命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
我和几个谈得来的同学，于12月13日成立了“一二．一三”燎原造反团。虽然只有六、七个人，也自信能够“星火燎原”、发展壮大。
从第一副“反特权”对联到批斗公社党委书记
运动前期，学校的“红卫兵”号称“革命小将”，很吃得开。学校没有斗争对象，便走出校门，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到各村屯宣讲“破四旧立四新”或中央的十六条。
初冬里的一天，我找了几张大白纸，用浆糊接成两个较大的条幅，写了一个大对联，贴到公社大门上。
上联是：宦门子弟有官做。
下联是：干部亲属不下田。
横批写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按楹联的要求，这幅对联的对仗不够严谨，但很有针对性，在全公社内引起较大反响。
在我这个普通农民子弟的眼中，“当官的”有特权，其子女亲属常常受到各种庇荫，是最大的不公平。公社和大队干部子女，有些能弄到“吃皇粮”的正式工作，有的能当上供销社营业员、民办教师或到社办企事业单位上班。
所以，我既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斗批改”，实现心目中的机会均等、社会公平。这种良好的愿望当然没错。
问题在于，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在企图通过各种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公平，但哪个社会能够完全消除社会不公呢？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有高有低，一般说来，专制制度下，特权必然横行，社会公平很难实现；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制度下，公平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得相对充分一些。“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恰恰是执政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缺少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公平，岂不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有些造反登台的新贵们，干起坏事来更加疯狂。我们县里就有一个工人造反派，当上县革委会常委后，贪污腐化，奸污养女，文革后期案发被判徒刑。文革尚未结束，走后门之风便已兴起。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在获得“解放”重新返回领导岗位以后，搞起特权来更加变本加厉。文革结束前一年，我们县来了个号称“田青天”的县委书记，抓了十来个违纪案件，披露出来的以权谋私、以权谋色行为触目惊心。
党组织恢复活动不久，我们家乡的农村，便流行了一个“十等人”的顺口溜：
一等人是支书，孩子老婆搞特殊；二等人是支委，亲朋好友跟着美；三等人是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四等人是财会，“大白边”（指当时最大面额的十元钞票）可劲儿拽；五等人出纳员，兜里不断零花钱；六等人保管员，五谷杂粮吃个全；七等人车老板儿，偷马料下小馆儿；八等人转业兵，拎着镰刀去看青；九等人是社员，光干活不挣钱；十等人“黑五类”，最怕召开批斗会。
有人喜欢美化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风气，又自行矛盾地说“文化革命”在反特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还简单地把权钱交换的腐败之风归咎于改革开放。这些人，有的是不了解历史真相或习惯用“线性思维”看待复杂的社会问题；有的则是为了阻碍改革甚至开倒车而刻意歪曲历史。
把话拉回来。1966年冬，公社干部也成立了造反团，开始批斗当时的党委书记董中起（化名）。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第一次活动是到各大队“游斗”。董中起戴着纸糊的高帽，挂着“三反分子”的牌子，和我们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十几个造反者乘一台胶轮拖拉机，到各大队走了一圈。据有的社、队干部后来说，老董这个人，比较正派，没什么大错误，而有几个积极造反的干部，却比较黑，他们本打算折磨老董，但因为我们红卫兵介入，并坚持文斗，老董才躲过一劫。这种说法当然无法证实，但老董在被斗期间，没挨过打，倒是事实。
“游斗”结束后，我主持过批斗董中起的会议。有个积极造反的老师领着几个学生，找来董中起几年来的讲话、报告，在字里行间中寻找鼓吹刘邓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证据，然后上纲上线，进行批斗。期间，我还到董中起家中去催要过检查材料，虽然没有吆三喝四，但把人家当做阶级敌人，当然很不礼貌，至今觉得愧疚。如有机会，我将会当面向他的家人谢罪。
大颂扬、迎芒果和讲用会
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是流行唱“忠字歌”、语录歌，后来发展到跳“忠字舞”、“三敬三祝”（包括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在家里吃饭前也要背毛主席语录。
期间，我曾和一位老师带着一个2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队去演出颂扬毛主席、批判刘邓路线的节目。我和那位老师既是带队的，又是演员，主要是表演一个边画刘少奇头像，边揭批其“修正主义罪行”的相声。我还画过包括颂扬、批判两方面内容的幻灯片，到处播放。
那时候，还大搞所谓“红海洋”。学校的新校舍建设成后，在砖墙上砌上一块长方形的水泥浮板，涂上红色的油漆做底色，然后用白色或黄色的铅油，写上毛主席语录。记得后来当上校长的一位老师，曾写了很多天。在我们公社范围内，我模仿工笔美术字的水平也算凑合，所以，我也写了一些。
有段时间，县城和乡下，单位和居民窗户上，也要画上毛主席头像，还有的地方动员群众，用木屑、棉花、粮谷粘贴毛主席头像，以体现忠心。条件好的单位，喷涂或手绘出来的画像比较形象；偏远地区，弄出来的东西则很难看。听说，县城里发生几起因在报纸上乱画或制作领袖头像出错被人当做反革命揭发的事例，我们乡下人比较宽容，好像没发生这样的悲剧。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迎接芒果：1968年，报纸上大肆报道伟大领袖送给工人芒果的事。好像是冬季里的一天，五常县也幸得恩泽。我是奉命还是参加会议顺便参与，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赶了20多公里的路，来到县城，参加迎接芒果的仪式。从五常火车站到县革委会大院，大约三、四公里长的马路两侧，站满各界群众。在颂歌音乐和人们“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工人造反派出身、后来犯罪的那个县革委常委，穿着草绿色军大衣，手里捧着一个带着玻璃罩的盘子，里面放着芒果（不知是真的还是塑料做的），在几个军人的簇拥下，徐徐走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当然也心潮澎湃，充满对领袖无限崇拜和爱戴之情，喊口号格外卖力。
第二件事是在省“讲用会”上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讲如何热爱毛主席。那时候，“讲用会”最盛行，都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遇到困难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便攻无不克了。因为我和同学们既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又比较老实听话，在面对乱局讲究秩序的气候下，便成了不太好找的典型。所以，我代表造反团集体，在1968年春先后参加了县里和省里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很多地方介绍“听毛主席的话，搞好革命大联合”的经验。省里的会议开了十多天，松花江地区又让我们几十个代表到各地巡回讲用了十多天。在省里的大会上，黑河地区有个最小的代表，刚满四岁，列入大会发言，只讲了几分钟，主要内容是她做了个梦，梦到毛主席了。
善良和保守的天性，使我虽“小有沉浮”却未铸成大错
1967年夏，解放军派来的支左工作队来到我们公社，几天后，宣布我领头组织的造反团为左派组织，不久，便和校内另外两个造反团实现了“大联合”。我这个不足17岁的少年，成了学校革委会和公社接管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变为公社革委会常委）。
1968年5月，三届毕业生同时离校，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被公社革委会派到刚刚成立的一所中学担任革委会主任。
可好景不长，1968年底，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大搞反右倾，五常县召开了半个多月的三级干部大会，抓了一批人（后来都平反了）。兴盛公社有人揭发我“保护一个偷听敌台的阶级异己分子老师”，结果，公社革委会常委和校革委主任的职务同时被免除，因为我家庭出身好，又是少年，所以再次被宽宥，只成了一个普通的民办教师。造反派生涯到此结束。
我那时候作为一个懵懂少年，在积极造反的过程中给几位老师和公社领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这是终生遗憾。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我具有本分、善良的天性。所以，在校内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师和领导；在社会上，虽然错误地批斗了公社党委书记，但不但自己没打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体罚被斗者（包括罚站或“喷气式”（的变相体罚），被批斗者始终坐着接受批判。
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期间，我们学校有几个红卫兵代表去过一次北京，还有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小长征”队，到牡丹江一带走了一圈。我和多数同学则一边“造反”，一边在校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烧砖砌墙，建起了2000多平方米的新校舍。“上头儿”一号召“大联合”，我们几个造反团就合并了；“上头儿”一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就安排上课（当然很不正规）。
正因为我如此“保守木纳”，才没有在狂热的造反活动中犯下大的罪过。文革结束后核查“三种人”期间，没有任何人找我的麻烦。步入中年之后，我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仍比较“保守木纳”，所以，业绩平平。
遗憾的是，1968年初夏，在我们三届毕业生即将离开学校时，解放军支左工作队换了人，支持学校里的个别教师，唆使新入学的学生，把一个“城镇小业主”家庭出身的老师，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叫“小爬虫”）揪了出来。我们离校后，据说这个老师曾多次遭到体罚甚至毒打，后来留下残疾。还有一个学生，因说话不慎，被打成反革命投到监狱，文革后才获平反。
文革的荒唐和罪恶，不该淡忘；每个积极参与造反的人，都应认真检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