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督查，“一票否决”事项过多过滥的现象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从“一票否决制”实行以来基层治理的实践看，只有果断废止这一制度，才能跳出“清理、泛滥、再清理”的怪圈，逐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一票否决制”弊端丛生
不可否认，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票否决制”对于凸显工作重点，统一上下步调，敦促基层攻坚克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它具有明显的缺陷:①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缺少甚至规避上下之间、官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因此导致地方官员和基层干部片面对上负责，忽略对民意的有效呼应。②往往把上级的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作为施政、问责的主要依据，使法律、法规的权威性难以充分体现，带有浓郁的“人治”色彩。③它的核心内容是：只要列入否决项目的工作不达标，其它工作再出色，被考核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也不得受奖或晋级。一方面，这种以偏概全的办法，违背了“功过分明”的常规，致使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把“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当做座右铭，千方百计地回避矛盾；另一方面，这种看似严厉的“否定式问责”，却没有涉及到对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的追究。因此，它没有体现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问责原则。
可见，即使“一票否决”严格控制在两、三项重点工作的范围内，它也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随着改革的深化、形势的发展，它应该适时退出，让位于依法管理和依法问责。至于近年来日益泛滥的“一票否决”，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一大公害。它迫使基层组织把主要精力放到应付上级检查考核上，难以更好地履行服务群众的职能；它催生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恶化了干群关系；它加剧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膨胀，助长了行业不正之风；它背离法治精神，压缩了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有序参与的空间。
“清理”和“控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早在2006年11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就出台文件，要求对涉及乡镇的“一票否决”和检查评比达标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以减轻基层和群众负担，推进乡镇职能转变。截止2018年底，新疆、江西、广东、安徽、山西、湖北、河北、山东等省（区）也相继决定，全面清理、规范和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为基层减轻负担。《人民日报》、《半月谈》等媒体多次刊文呼吁不要滥用“一票否决”。
从这些省区下发的文件看，“清理”和“控制”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但是，由于压力型的领导体制和运动式的管理方式沿袭多年，已经形成了顽强的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一票否决”项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清理”中像滚雪球一样，向招商引资、信访控制、节能减排、安全生产、森林防火、反腐倡廉、基层党建等各领域扩展。不但在名目繁多的“责任状”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一票否决”内容，而且在一些颇具威力的领导讲话中也不时“蹦”出“一票否决”的字眼儿。
2010年，某省纪检委在主持召开全省清理达标竞赛活动会议的前两天，出台了在全省纪检系统开展“创优进位”活动的方案，各市地纪检部门纷纷到省纪委有关处室“走门路”，争取“加分”获奖。
这件事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采取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一票否决”泛滥的局面是很难扭转的。
在废止“一票否决制”的同时，推动基层治理全面转型
就全国统一规定的“一票否决”事项来说，计划生育工作早已不是“大老难”，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优生优育可以列入常规性工作范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等工作虽然关乎国计民生，丝毫不能放松，但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完全可以纳入依法管理、依法问责的轨道。
废止“一票否决制”，严格控制和规范各类督查考评，不是弱化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制约，而是要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所以，应该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跟进配套改革。
应厘清上级与下级、党委和政府、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上级对下级、政府对民众的“法外干预”，减少基层党委、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应构建纵横结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上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人大机关、人民代表、民间组织和民众共同行使对基层组织的监督权。应建立严格严谨、责权统一的依法问责制度，对失职或渎职行为，不但要取消法定责任人的受奖资格，还应追究其相应的纪律或法律责任；对法律或纪律条规依据不充分的事情，则不能随意问责；凡执法权、行政权或财权已经上收给上级相关部门的事务，基层组织只有配合的义务，不能成为主要的督查和问责对象。应支持和推动各类民间组织发育成长，努力构建官民互动、多元治理的格局。应扎实有效地扩大基层民主，坐实基层自治，将竞争性选举制度由村级组织逐步向乡（镇）、县（市）级延伸，并全面落实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对基层官员的评价权、选择权。应加速推进县以上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基层治理转型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此文应《21世纪经济报道》之约而写，除小标题外，全文刊发于2019年3月27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