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大业之中，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习仲勋、任仲夷等中央和省市领导人居功至伟。是他们，以极大的胆略和气魄顺应民意，回归常识，推动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古往今来，民间都不乏高人。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的“包产到户”，而且是由贫困落后的小岗村（当时是生产小队）农民为了不饿肚子自发搞起来的。他们的出发点和行为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然而，从时间节点上看，“包产到户”的尝试，早在20多年，就已经出现；从思想深度看，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党员，对涉及改革开放的诸多理论问题，早有精辟阐述。
（一）“包产到户”的先行者
第一波“包产到户”的尝试发生在1956年春天。当时，“合作化”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合作社”管理上的弊端已经显现，很多地方出现“拉马退社”风潮。同时，四川江津、安徽芜湖、浙江永嘉等地的一些农民自发地搞起“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岳朝娟：《对包产到户的历史思考》，《南都学坛》，2002年9月）。其中，浙江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起步早，规模大，效果好，得到一些农村问题专家的高度赞誉。
1998年，我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老先生到这里考察后说：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躯。永嘉的这次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说，“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先行者们为县委领导、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一些区乡的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试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派到燎原社进行试点的工作组组长、亲手完成试点全过程各项工作，并写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总结的戴洁天。
1955年冬天，30多岁的戴洁天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到潘桥集体农庄开展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工作中，他和农业社干部、社员一起，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使潘桥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他写出的报告《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产管理与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得到温州地委的肯定。
在实践中，戴洁天深感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用极其有限，因此他大胆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
1956年5月，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是否采纳戴浩天的建议，实行“包产到户”。在5人赞成，4人反对的情况下，县委书记李桂茂冒着政治风险，果断拍板，决定派戴洁天带工作组到一个较大的“燎原社”进行试验。
从1956年5月开始，戴洁天白天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工作。经过4个月的艰辛探索，于当年9月拿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并详尽地写出了具体做法。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中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时间虽然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1956年9月17日，县委书记李桂茂毅然决定，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进行“包产到户”“多点试验。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的人口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各县也很快受到“传染”，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实行起来，据统计，1957年春天，温州地区各县共有1000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
在受到媒体责难之后，县委书记李桂茂与刚由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戴洁天等人商讨，写出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党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份专题报告在戴洁天《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的基础上，对包产到户理论上的正确，实践中的突出作用，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说，“这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 浙江省委领导曾一度表示对永嘉县试验的支持，争论也一度扩展到全国。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争论很快演变严酷的政治批判和无情的组织处理。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定为“中右”，撤职后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作组长戴洁天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三年。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陈大斌:《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中国青年报：《戴洁天父子的命运》)。
（二）敢于担当的“地方官”
1956年9月，面对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广西环江县委通过调查研究并由常委会讨论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这种办法曾一度得到地委的肯定，但1957年，县委却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县委书记王定被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被划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被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被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后任县委书记吸取了王定的“教训”，大搞浮夸风，于1958年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最大卫星。环江县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重灾区（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极左风潮（史称“五风”）同时泛滥，使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1959年2月，云南省建水县县委书记王安广到任后，给农民发还自留地、自留牲畜，开放集市贸易；将3个公社从大队所有制改为小队所有制；提出停止办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自愿参加食堂。1960年2月，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水县志》，转引自李若建:《“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1959年5月——7月，河南、江苏、湖南、广东、甘肃、陕西等省再次出现“包产到户”。有资料显示，这一轮“包产到户”，虽然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起来的，但在有些地方，得到地委一级干部的支持。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认为，集体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由。他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把50%以上的生产队分开，按户包给家长。于是，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夫妻田、父子田、姐妹田。当年，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公社175个，占总数的72.9%（胡安全：《当代中国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也主张包产到户。当地委专门召开会议正式作出制止的决定时，王慧智仍提出留个重点“比比看”(《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庐山会议以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展开。地域广泛且得到部分中级干部支持的“包产到户”之火，只烧了一百来天，便基本熄灭了。
（三）“顶风上”的小干部
“文革”期间，“包产到户”和“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并称为“三自一包”，被列为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的一大罪状。但农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很多地方偷偷摸摸地搞不同形式的包产到组、到户甚至变相分田单干。
1975年，重庆市荣昌县吴家区清升公社出现严重的“右倾单干活动”。1977年，全社53个队，就有32个队下放土地1000余亩，大搞单干活动。九大队一队不顾上级阻止，先后五次私划土地近百亩，包给三个生产小组。生产队长李万玉说，“我充其量队长不当，党籍开除，就是今后砍脑壳我都要坚持个人收。”结果，他被撤销队长职务并多次遭受大会批判（周青、黄娟：《荣昌，1975年的“单干”》，《中国档案》2008年第10期）。
1978年2月15日，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和小岗村一样具有悲壮色彩。23岁的生产队长孙炳新把73亩棉田包给了19户社员。社员还签了一份秘密合同：一是谁也不能说出来，杀头也不能让上级知道；二是一定要把承包田搞好，不能让人找出毛病；三是按合同办事，年底一定要兑现。结果，尽管当年遭受了旱灾和虫害，棉花亩产仍由过去的12.5公斤增加到42公斤，比历史最高年份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的县委书记张世贤，一直暗中支持“联产计酬”。在听说孙炳新的事后，他立即到南郭村，对孙炳新表示支持。到1979年春天，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全部土地、牲口都分给了社员。借着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中共闻喜县委批转了这个队的经验，使不少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0年初，闻喜全县有75%以上的生产队将棉花和秋粮作物联产到劳；有8%的生产队将小宗经济作物和工副业实行了大包干；有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南郭村乃至闻喜县的做法令当时的山西省委震怒。几个月后，张世贤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同时，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要求各公社办学习班，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轰轰烈烈的改革之火被扑灭。直到1981年，新任省委书记到闻喜考察，肯定了南郭三队的做法，改革春风才重新吹绿了山西大地（张世贤：《承包之花闻喜开》，2008年10月1日《山西新闻网》）。
（四）农民思想家的命运起伏
1998年——2002年，《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周末》、《三秦都市报》等诸多媒体报道了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追求真理直言上书的的感人事迹。
杨伟名，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1922年出生，读过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后任生产大队会计。
1960年——1961年，勤于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先后写出《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等五篇文章，送给公社和县领导。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该“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等等。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1962年春天，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党和国家进行政策调整，上上下下都在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杨伟名面对“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心急如焚。他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农村工作的深入思考研究，写出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建议信。由他和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人共同署名后，于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这篇建议信共分13节，近万字。
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象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他说，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杨伟名明确提出要“恢复单干”，但认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可实行“土 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华珍同志在《一叶知秋》四十年祭中就此感叹道：“20多年来，人们都说，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起始于安徽省凤阳县。殊不知，在此之前的16年，陕西户县就有人向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建议，20年后才变成中央的政策，而此时，杨伟名已在地下长眠14年。”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在文章后记中，他进一步说明：“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这个命题，与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何其相似！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辩证哲学思想，很是贴切。如他把党的政策比作“处方”，喻为“腰带”。他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还用“双程轨道”作比喻，对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积极建议。
多年后，时评作家鄢烈山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著名历史学学者雷颐在题为《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杨伟名的一位同乡哽咽着说：“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出后，杨伟名和这篇文章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从5月10日到8月初，咸阳专署和陕西省委宣传部门的领导相继给杨伟名复信，对他寄予鼓励。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和中宣部《宣教动态》相继刊登了《当前形势怀感》摘要。咸阳地委研究室和和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分别聘请杨伟名为特约研究员和通讯员。
然而，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当前形势怀感》被定性为“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杨伟名等3个党员被迫检查。“文*革”中，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服毒身亡。
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昭雪。2002年7月，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说，杨伟名“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思想态度鲜明，逻辑缜密，论理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会议决定：一、成立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二、编辑《杨伟名文集》；三、拍摄杨伟名电视纪实片；四、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五、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六、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七、组织撰写论文；八、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宣活动（卢跃刚：《不平常的追悼》，《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范超：《一位乡村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杨伟名上书党中央始末》，《三秦都市报》，2002年11月29；王一士：《平凡人的伟大——为杨伟名和三个共产党员来信正名》，《陕西史志》，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