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

无边的旗海红似火，

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领导我们闹革命。

啊哈嗬…… 啊哈嗬……

敬爱的毛主席，

不落的红太阳，

草原上人民忠于您，

永远革命志不移……

这是流行于文革前期的一首歌曲，文革初期，激情澎湃的青年学生浩浩荡荡从天南海北来到北京，在到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而他们当时的身份就是红卫兵。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最早的红卫兵产生于文革初期，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中一些学生自发成立名为“红卫兵”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由于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一时炙手可热，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几乎每个地方的每所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这个组织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从事打、砸、抢，胡作非为，这个印象大致上是不错的。当初，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被当时的那些红卫兵打死的，全国很多地方的文物古迹也被他们破坏，甚至毁灭。八十年代以后，红卫兵的名声不是很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红卫兵还是一个令人景仰的组织。

我想加入红卫兵

为了发动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参加文化大革命，交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当时上级号召红卫兵要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有一段时间，他们乘火车，坐轮船，串联闹革命，甚至有很多人以串联为幌子，行四处游山玩水之实。后来因为这种串联的方式让国家所付出的成本太高，造成的后果太严重，尤其是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最后不得不改用其他方式串联。上级号召大家要发扬红军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徒步进行革命串联活动。于是，我还记得在我们老家的长江干堤上，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的队伍走过，他们打着红旗，手捧《毛主席语录》，后背上背着背包，肩上斜背着一个黄色的小包，背带上还挂着一个搪瓷杯。每次看到他们，只感觉他们个个都非常疲惫，像战场上溃败的逃兵似的，步履蹒跚，一支人马稀稀落落，不成队形。但是即令如此，他们还要拿出油印的革命传单，分发给我们这些看稀奇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们。好在在沿途都设立了接待站，供给他们食物和饮用水，还提供地方给他们住宿，他们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红军长征一样的艰苦卓绝的串联活动。

当时我还小，虽躬逢其盛，但是还没有能力跟他们一样四方串联，特别是不能够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那个时候，我们的愿望就是加入红卫兵，然后去经风雨，见四面。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目标太远大了，大概不能够实现吧，但是到县城去见见我们县的县革委会、军管会的头头们的目标倒是可以实现的，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且这个愿望不久居然还实现了。

军事化训练

1970年初，刚刚进初中的时候，我终于成为了一名人人羡慕的红卫兵。那个时候学校的党、团组织已经瘫痪，代之而起的是红卫兵组织，优秀少年组织不叫少先队，叫红小兵组织，优秀青年组织不叫共青团，叫红卫兵组织。当时我们班有四十几位同学，但是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只有四位同学，我就是由老师在这四十几位同学中推举出来的，因此感到非常光荣，非常自豪！

1969年底，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一次军事冲突，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毛泽东发出了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指示。我们加入红卫兵之后，要做的事情当然是军事化的训练，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备战，在全国形成全民皆兵的形势。军事化训练，首先得有一支枪，但是非常可惜，我们没有枪支，我们训练的时候手中的所谓枪支是一根木棒。一根圆圆的木棒，上面涂着油漆，白色的底子，然后上面饰以红色的条状花纹。带领我们训练的老师是一位刚刚退伍的军人，年龄大概二十七八岁，白白的脸庞，高高的颧骨，一脸严肃，显示出军人的刚毅和坚定，特别是训练的过程中口令简截高亢，激越响亮。训练的项目无非是齐步走，向前看，向左看，向右看、向左转、向右转之类。其中最具声势的动作训练是杀伐，每人手持木棍，右手持木棍后端，左手持木棍中前端，身体呈前倾状，先两脚并排立着，指挥我们训练的老师用高亢的声音提醒我们说：“前边就是美帝，就是苏修，就是阶级敌人。”然后大声喊道：“杀！”于是每人左脚跨出半步，重重地踏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震响，然后我们一齐高声喊道：“杀！”那种气势，震天动地，的确令人振奋不已！最难做好的动作就是蹲着作射击状，也是要右手握着棍棒的后端，左手托着棍棒的中前端，然后眯着左眼，睁开右眼，瞄准前方某个目标。训练的时间长了，腿没劲，手也酸，要坚持下去，还得有一定的毅力。

当初我们红卫兵训练实际上是为了对所有中学生进行军事化训练的前奏，我们的红卫兵训练完全是为全校的军事化训练或积累经验，或培养骨干。同时，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扩大，加入红卫兵的同学越来越多，参加后期训练的同学也越来越多。而到了1971年1月放寒假的期间，所有的同学都要留下来进行军事化的训练，按照上级的指示，旧历年的年前和年后各训练十天。这个期间的训练不仅仅是站队、刺杀和射击了，领导跟我们交代，我们要像真正的军训一样要求自己。旧历的年前一个半夜时间，忽然“滴滴答答”的军号声吹响了，我们不得不从暖和的被窝中钻出来，然后摸着黑穿好衣服和鞋子，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集合好。大家就像军人一样，敛神屏气，动作麻利迅速，不一会大家就站成队列，然后排成方阵。领导简单地讲话，表扬我们同学们紧急集合动作迅速，完全符合要求，特别提到红卫兵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等到集合完毕，重新回到地铺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我们有不少同学发现在慌忙中穿错了衣服和鞋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旧历年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拉练训练。也是半夜时分，军号吹响，大家纷纷从被窝中钻出来，将自己的被子捆成方形背包，然后将背包背在肩上，开始拉练行军。晚上，乡村的土路上，坑坑洼洼，高高低低的，大家走路的时候还背负背包，还是非常辛苦的。大家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言不语的，如古代军人衔枚疾走，队伍里只听到脚步声。大概行军十公里左右回返，回学校的时候，东方已经曙光初露，旭日跃出地平线，大家非常高兴，也就淡忘了行军的苦痛。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红卫兵组织中的同学们主动搀扶那些身体素质差，走路蹒跚的同学；如果有人掉队，也是我们这些人主动落在后边，陪同和督促他们前进。

第一次大开眼界

在光荣地加入红卫兵之后，和一般的同学相比，我们也有一些特权，那就是能够到外边去开会，增长一些见识。我记得1971年的春寒料峭的季节，我们县城举行公判大会，我就是因为拥有红卫兵的身份的缘故，荣幸地参加了那次大会。还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起床了，简单漱洗之后，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了设在县城广场的会场。远远看去，主席台上的会标非常醒目：×××公判大会。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会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会场的主席台上，当时的县革委会和军管会主任，以后曾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汉章穿着一件黄色军大衣，在麦克风前大声地吆喝着，他在指挥着会场上人员流动的走向。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官员，当时心情不禁有些激动，我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啊！不一会儿，公判大会开始了。大会宣布十几名罪犯的名单，然后他们一个个被军人押解到主席台前的站台上示众，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用毛笔书写着他的罪名和姓名，如反革命罪张某某。工作人员宣布县军官会的判决书，判决书列举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和判决的结果。

这群犯人中有一名是要执行死刑的，他和其他犯人待遇不同的是他的被反绑着的两臂分别为两名军人的双手架着。当宣布他的死刑的时候，工作人员便将一块长长的“斩标”（有人称之为“亡命牌”）从他的后背的衣领插进去。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将被处决的罪犯的名字叫向世才，被捕前是某供销社的采购人员，当时他利用职务之便，携带巨款妄想越境潜逃，最后在中苏边境上被抓获。听说要对罪犯执行死刑，顿时人群骚动，个个引颈朝前。我当时年纪很小，个头不大，踮起脚，伸长脖子，但总是看不到前边。不一会儿，只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声，人群中更加骚动不安了。不久，大会宣告结束。很长时间人群都没有散去，都涌到死刑犯的尸首旁边看热闹。

一直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人群才逐渐散开，我也就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仔细察看了死刑犯的尸首。他的双手还是被反绑在背后，尸首侧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破，后背和前胸露出来，后背有一个被子弹击穿的小眼，大概有一颗黄豆那么大，是为入弹孔。而胸前却有一个小酒杯那么大的洞口，还是血流汩汩的，是为出弹孔。他的肤色惨白惨白的，大概和被放了血的猪肉的那种颜色差不多。我看到旁边有几个老太婆心里很难过，她们边走边看，边用手帕擦拭着眼泪。这时候，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孩用树枝在尸首的胸前的洞口上戳了几下，然后用力搅了搅，里边的血更是哗啦啦地往外边流。

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已经从林彪事件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开始怀疑和反思文革，尽管这种怀疑和反思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大家的政治热情锐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972年，我已经升入高中，成为文革时期的第二届高中生。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意识到应该重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于是老师开始专注教学，学生们开始专注学习。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下午自习课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急急忙忙地跑到教室里来讲课，当先进入教室的老师刚刚开始讲课的时候，落在后边的老师也进来，然后识趣地走了，彼此之间用微笑表示了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在这样的坏境下，红卫兵组织自然受到了冷落，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居然没有人说起这个组织来，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活动了。

想不到的是到了1973年的下半年，很长时间没有展开的红卫兵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智育回潮”又遭到批判。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当接班人”这几句顺口溜。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心理承受不住，投水自杀。江青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到河南重新进行“调查”，他们将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智育回潮”的典型，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在这种政治坏境下，我们的学习当然不能够再搞了，生活又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上课，主要工作就是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智育第一”。批判的对象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智育第一”的思想之外，还要批判一些重视智育，专心搞教学的老师。一时间，学校的墙壁上，教室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可以说，这个阶段又掀起了一次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不过我们当时还是挺感激老师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全心全意教书，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们有的同学名义上是批判老师，实际上是表达对老师的尊敬和爱。譬如，有的大字报批评老师只顾工作，没有好好休息。这当然是一种另类的大字报，但在当时林林总总的大字报中，这种大字报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吃狼奶长大的，其实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从骨子里，我们这些社会下层人还是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的，这也许应了孔子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

我为组织所拒绝

文革时期，“组织”这个词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对于成年人来说，组织就是共产党，所谓加入组织，就是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于青年人来说，所谓组织就是红卫兵组织，加入组织就是加入红卫兵。红卫兵重新活动的还一个标志就是要对红卫兵成员进行重新登记。作为初一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的我，自然属于老资格的红卫兵了，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不是很在乎。重新登记，还要写加入红卫兵组织的申请书，我当时就随便写了一份就交上去，属于交差性质的吧。最后名单下来，居然没有了我的名字，我真的气坏了。班长和我私交很好，他到主管红卫兵工作的熊老师那里去问了问情况，最后得到的信息是，当时他们研究名单的时候，看到我的申请书过于简单，简单到连加入红卫兵这个组织的认识都没有写，所以就拒绝了我的申请。

其实对红卫兵组织的认识我还是有的，我知道，红卫兵组织是优秀青年组织，我们当初加入红卫兵，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经过林彪事件后，我们似乎对文革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尽管还是一种不自觉的思考和模糊的认识。我当时没有把加入红卫兵当做一件什么神圣的事情，所以在写申请书的时候也就马马虎虎，没有特别在意如何写，如何去讨好有权有势的人。

没有重新加入红卫兵组织这还是一件小事情，紧接着的事情就越来越不是我能够想象的了。1973年年底，共青团组织恢复活动，要吸收一批优秀青年加入这个组织。但是学校规定，加入这个组织的同学必须首先是红卫兵，这下就将我彻底关在团组织之外了。我心想，我当初加入红卫兵的时候还是一懵懂少年，少年得志，神情何等昂扬！而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牛高马大的青年了，居然还要首先解决加入红卫兵的问题才能谈加入共青团的事情，这又是何等令人沮丧、难堪的事情！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方面的追求，自甘沉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加入共青团这个光荣的组织，完全成为当时的“后进青年”。

我们的红卫兵时代应该是红卫兵运动的末期，或者说是红卫兵运动这个大浪潮过后泛起的一阵涟漪，这阵涟漪过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我还得将这些事情记录在案，让后代能够知道，在远离文革中心的穷乡僻壤，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红卫兵，有过如此的个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