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阵点兵，要我们立即为接待大串连红卫兵做准备
1966年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鼓励和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起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批接见了天津来京的红卫兵，更激发了全国各地红卫兵争相来京学习、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显然周总理早已对这一形势有所估计，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徐明(女)，8月19日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点名要我立即为接待各地来京大串连的师生作好准备工作。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旧市委”被砸烂，组建“新市委”时，由国防口调到北京市来任副秘书长的。
我当晚召集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开会，布置接待任务，又恐不能满足接待需要，决定在天坛空场上搭建临时席棚。万里同志可能考虑到我对市里工作情况不熟悉，便主动帮助我召集市府各有关部门开会，下达限期完成搭建席棚的紧急任务，包括席棚区的供水、供电以及公厕等等。
周总理原来确定所有来京大串连的师生其膳食费用(含粮票)都必须由各该省市负责偿付。后来，毛主席说：来北京串连闹革命，吃饭还要钱吗？这才来了个：各地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一律免费。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提议，要我担任国务院接待总站站长兼“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委员会”主任。我一再推卸不成，在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的支持下，“接待”机构很快建立起来了。接待机构下辖：接待组、政工组、生活组、交通组、医疗组、财务组、供应组和军管、军训组等等。
接待任务始终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指导下进行的。记得周总理召开第一次关于接待红卫兵工作会议时，他让我们对接待任务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我们接待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根据当时大中学校师生人数，预估来北京串联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四百至五百万。我说，这一浪潮来势很猛，来京串连人次很难控制，将可能远远突破五百万这个数字。周总理指示：应充分估计，预作准备，周全部署，留有余地。
我们不断充实接待力量，在接待总站下设立了几十个分站，分管四千多个接待点(不含郊区)，构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网络。市内交通、饮副食业、医疗卫生和供销社等部门全力以赴在总站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站、点实现“五包”(吃、住、交通、医疗和思想政治工作)。从全国十三个省市调来公共汽车一千五百余辆和司机六千八百余名，补充北京市公共交通力量的不足。此外，其他省市支援北京各种主副食品达一亿五千多万斤。
国务院财办姚依林同志，遵照周总理指示，提供大量财物总值不下上亿元，其中包括棉衣、棉被、手套、鞋袜、衣帽……草垫、草席等等。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亲自担任铁路指挥领导组组长，我为副组长，统一局、分局和站的铁路运输指挥调度工作。为完成好红卫兵进出北京的输送任务，一度将一般客运集中到西直门车站，而腾出北京站和永定门站专门供输送红卫兵使用。平均每天进出各六十余列火车，最高时多达一百余列。
军委、总政也十分关注接待工作，为保首都安全，曾专门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叶帅亲任组长，下辖若干小组。专门选派解放军官兵上万人，参加对红卫兵的军管、军训工作。他们将红卫兵按班、排、连、营编组，并和红卫兵小将同住同吃同军训。
头等任务，组织一次一次的天安门“大接见”
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除了在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外，更重要的是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大接见”，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因此，他们往往力争在京多逗留些时日，有的参加一次“大接见”还不满足，要继续等到下一次的“大接见”。以致来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而离京的红卫兵则越来越少。据我的回忆，一天之内在京的外地红卫兵最多时曾达300万人。从1966年8月起到1967年2月(包括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联和徒步大串联)为止，总共接待来京串连红卫兵达1100万人次。
每次“大接见”之前，周总理至少要召开三次会议进行研究布置。第一次会议，是让我们提出若干具体“接见”方案；第二次会议，是经请示毛主席(当时还有林彪)后，通知我们按哪个方案去作准备；第三次会议，是确定“接见”的具体时间(×月×日)，而且最多提前20个小时，让我们按此做周密的布置。每次会议都在深夜一、两点钟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举行。会议时间都不长，最多一小时，很有效率。会后都安排夜宵，并一律免费。只有周总理每次都让随从按价付钱并交粮票。
每次“大接见”中，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这是我们无可推卸的神圣职责。每次对于被挑选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小将，我们都要进行极其慎重而严密的审查。但由于这种挑选主要依据各省市领导机关介绍的情况，而各地红卫兵又大都分为两大派，选这一派多了，便激起了另一派的不满。有一次惹得数百人到接待站来造反，把我弄到院子里围攻、批斗，从早饭后一直到午饭后仍不放我。接待委员会副主任之一王念基同志(全国合作总社副社长)挺身为我解围，他向这些红卫兵讲：“同志们！你们不要老是围攻吕鸿同志了，他是接待站站长，还有不少工作要他去办理，你们要斗就斗我好了，分配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也有我的责任……”但是这些红卫兵那肯轻意放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轰王念基同志走，说：你算老几，你能解决我们上天安门城楼的问题吗？快滚开！……
每次“大接见”尽管我们都为参加接见的外地红卫兵划分了严格的区域，但每每临近接见，红卫兵们总是尽可能地向天安门前紧靠，使我们几乎每次都要重新整顿一下现场秩序。“大接见”的总指挥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我是副总指挥，天安门前的具体指挥任务由我负责。我站在观礼台上的话筒前，高喊着：“亲爱的红卫兵同志们！请肃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到天安门来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呀？”下面万口一声地回答：“高兴！”我又说：“红卫兵小将们，最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吗？”又是万口一声地回应：“是！”我说：“那么大家请听我的口令，好吗？”万口一声回应：“好！”接着我便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待大约半分钟后我又喊“立定！向后转！坐下！”就这样，使天安门前拥挤的情况，得到较好的解决。
临时动议，毛主席为我们出了大难题
有时倒是毛主席自己的临时“动议”，为我们出了大难题。例如，有一次毛主席突然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一直到了金水桥头，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大群红卫兵像潮水般地涌向金水桥。我和警卫人员深怕毛主席被人流冲倒，赶忙拼命上前手拉手地阻拦这涌上来的人群。好不容易地把毛主席领上了观礼台，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紧紧关上了观礼台的铁门。这次没有出现闪失，实在万幸。还有一次，毛主席临时修改原定接见方案，要求乘坐吉普车在人群中走一遭。这一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我慌忙地带领警卫部队，硬是在人海中开出一条环形弯道，其宽度必须能通过一辆吉普车。我们在环形弯道两边安排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警卫部队官兵组成;第二道防线由北京市红卫兵组成；第三道防线由我们派出的军训解放军所带领的外地师生红卫兵组成。在迅速完成这一布置后，才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开出来绕行。没有想到，将要接近走完一圈时，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外地来的带红卫兵袖章的成年人，一下子躺倒在毛主席车前，险些发生意外事故。位于二、三道防线的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抢上前去，一窝蜂式地把这人连拖带拉抓到天安门前的指挥室。红卫兵怒火中烧，抡起带铜扣的皮腰带，没头没脸地向这人身上抽打，边打边嚷，忙乱中有人把热水瓶向他头上砸去，顿时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谁也不敢出面干预。我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大声呼喊着扑上去：“同志们！别打了，别打了！万一打死了，就无法问出口供了！事情不好了结啊！”边喊边上前阻拦，我身上肩上也挨了好几皮带，幸好没有击中头脸，然而鲜血溅了我一身。最后总算制止住了这场残酷的打斗，这人已经趟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立即叫了几名警卫战士把这人带走了。以后，怎么审讯的，我也顾不得去过问了。这次“大接见”后，我不得不回家去换洗衣服，老伴见我满身血迹吓了一大跳，她还误以为我挨打受伤了呢！
令人痛心的是在大串连、大接见中，总是出现一些伤亡事故。特别是在大接见中，由于人们都期望更近一点看到毛主席，而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结果使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被挤伤踩伤，甚至个别的死亡。
我曾经多次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去看望慰问伤残住院的学生。每每看到那些因伤截肢的少男少女，我的心疼痛得都要碎裂了。然而此时此刻，我不敢在他们面前流露丝毫的苦情。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一点怨尤之意，相反地还兴高彩烈地大谈参加“文化大革命”受毛主席接见的光荣。
有一次，离京返程的广西红卫兵，发生了由于争抢车位，二人被推搡挤倒当场死亡的惨剧。这件事，本来直接原因是红卫兵们自己不听站上军警指挥造成的。但是，他们迁怒于接待站，次日一大早给接待站下达“通知”，指名要我去北京车站解决问题。我怕万一再出什么事，便答应了广西红卫兵的要求。我一到车站，便受到了“炮轰”式的批斗。我也只好向他们赔礼道歉，承担起未能组织好这次车站秩序的领导责任。可是，他们并不就此满足，向我提出：一定要追认这两名惨死的红卫兵为“革命烈士”。我很清楚，这一要求决不可答应，便说：别的要求可以商量，追认为烈士我没有批准权力。他们一听，又对我发起了一个围攻高潮。他们愤怒地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承认不承认毛主席号召领导的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只能回答说“是！”；他们又质问：“国务院通知红卫兵到北京大串连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也只能答说“是！当然是！”；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地质问：“那么为大串连革命行动而牺牲的红卫兵是不是为革命而牺牲？”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是为革命而牺牲啊！”他们乘机归结到本题来质问：“那么，你为什么说不能追认他们为烈士？”这一连串的追问，实在咄咄逼人，令人一下子很难据理讲清楚。但我不能不反复向他们讲两点：第一，在天安门“大接见”中曾有由于拥挤被踩倒致伤致残甚至当场死亡的，也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来时衣着单薄途中冻伤冻死的，就我们所知没有给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的先例；第二，我们接待总站本身没有批准谁为革命烈士的职权。这时，他们又要我答应代他们向上提出申诉和申请批准革命烈士的要求。我婉言地表示：“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是受国务院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不要说我们不应当把矛盾向上推给我们大家都敬爱的周总理，即使我们把你们的申请上报到周总理，那不是给他老人家出难题吗？假如周总理批了你们这两个为烈士，那么其他类似死了的红卫兵怎么办？我们能这样忍心给敬爱的周总理添麻烦吗？……”
长时间的艰难的谈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车站食堂免费招待他们吃了午餐又吃了晚餐，是时间钝化了矛盾，渐渐双方气氛缓和下来。最后他们又提出要求把这两位死亡的红卫兵用棺木存殓，车运广西南宁。我慎重考虑后，答复满足他们这一要求。次日天刚亮，我便陪同他们一道到同仁医院停尸间，最后看了这两位年轻的死者。
处心积虑，在红卫兵两派纠纷中周旋
在接待站工作的日子，最劳心的是处理红卫兵两派的关系，即考虑如何在两派之间周旋。
我们接待总站所在地的先农坛就存在着两派。一派是以运动员为主体组成的；一派是以工作人员为主体组成的。两派都要求我支持。我思前想后，把两派的头头请到一起，我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们的革命行动，我都要同样支持。但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搞大串连接待的，而不是来搞运动的。我要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得到你们两派的共同支持。打开天窗说亮话，假如我只站在工作人员一边，你们运动员非把我打出先农坛去不可；假如我只站在运动员一边，工作人员一旦对我停水、停电、停伙……我也就寸步难行了。所以，请你们双方都要谅解我的苦衷，共同支持我去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接待任务！
我来上任，先贴了这样的“安民告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又一直遵循不介入两派运动中的事、慎之又慎地处理两派纠纷的原则，把总接待站大本营的形势稳定住。
对外地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底细，我们强调不管是什么派，什么观点，都一视同仁，热忱接待，妥善安排。但是，既然有派，有派性纠纷，那你也是无法躲过的。
开始我们总是把同一地区来的红卫兵安排在同一个接待点。谁料两派在一起，就免不了发生纠纷；纠纷一旦发生，就打电话给接待站，点名要我去。甚至说：“限你马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样的“勒令”式的语言，那时我都听惯了。
有一次，河南的两派都安排在农机学院，两派在该院发生争执，农机学院掌权的一派又参与进去，支持了其中的一派。另一派感到受压抑，参加过“大接见”后想早些返回河南，农机学院偏偏有意识地把他们的车次拖后安排。总站按照要求早离京的优先安排的原则，应这一派的要求，发给了他们最快、最好的车票。然而，就因这点事，闯了一场乱子。河南对立的一派和农机学院造反派认为接待总站有偏有向“支保不支革”，给总站下达“哀地美敦书”点名要我到农机学院作交代。
我一去就被带到农机学院造反派早已安排好的会场里，对我进行批斗。
因我早有思想准备，策略是先让他们出气，任凭他们批斗够了，再耐心做解释工作。我先说接待站办事欠周全，没有事先与农机学院接待站通气。接待总站有责任、有错误，我作为负责人应负领导责任。又说我们接待站都是“派盲”，对于所有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分不出哪个“保”哪个“革”。最后，我加重语气特别强调说：“周总理也是这么交代、指示我们的，对所有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要一律好好接待。”这时全场才慢慢肃静下来。
这时，我又再一次检查主观上的原因，承认工作粗糙了，诚恳地向他们赔礼道歉，请他们谅解。大会结束后，我又与农机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一起吃饭，饭后参观了他们的接待站，同他们交谈接待工作体会，直至深夜，双方都异常兴奋。大概是彼此增进了理解的缘故，次日清晨他们为我送别时笑着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明天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要到先农坛夺你们接待总站的权。”我很清楚，这是他们给我善意地打招呼，我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匆匆离去。果然，就在这第二天，造反派真的去夺权了，但我注意到，参加夺权的北京高校的造反派中唯独没有农机学院的人。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权，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2月下旬，北京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夺权，新市委以刘建勋为首的全班人马基本上处于“靠边”地位。三月初我们接待委员会也被北京各大专院造反派联合夺权。他们白天开会对我进行批斗，晚上仍然要我主持接待工作。
先农坛南边的大墙上，用红漆涂写了近四平方米一个字的大标语：“火烧吕鸿！”“油炸周荣鑫！”我的最大的罪名，就是在“大接见”中发生过伤亡事故，他们把责任一古脑推给我，在批斗我时朝我喊“向吕鸿讨还血债”的口号。
不久，中央明令停止全国大串连。接待总站的任务才算告了终结。并在我要求下离开了北京市委，调回了我原来的单位国防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