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总免不了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同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情调，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与痛苦，有异代人难以理解的喜怒哀乐。我们属于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曾经盲目地然而却是真诚地拥有为理想、为国家、为他人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付诸了实践。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一方面多少有些留恋那稚嫩的莽撞的苦斗，那蹉跎岁月的青春、热血和汗水的无私奉献，以及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围重压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缩而汗颜，为自己后来经历了思想解放，并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觉悟到知识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飞腾超越而暗自庆幸。
原罪与救赎
我们生活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会，实际上很难体验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原罪”，是极左年代的所谓阶级原罪，即笼罩在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形的紧箍咒——罪感意识，生而有罪的意识，父债子还的意识，低人一等的意识。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远远早于“文革”。即使不谈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类似行为，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这些都是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读高一和1965年读高二时，就已向学校提出过不再念书而奔赴农村或边疆务农的要求。记得汪子英校长、刘克刚主任（教务）专门与我谈过话，劝我打消此念，认真读书。我当时十分欣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前驱者，决心以他们为榜样。然而在下意识里，这种要求却是与自己的“出身不好”有关系的。当时的一种内在痛苦，是渴望参加革命而因所谓“出身”问题和“海外关系”问题而不得参加革命的痛苦。这种阿Q的苦恼在我们班上（省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同学们多数是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子女或城市工商业者的后代）特别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与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学们，受北大、武大“文革”巨变的鼓动，给校党总支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毕业班的备考复习而积极投身火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学生以请愿和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六·六”运动。省市迅速排出了以一位资深的团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处理此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与冯达美、孙俊3人被工作组和党总支内定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团。
我们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左派，是毛泽东的十分幼稚且狂热的信徒。然而由于我们必须承受由父母带来的“出身罪”，而不得参与“革命”。因此，我们“革命”的动机首先为当局所怀疑，且视为异己分子，随之而起的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不仅把我们排除在外，而且把我们（所谓“黑五类”）也作为斗争或准专政对象。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历史的参与者，我们这些“先知先觉”的造反者很快被“后知后觉”的造反者所抛弃。历史的旋涡总是使中心滚进边缘，而边缘人物每每占据中心。
现在看来，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到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之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之中。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而我们这种救赎之道，只能是自责、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从强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积极参加革命、接受改造，并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脱胎换骨”的决心。例如，我曾经主动地天天打着赤脚到开水房为好几栋教学楼打开水；我这个连任几届的班主席（班长）给我们班的几任班主任老师刘乐芳先生、张丽华先生等写过大字报，揭发他们给青年学生推荐修养之类的“毒草”；我积极参加当局领导的批斗活动，特别是对许简老师《三言两语》的批判，记得我曾把许老师的写作背景与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查阅报刊，上纲上线。写大字报说他抵制反修：我曾经追随红卫兵到珞珈山的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去“扫四旧”，在唐小蓓同学家还高声指责她父亲唐炳亮教授，大约是声讨他这个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红卫兵的一封勒令信，让我集合祖父母、父母亲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十几条口号，每条连呼几遍，我照办了，虽然痛苦至极，仍然造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母的反，勒令他们扫街，佩戴自辱的黑符号……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也逐渐“咸与革命”了，我们参加的“红十月战斗队”，虽然是比较文雅的，但也做过蠢事。我记得我与几位同学在某年的大年除夕，还跑到“走资派”邓铁生书记家狠狠训斥了他一通。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放在特定的“文革”环境中算不得什么。但“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深感当年在“左”的氛围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违人性啊！或许恰好因为自己有“黑五类”这顶帽子的限制，才没有走得更远。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激进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在“文革”中，我对滥杀滥打无辜，“打砸抢抄抓”的无法无天状态深感恐惧，对给我们的师长的种种侮辱（如我校红卫兵给著名的女教师、化学权威张惟聪剃阴阳头及给一些老教师戴高帽批斗等）和杀伐（如我校著名数学教师陈邦鉴先生自杀等）深觉不公和不平，然总是以所谓革命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以毛泽东赞扬湖南农民运动14件大事的态度来对待所谓的“群众运动”。在这种麻醉剂下，我认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群众”数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时也竭力与家庭、尊长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师长划清界限。
1967年元月，由于苦闷、无聊，由于处于一种“被抛弃”的生存处境中，由于急想找到一个躲避残酷的现实和“罪恶”的家庭的地方，我与另几位“黑五类”同学王津新兄、吴炯珞兄、何峥生兄一道，打起背包，扒车到新疆去，请求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不仅是沙漠里的绿洲，也是理想的乌托邦之境。父母和兄长姐妹含泪送我远行，以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为我买了行装。我们4人扒了数道火车，几经辗转，终于到达乌鲁木齐。然而由于国务院下令兵团不准招人，无论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如何苦苦哀求，兵团坚决不予通融。万般无奈，我们4人在乌市盘桓一周，不得不打道回府。
上述跪着造反、扭曲人生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发生在“文革”的背景下，虽然当时我尚不足20岁，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谅自己，为自己的怯懦、无知、盲动，特别是伤害亲友、师长的行为而深深地负疚，深深地忏悔。
人性的复苏
1968年11月，我们在久待之后，终于第一批自愿下乡。我们班上的同学们虽几经斗争、分化，但大体上还能坐在一起，讲同学的情分。我与邱申新、陈世钟、彭淑念各带一队，奔赴天门县渔薪区和石河区的若干生产队安营扎寨。邱申新等同学（还有温庆余等）在“文革”中表现出少有的怀疑精神，常常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不像我等那样地信奉教条，那样地唯书（报）唯上。对于下乡，有一些同学是持有异议的。但我仍十分“革命”，心甘情愿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汗水的洗礼，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的确没有想到后来还会返城，的确属拼命苦干的扎根派。
当时的天门县是“山清水秀、人面桃花”的地方。从县城到渔薪，从渔薪到我们生产队（杨场公社金星一大队四小队），河水清澈透底，两岸绿树成荫。肤色白净的媳妇们和姑娘们喜欢穿着红红绿绿的漂亮衣裳在棉田锄草，煞是好看。她们老是嘲笑女知青们只穿黑色、蓝色的制服。但由于好大喜功的政策干扰，后来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汉北河挖通之后（我们都参加过挖掘汉北河），县河成了死水，据说今天已不忍闻睹了。水已污染，真不知“人面桃花”安在否？
中国农民是十分实在的一群人。他们对社会的种种限制，常常能做出俏皮的挖苦和消极的反抗。所以，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种自留地，限制农民养家畜、家禽，成天在大田里集体劳作，甚至种什么、什么时间种、怎么种都一任上级发号施令的情况下，他们仍充分发挥了黑色幽默的天才。我们这群苦行僧或苦行尼在田里拼命于活，由于不得法（没有技巧），常常弄得十分狼狈。他们常常拿我们打趣，田野里充满了笑声。农民其实是十分善良的，笑归笑，帮归帮，他们总是善意地帮助我们，安顿我们的衣食住行，为我们做了房子，教我们一些干农活的技巧、方法，也包括偷懒的方法。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把一辈子的饭一口吃完了。”提醒我们爱惜身体。我们开始干活时总是弄得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而他们则暗示我们，身上干净才是最佳能手。
他们不仅纠正了我们的苦行主义，制止了我们的自虐自戕，也暗暗地纠正我们的斗争哲学。尤其是我们按教条主义的虚幻的所谓阶级分析，要去斗争“地富反坏右”时，他们总是巧妙地回避，把我们引向别的目标。而他们自己对所谓“五类”分子（其实很多是地主、富农的子女，或城里阶级斗争激化后遣返到乡下的资本家）则特别有人情味。在我们看来，“五类”分子是我们的敌人，而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愣头青其实是“六类”分子，需要他们在生活上予以关照。在皂市白湖围垦时，早春时节，春寒料峭，“五类”分子要先跳到刺骨的水里作业，农民们总是想各种办法让他们早一点从水中起来。他们不仅制止我们蛮干，也教会我们在工地上如何抢饭吃。有所谓“一、二、三”的策略，即第一碗多盛快吃，第二碗少盛快吃，一定要抢第三碗，然后慢慢吃。
在乡下，我们真正体验了民问疾苦和我国农村文明程度的低下。天门处在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之中，可我们与当地人一样，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少有鱼肉吃，少有大米吃。吃得最多的是粟米、大麦米。大麦米的吃法是，先在锅里一炒，炒熟之后用水一煮，实际上无法煮烂（且烧柴本就缺乏）。如此煮成的大麦米，当地叫“qu米茶”（我至今不知这个“qu”是何字，疑是“浚”，又似不对），夏天基本上吃它。因为不能消化，拉出来也是整颗的大麦米。水利工地上每餐吃三两粟米，上面加上一斤胡萝卜。菜以腌菜、腐乳为主，都是自己做的。农村不仅“无吃”，也“无教”，特别是一些女孩子，根本不可能读书。我们四、五两队的知青办了一个识字班，在武汉买了一些识字课本和小学一、二年级课本，把孩子们（也有少数青年参加）编成不同程度的几个组给他们扫盲。此举深受孩子、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的欢迎。我们也稍稍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由于我们与乡亲们相处甚洽，感情甚深，我们离开时，乡亲们都动了真情，流了泪水，送给我们鸡蛋等物品。乡下的生活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我们懂得了仁爱、慈孝、信义和平等等保存在民间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使我们的人性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文革”氛围中渐渐复苏，渐渐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力量。那种斩断亲情、师生情和阉割人性之爱的所谓“阶级斗争”，其实是多么荒唐。我们头脑里充满着有悖人性的“斗争”、“专政”之类的教条，而乡土的生活却是充满温情的。农民虽然在应付上边的号令时表现出不少机巧或狡黠，但在日常生活中凸显的是淳朴。他们内在的价值指导，仍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民间生活把我们内在的四端之心启导了出来，教会了我们做人的根本。而这些耳濡目染体验到的仁义礼智信、善良、和平，与被天天灌输给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仇恨”斗争“理论”，反差竟是那么强烈。现在想起来，我真是非常感谢天门乡下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照，特别是对我们复苏仁爱之心、良知善性的切实启导。这些启导往往是无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接受的是无言的再教育，是实际的人生，是良心的复归。
现在乡亲们的生活不知怎样了，从前年来看我们的鄢元发叔口中得知，他们的生活遇到了新的麻烦，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执掌乡镇权柄的年轻后生，颇有点霸气十足、横行无忌了。天知道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农村还有没有生根。弹指问，我们在乡下当知青的日子距今已26年了，我们仍然很怀念那一段艰苦然而却不乏温情的乡土生活。
多余的评价
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是有着密切连带关系的事情。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不能不研究极“左”思潮背景下的这两大运动。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完全可以多元化，评价和诠释尺度不必也不可能统一。
我在乡下待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多一点，而且我待的地方，条件还算不错，民风也淳朴。因此我的体验和感受，与待得更长一些或更苦的地方的同学、亲友相比，也就颇不相同。在我被招到湖北省化工厂当工人之后，我的一些同学及我的妹妹，又在乡下生活了4年，有的甚至达8年。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精神上的压力渐渐增大。新鲜感丧失后，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和单调亦成了大的问题，有的甚至受到来自政治、情感诸方面的摧残。
现在在洛杉矶教书的我班才女冯达美，在天门机械厂当工人多年，只是恢复高考后才得以返城。更苦的是书呆子黄颐同学，因高度近视，在乡下待了8年，尔后才抽回汽运站当搬运工，也是到恢复高考后才回武大。黄老弟该有四十六七了吧，赴美多年，闻刚刚考上美国一家最好的物理实验室读博士后。他的垂垂老矣的父母相互搀扶着散步时将这消息告诉我，言谈间似觉非常欣喜满足。这两位老人膝下再无别的子女，黄老弟的妻小也早已随他客居大洋彼岸。每每看到他父母的孤独无依，我不觉悲从心中来。龚一平同学也在乡下8年“抗战”，回汉后开过小小机动车，读了大学，现在在一家中学当娃娃头，40出头才有孩子，而仍面临着糊口之忧。孙俊同学还算顺利，在北京环卫局法制处工作，也是借大学毕业分配之机，在省教委前领导张树芝同志的关照下，才解决十多年两地分居的老大难问题。她的儿子又考回武大，读书很用功，而她自己已是一身疾病，形容憔悴了。我们班更多的老知青们仍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着生活着。
总的说来，知青下乡是国家在“文革”期间为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而不得已采取的举措，也是消解城市动乱源头之一的红卫兵运动的一种最佳方式。城市知识青年大批安置到本已劳动力过剩的农村中去，实际上是反现代化的流向。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仍不熄灭的“民工潮”，即农业过剩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打工的流向，倒是现代化的正流向。“知青运动”与“民工潮”恰是相反的两极。
相比之下，“民工潮”比“知青潮”的社会震荡更为剧烈，也更有意义。
知青这一批人，年龄跨度有十多年之久。70年代的中学生，我们不太熟悉。60年代的中学生，实在是很苦的一代人。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他们遇到物质生活的大饥荒；在他们长知识的时候，他们遇到精神生活的大饥荒。他们现已到中年，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有一部分人面临新的失业危机的困扰。平心而论，“老三届”一代人是最具韧性的一代，最受磨练的一代，最有敬业精神的一代，他们给予这个社会的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很少。老黑格尔说过，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正如不能脱离他的皮肤一样。朱熹老夫子也说过：“无所逃于天地之问。”我们总是处在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之中。我们只能以平常心情回首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的青春与血汗的奉献还是值得的。
就我个人来说，下乡的那一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虽然因出身问题仍十分自卑，但农民不因此而鄙弃反更亲近。我渐渐恢复了自信，特别是复活了仁爱之心。这段生活至少为我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即尽管我因为其他的缘故，在离开了农村又当了8年工人之后，于1978年31岁时有幸考入大学深造；尽管我现在于高校任教，但我的本根是平民。这不仅因为我的祖父、父亲只是武昌城边、巡司河畔的小小商人，更因为我有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的近十年的经历。现在我是一位平平实实、独立不苟的平民知识分子，决不沾染贵族习气，特别无意巴结权贵，依傍权势。我总是把自己当作一名知青，总希望不脱离此根，即中国文化的乡土之根。
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儒释道三家的哲理，需要吾人切实地体验。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默默地工作，为培养平民的后代尽心竭力，在社会需要时，不妨作狮子之吼，代表平民的心声和社会的良知。
郭齐勇：男，武汉市十四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去天门县渔薪区杨场公社金星大队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