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30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极具特色，而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青年一代也有了特殊称谓。用得最多的是“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还有在校大学生将先后在1966至1970的五年间毕业，故被称为大学“老五届”学生。又有学者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称为“第三代”。作为一个世代，理应包括全体。不可忽视大学生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还有青年工人也都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活动。但是，从红卫兵组织直到上山下乡，人数最多、活动最强、影响最大而且始终有共同经验的则是“老三届”群体。因此他们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自己也有特别强烈的自我认同。
革命的接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是青春的象征。对外完全赶走了帝国主义，对内则面对地方割据民族复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真正的统一，而且很快医治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面貌一新，中国共产党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世界舞台，全球华人为之振奋。毛泽东与共产党因此也成了正义和光明的化身，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而青年对共和国的成立曾作出重要贡献，青年因此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舆论认为象征着“火红的青春”。
党和政府当然也充满了自信。在一片大好形势面前，加快了政治与经济建设的步伐，很快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环境，人人都被规定在一个单位之内，成为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对青年来说，由于升学、工作分配再加上户籍制度，个人没有选择权力。这种体制是战争模式的继续，而且形势的发展也使人认为面临着新的更伟大的战争。否定党的八大决议，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独创地提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以难以确定的思想标准来认定敌人。除帝国主义外，苏联也作为修正主义成为敌对力量。面临帝、修、反的军事进攻与和平演变，国内外几乎充满了敌人，已经遇上了空前紧张与严峻的形势，实行备战措施，要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战斗……
对于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暴力和权力的关系，亚里斯多德早就根据对希腊城邦政治的考察作出过分析：许多以武力致胜的城邦仅能适合战时的生活，处于和平时代这些人好像一把尘封的锈剑，不懂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武力作为手段反而成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改变以暴力维护统治的惯性。青年工作面对经济建设也曾提出向科学进军、学习是学生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的口号，但是共青团就明确规定总任务是要求青年“永远做坚定的革命派”，时刻准备着做革命的接班人。担当政治的角色确是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传统，问题是角色的意义有了深层变化：“曾经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拯救民族危机的先锋、同腐败官吏和反动政府斗争的勇士、民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的青年，如今成了接受指导的奉献者，等候接班的后继者。”对这样的角色当时的青年是如何认同的哩。
50年代初怀着对党和政府十分景仰的心情中进入大学的青年，他们自我意识比较成熟，又有接连政治运动的直接经历。当整凤运动兴起、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北京大学发起了五· 一九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批评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绝对化、极终化与宗教化的倾向，要求发扬其固有的批判精神以打破僵化的思想体制，并且对社会主义、个人崇拜等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方面又关注这种倾向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改变因此在青年中形成的知识贫乏、思想空虚、猜疑冷酷、相互仇恨等现象，要求自己成为有头脑的、有个性的人。钱理群教授对当时大学生的这些思想进行了两个比较：一是与当时的民主人士、政治家们的言论作比较：真正体现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一是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言论作了比较，两者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是这些青年被当成了敌人，北大有千余学生被开除学籍发配到穷山恶水。顾准在论到“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 时写道：“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北大学生中的右派林昭就是这样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这批大学生是第三代中年龄最大的亚群体。他们继承了五四青年的角色，没有成功但也没有屈服，历史宣判了他们无罪，他们的思想今天仍然极有价值。钱理群教授提出要建立起“1957年学”，这给青年研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建国以后的中学生是标准的老三届，由中学升大学的则是老五届。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整天就是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解放全人类，树立对对毛泽东的崇拜。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突出的心理。第一代英雄人物的事迹成为青年随时学习的榜样，一旦革命任务到来自己也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成为英雄。唐晓峰回忆：“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恼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
革命化教育强调“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当时的电影、小说中都有大量对极端暴力的描述。1963年10月，教育部主办的《人民教育》发起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阶级的爱、特别是对领袖的爱绝对高于亲情、师生之情，母爱是渺小的，将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中国民间早就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却一直受到广泛欢迎，刘再复认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现在这种无意识竞由教育当局正式传授给第三代。马笑冬在文革中打人时只有15岁，“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不足以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她们甚至有“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的思想。
当时领导人对接班人的解释是指政治上的接班，被选拔当干部，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中选拔，加强了“血统论”倾向，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而权力能否获得完全由党和政府掌握，为此学生们一再地改造自已，表现得好了还要再好，争取入团当上班干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潜意识在少年时期就如此激烈竞争，将深层次地影响他们未来的行动。
第二代人在国共两党武力斗争的政治环境中不再强调个性解放，现在，关于权力、暴力与服从等观念又向第三代人从少年时就灌输，这在历史上都少有。埃里克森主张应该给予青少年一段不应过度承担责任与义务的“隔离时期”，鼓励和允许他们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形成自我认同感。但是强化的灌输使中学生普遍感到思想封闭。与1957年的大哥大姐不同，对青年角色的那种设计，这批中学生少年群体是真心地接受、诚心地履行了。
接受与挑战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叶维丽回忆：“毛那天身穿绿军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战争时期都很少穿军装。它的象征含义太明显了――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战争的特殊时期，而毛是‘红司令’。‘文革’的军事色彩值得注意。”红卫兵回忆当时的情况都认为“确实和宗教狂热没有两样”。毛泽东将政治领袖与思想权威集于一身登上了集权政治的巅峰。全国只有一个脑袋、一种声音。第二代人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将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上缴给了君师，第三代更是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伟大领袖也深知学生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为了动员他们不惜破坏生产免除一切费用鼓动红卫兵大串连走遍全国，短时间内八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红卫兵在“红司令”的带领下演出了一场大浩劫。
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暴力迫害致死已司空见惯，当时舆论用词也是“反动堡垒”、“负隅顽抗”、“坚决打击”一类战争语言。主流意识形态更为形成这种心理提供了很强的文化理论氛围。建国后，戊戌维新和五四启蒙被认定属于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性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才是革命的三大高潮。“一九五八年 ‘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拔高。”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残暴广为人知，为了革命手段再残酷也无不可，文革中就公开支持。红卫兵就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在“破四旧”中集合成为群体面对“阶级敌人”时，根据惯例发生类似义和团那样极其残酷与愚昧的行为，形成吞噬千万人生命财产的红色恐怖的“武化”革命。这不过是历史的再现，难怪史学家唐德刚称义和团为“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至于“一月风暴”后充满武斗的夺权实际是大小内战，湖南省道县打死数千人，重厌留下红卫兵基地。夺权中提不出什么社会理论的主张，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重演，更是历史的再现。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一书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思维模式概念模糊混乱而僵化”。以此对照文革时的思维：林彪说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有什么论证和根据？“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常常是混淆是非的”，“首先是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红卫兵也是以非理性的狂热信仰去冲锋陷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青少年毕竟处在思维发展的时期，一旦在造反中的处境发生变化遇到挫折，复杂的经历带来了新的刺激会触动原有的思维模式，产生逆反心理。老红卫兵受到镇压后就反过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质疑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正确性。在造反派中这种情况就更多。杨小凯曾回忆他那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写作经过，他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出狱后到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了有广泛支持的批判特权阶层的“新思潮”，使他回想到一月风暴时市民对当权者的强烈不满。他家中的保姆也告诉他多数市民对权势者的专横早已怀恨在心。为此他认为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重建官员民选的政体。类似的思想在北京、上海、武汉、山东等地都有出现。在当时，成人中也有人在反思但保持沉默。只有顾准在作深入的、超前的理论探索，但文字不能公开。而青年学生这种互相串连与理论探讨，用文字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成为全国上下迷恋武力、意识形态十分模糊的环境中出现的思想理论探索，不能不是文革中一道独特的、鲜明的、充满朝气的风景线。
当时打破常规允许学生自发结社互相串连，这种“大民主”环境无疑给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条件。自由结社自然会导致自由的思想，为青年思想的变化提供了巨大空间。印红标教授在所著《失踪者的足迹》中，对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作为上编进行了详尽分析，包括红卫兵各种派别以及遇罗克、王申酉、杨小凯等青年的种种理论探索。印红标写道：“青年的思想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下，一反文革前「一切听从党召唤」、「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统一于主流思想的状态，出现了不同政治观点的争鸣。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了一个缺口，哪怕十分有限，也很难驾驭，即使以毛泽东及其为首的中央在青年中的崇高权威，也难以完全控制。”结果，不论是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都遭到镇压。在红卫兵运动结束以后，也“已经不可能使红卫兵一代人的思想重新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实际上，从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时，淡出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学生就开始了新的思想探索，并且在日后严厉禁锢的条件下，进行了艰难的思想跋涉。”
历史转型的先声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红卫兵不再是主角，许多人成了逍遥派，但是并没有整天玩乐，年轻人求知的天赋，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北岛与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集中30位老三届人的长篇回忆：这些年轻人三五成群，在长辈的家中、图书馆中、旧书摊中收寻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书籍，彻夜阅读，互相传送，展开争论，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在地下形成了强烈的青年反叛文化，而且城乡互动，被朱学勤称为“民间思想村落”赋有了盛名。这些读书活动被发现后遭到镇压，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青年没有屈服，他们启动了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有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面对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以及社会巨大差距的现实，禁锢的思想被打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使他们心中的精神建筑轰然垮塌，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生要自己来管了。在思想村落的作品中涌现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神和救世主己经从天上掉到地下，个人要有理性和自我质询的启蒙精神，做自己的主人。“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想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金大陆教授一再肯定知青的“苦难与风流”，认为在中国当代史上，只有这代既有文化又有教训的青年人，向中国的农村也即向中国传统文化伸展的根部，作了一次大迁徙，对中国的国情体验和感悟。各地城乡互动的思想村落都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讨论，在各方面都比红卫兵时期更深入更切合实际，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中的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对此也有非常详细的述评。其中就有当时广为流传的张木生对中国农村体制的思考，更有名的是李一哲“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站在时代的潮头，思想敏锐深刻，文笔犀利雄辩，轰动广州，惊动中央，影响波及全国，是文化大革命后续阶段青年思潮中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历史文献。”四五运动后，广州、贵州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最后集中到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笔者曾对其中的《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四个刊物作调查后写出长篇报告，并附有其中主要人的小传，他们多是经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份《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的报告发表在刚创办的团中央内部刊物《青年研究》（1979年8月30日）上，引起很大反响，甚至受到有些领导层的支持。彭真委员长曾派杨景宇先生与笔者作过五次长谈，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对报告中提出的着手制定出版法、结社法的建议感到兴趣。上述这些青年人的思想探索，既为社会转型打下了群众基础，又为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李陀在《七十年代》序言中指出这代人中有的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依附权力的品质。因此他们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回声，那么，在这段特殊历史中青少年从愚昧走向觉醒的思想变化，极其难能可贵，是最早起来反对文革的力量，因此是历史转型的先声。
在评论第三代人的时候，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们的理想主义。由于红卫兵的暴力与夺权中有明显的个人利益驱动，因此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连反思红卫兵时应抓住权力迷醉与兽欲失控的陈思和都认为：“红卫兵运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青春激情的因素，可是处在一个充斥着阴谋、夺权、专制和野蛮的时期，这些可爱的青年人身上积极向上的因素被权力者引向了反面。所以，从抽象的意义上反思红卫兵运动，对于其某种精神现象的价值探讨，恐怕还将是学术界的重大科研项目。”大量回忆也证明红卫兵带有理想主义。唐晓峰回忆北京四中同学张育海，文革中写“论出身”助阵遇罗克，接着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全缅共东北军，在给同学的信中引用马克思的话“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不久他牺牲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中。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林毓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命运与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分不开，但后果与目的适得其反。他引用韦伯的理论：不能仅有实现政治目标的意图伦理，还应对其目标可预见的后果进行深思熟虑并对之负责的责任伦理，因此目的与手段之间处于“紧张”状态，在决策之前就要详尽考虑使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为只要心志纯真就不必考虑后果，甚至以为目标愈伟大，愈可不择手段，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
这里说的“紧张”状态，就是在实现目标的社会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矛盾时，必须对原有手段进行分析与调整，如果矛盾很大甚至失败则应修正原有的政治目标，改变自己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紧张就是对认识的再认识，是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成熟。所以那时的理想带有盲目的成分，只是一种精神状况，一种宗教信仰，把一切都交给了崇拜的对象成为被运用的工具。而被崇拜的领袖则不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所谓“理想”实行后造成巨大悲剧仍不反思，而且为打倒正在反思的同伴大动干戈，天下大乱，无法控制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时的老三届已从少年进入青年，有了紧张的社会实践，因天崩地裂而开始在思想上进入紧张状态。但是当时的精神与信仰仍在，改变的只是要有什么理想、实现的手段何在。他们仍然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但摆脱了对神的依附而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和权利。也就是作为一代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实际是在追求个性解放。在当时的历史中，这是一个使政治脱离宗教的祛魅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又一重要表现。“从过去的‘我’中挣扎出来，寻找一个新‘我’；白手起家的奋斗，失而复得地找回整整一代人的位置。他行走着，翻山越岭般的行走，跌滚得浑身是伤，常常走到绝路，又常常看到一线希望。他执著地走，这经历，这过程，是一代人的道路，是一代人的史诗。”这是《苦难与风流》中陆星儿的一段话。金大陆将苦难与风流相联，不愧是研究老三届的专家学者。
“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这是李陀《七十年代》序中的话，这代人真是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对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这代人，正如金大陆在《苦难与风流》修订版后记中写的“关于‘老三届”人的命运研究，既然已从社会学的框架进入了历史学的视野，它在时间上的追溯将更深远；它在空间上的拓展将更开阔，以及所要面对的史实和问题将更复杂。”在历史视野中，他们既是启动这段特殊历史的先锋，又是推动这段特殊历史转型的先声，前后发生完全了相反的作用，是这代人最大的特殊性。与五四青年由于外来势力引起民族危机而投入政治不同，第三代是在和平环境中响应号召造反形成国内危机因而自我觉醒成为历史转型的先声，有功也有过。人们往往更注意其过，一直存在要求红卫兵忏悔的呼声。其实他们已有不少忏悔，更值得关注的是形成红卫兵的历史环境，要将它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来考察。神学政治、权力迷醉、暴力仇恨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中负面因素的集中沉淀，集中的暴露反而导致了它的破产。现在是第三代进入成人社会的时候，有的进入权力结构（有的是老红卫兵子承父业），有的成为文人，他们能否将反思文革时的思想与品质保留到成人社会？朱学勤提出“应该反对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应该反对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文革。”我们当然希望将青春的单纯与朝气（如对特权的反对）保留到成人社会，应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至于因苦难反而奋斗走向风流的精神，更应成为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加速中国历史的转型。
（本文原稿15000字，现为压缩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