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做学问的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学人”，这是指懂得一些本学科基本知识的人；二是“学者”，是指具有一定独特观点、并能自圆其说的人；三是“学家”，指已经建立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并自成一家的人；四是“学道”，类似于“医道”和“商道”，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济世。我以为，杨小凯的为人为学已经达到了介于学家和学道之间，实属罕见、难得。

我与小凯相识、相聚和相知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是连续四年的四次学术活动。第一次是1997年1月在美国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第二次是1998年12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景研讨会；第三次是1999年8月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有关中国宪政问题的研讨会；第四次是2000年7月在上海浦东召开的有关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小凯的许多人格特质和学术观点给我留下了三大深刻印象。

其一，有关小凯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小凯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坚定的造反派和革命派，但经过十年牢狱之后，却发展成一个执着的“反革命”，即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和平演变，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小凯是一个公认的自由派，另一方面，他却极力赞美相对保守的英国“光荣革命”，赞美君主立 宪的英国，并贬低激进的以暴制暴的法国革命。众所周知，美国建国初期，以杰佛逊为首的自由派是崇法贬英，因为当时的法国是民主共和、 自由博爱的象征，英国则代表保守和皇权，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保守派则正好相反，贬法崇英。其实，这种从青年到中年根本改变自己哲学思想和信仰原则的 现象，在许多历史伟人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真实地展示了小凯不断求索、求变、求新的人生轨迹和心路里程。

其二，有关小凯的政治行为，小凯一方面积极、长期地参与许多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活动，而且乐于同体制内的各类官员和学者保持联系，但 另一方面，他却不加入任何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组织。这样，一方面，小凯可以经常在国外发表许多“大逆不道”的观点和文章，而另一方面，他却能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自由出入中国，自由发表演讲。中国官方对小凯是既不敢“剿” ，也不愿“抚”。有意思的是，对此现象海内外没人质疑小凯的学术道德、人格品质和政治背景，相反，人们更多的是钦佩，钦佩小凯对中共体制的深刻理解和对政治艺术的超人技巧。其实，这种不剿也不抚的“杨小凯现象” ，也给海内外的学者一个启示，一个人越独立、越真诚、越勇敢、越有实力，就越能得到左中右各界的尊重、礼遇和容忍。

其三，有关小凯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行为，小凯一方面极力赞美英国“光荣革命”，而英国“光荣革命”的重要遗产之一是实行民主宪政在先、推动工业革命在后；但另一方面，小凯并没有拒绝介入只搞经济改革的中国社会，而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献计献策，这似乎反映了小凯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矛盾。其实，小凯在过去二十五年，有效地平衡了热情的理想和客观的现实，既不断宣扬自己的宪政理念，又积极地介入千载难逢的经济改革，而不是坐视、轻视和蔑视只模仿技术的经济改革。

其四，有关经济学与非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小凯对许多非经济问题和社会事务，身体力行，孜孜以求，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撰写了大量的非经济学专业的文章，但另 方面，他却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能力，从事极其艰深的纯经济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其实，这又正是小凯独特的治学风格，既以经济学为 本，守住自己立身存命的根本，又充满人文关怀、经国济世，将经济学与非经济学、将博与约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其五，有关为人与为学的关系，一方面小凯在许多学术文章和学术研讨会上，似乎有一点“傲慢”与“偏见”，常常不惧任何领域的权威，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学术 观点，但另一方面，他往往能够与自己的学术对手和睦相处，并在非学术场合处处表现一种随和与随意，长此以往，往往使他的学术对手也升华了对学术宽容和人生意义的感悟。其实，小凯这种为学与为人的矛盾态度，正是反映了小凯独特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一种“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真理”的人生境界。

所以，在凡人、常人所感觉的矛盾与冲突，在奇才、伟人身上正是一种不凡的道行、一种对立的和谐和一种体大思精的境界。为什么一个孔子、一个老子能够吸引无 数历代精英的苦苦研究？就是因为他们“自相矛盾”的观点和行为，能够在不同时期、被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并由此创造了无数的不同学派。很显然， 学问只有矛盾复杂，才能博大精深，才能彰显“学道”的魅力。

除了小凯独特的人格特质以外，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也给我留下了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后发劣势理论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Olson的发明，即“curse to the late comer”，意思是“后来者的灾祸”。记得在2000年7月 的上海浦东会议，组织者把我的有关全面全球化的发言与小凯的后发劣势发言放在一起，其中同台发言的还有田国强和郝雨凡，主持人是张维迎。我提出历史上面对 全球化的进程，存在四大类国家，包括先知先觉、半知半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并认为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当今的中国大陆大致属于半知半觉，因为它们尽管创 造了经济奇迹，但忽略或压制了政治民主，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所以应该反对有限全球化和局部全球化。对此，小凯提出他的后发劣势论，认为如果 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就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导致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仆后继。小凯认为，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组织来安排，由此就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

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隐含了三大思想往往被常人忽略。一是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两个等量齐观的平行关系，而是存在主次分明的主从关系，对此，人们绝不能以工业革命的辉煌成就来取代和矮化宪政革命的制度变迁；二是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国式的宪政民主，再实施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工业革命只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或迟或早地发生。三是中国式的经济改革优先模式，不是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因为 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模仿技术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洋洋得意，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导致上上下下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由此将成为后起中国的“灾 祸”。对此，小凯提出，中国到处可见的“科教兴国”和“教育兴国”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因为真正要将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和 “民主宪政兴国”。值得强调的是，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是他早年“中国向何处去” 的深化，是他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

其实小凯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后起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跨越历史发展阶段和避免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后起国家能否在政治制度和民主宪政上选择捷径，一步到位？记得当年朱嘉明先生提出过“厕所革命”，认为中国的厕所可以而且应该直接从农村的粪缸、便桶直接飞跃到抽水马 桶，事实证明，这种硬件的跨越是可能和可行的，但是，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完成一条片面现代化和有限全球化的道路呢？是否可以只要经济全球化，只要经济改 革，只要中体西用，也能够成功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呢？对此，我本人在近期出版的《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与路径》（纽约科捷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小凯给我留下的第三个深刻印象是他对经济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在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史向来是不入流的。我曾在1994年出过一本有关美国经济史的书--《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1994年版)，小凯读后，在1999年的大西洋城会议上，与我进行了通霄达旦的讨论和争论。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非常熟悉附在书后的700多条美国经济史的书目资料，并认为，不懂经济史，永远成不了一位经济学大师。

同时，小凯也并不认同流行于经济学界的注释规范，因为目前的经济学文章一般只引用他人的整篇文章或整部专著作为参考资料，导致读者无从查询引文的具体页码 和出处，而且，也导致作者常常偷工减料，没有阅读原著的全文，就在注释上大量引用各类文献。对此，我们共同认为，在引用他人文章时，应该注明文章的具体页 码，甚至是引用原话，而不是加上作者主观意志的归纳。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就是在翔实的文献上，注明页码。他认为，经济学家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读文 章的全部，而不是只读题目、摘要、引言或结论。正因为这种扎实、踏实、求实的为学和为人，才导致小凯的研究不仅具有计量经济学的微观，更具有经济史、经济 思想和宪政民主的宏观。唯有结合了这种宏观的思想和微观的计量，一代经济“学道”的产生才有可能。

总之，追思小凯的为人、缅怀小凯的为学，能够使活着的人继续思考他的后发劣势理论，继续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并将修身与治学熔为一体，追求一种内外兼修的“学道”境界。

稿于2004年7月24日

原文出自陈一谘主编：《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页84-89）。